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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到阿赫梅达巴去。我听说有人企图把纳提亚车站附近的铁轨拔掉，维朗坎有一个政府官员被杀害，阿赫梅达巴正在戒严。人民惊慌得不得了。他们曾经放肆地采取暴力行动，现在轮到他们来还债了，而且还得加上利息。
车站上有一个警官等着我，把我护送到警察局长普拉特先生那里去。我发现他神色激怒，我温和地和他说话，并向他表示我对当地的骚动感到遗憾。我说明戒严是不必要的，并宣布我愿意和他合作尽力恢复和平。我要求他准许我在沙巴尔玛第学院的广场上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他同意我的建议，大会大概就是在4月13日、星期日举行了，戒严令也就在那一天或第二天撤销了。我向大会讲了话，我极力想叫人们明白他们的错误，并宣布我自己将绝食三天以示忏悔，呼吁人民绝食一天，还建议那些犯有暴行罪过的人承认自己的罪过。
我对自己的责任是看得非常明白的。我忍受不了的是，工人们也参加了暴乱，因为我们相处很久，并且我曾为他们服务，对他们寄过很大希望，他们犯了罪，我感到我自己也应分担一份。
我一方面建议人民承认罪过，另一方面也建议政府宽恕他们的罪过。但是双方面都不接受我的意见。
已故罗曼白爵士和阿赫梅达巴的其他朋友们前来吁请我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其实他们呼吁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已下定决心，在人民没有学会和平的教训以前，停止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那几位朋友高兴地走了。
然而，另外有一些人对这个决定却很不高兴。他们觉得，如果我到处都要求和平并把它当作发动非暴力抵抗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很抱歉我不能同意他们的意见。如果曾经同我进行过工作的人和我曾指望能够服从非暴力的原则并且能够自己受苦的那些人都不能放弃使用暴力，那么非暴力抵抗运动当然是不可能的。我坚决认为，那些要领导人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应当能够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于他们的非暴力界限以内。直到今日，我还持有这同样的意见。
第三十三章 “一个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
阿赫梅达巴的群众大会一结束，我便立刻到纳提亚去。我在这里第一次用了“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这个形容词，后来这个形容词便广泛流传开来。在阿赫梅达巴的时候，我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错误。然而到了纳提亚，看到实际情况和听到凯达县有很多人被捕的报告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正如我现在所感到的一样，我号召凯达县和其他的地方过早地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在一个群众大会上讲了话。我承认铸成了大错，这件事招来了不少的嘲笑。但是我绝不后悔我承认错误，因为我始终相信，只有我们用放大镜来看自己的错误，而用相反的方法来对待别人的错误，才能对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我还以为一个打算实行非暴力抵抗的人，更应当兢兢业业地遵守这个原则。
现在我们来看看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吧。一个人在适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以前，他必须先自愿地和尊重地服从国家的法律。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所以服从法律，是因为害怕犯法受罚，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包含道德原则的法律，更是这样。例如一个正直的受人尊敬的人决不会突然偷东西，不管是不是有什么禁止偷窃的法律，可是就是他这同一个人对于遵守在夜里骑自行车必须开灯的规则，却不感到什么不对。确实，他是否能够很好地接受别人对他在这方面的善意劝告，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要避免因犯规应受的处分的麻烦，他就得遵守这一类带有义务的法规。这种顺从却不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所应有的有意识的和自动的服从。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终是有意地自觉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他的神圣职责，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小心翼翼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他才能够判断哪些具体的法律是好的和公正的，哪些是不公正的坏的。只有这样他才有权利在明确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我的错误就在于我没有遵守这个必要的限度。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些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象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我一进入凯达县境，当年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切往事又重新涌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这样明显的事情我却没有觉察到。我现在明白了，人民在适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以前，必须透彻了解文明的不服从的深刻含义。所以在重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以前，必须先建立一队久经考验、心地纯洁而又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严格条件的志愿人员。他们可以向人民说明这些原则，并且日以继夜警惕着正确执行。
我怀着这些思想到达孟买，通过当地的非暴力抵抗大会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者志愿队，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开始教育人民的工作，使人民明白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含义。
这主要是靠印发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教育意义的小册子。
然而当这个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就看出来要使人民对非暴力抵抗的和平方面发生兴趣，确实是一件艰苦的任务。应征担任这个工作的志愿人员也不多。就是那些报名真正参加了的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训练，而且日子一久，担任这个工作的人不是越来越多，却是越来越少了。我这才明白文明的不服从的训练，进展得不象原来我所想的那么快。
第三十四章 《新生活》和《青年印度》
就这样，一方面，当这个争取保持非暴力方式的运动正在稳步地虽然缓慢地开展的时候，另一方面，政府非法镇压的政策却在全力推行，特别是在旁遮普表现得特别露骨。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戒严的法令，换句话说，就是“无法”，公布了，特别刑事法庭成立起来了。这些特别刑事法庭并不是正常的法院，而是些贯彻专制者专横意志的工具。判决书是在没有证据和公然违法的情况下宣布的。在阿姆里察，无辜的男女被弄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惶惶不可终日。在我看来，和这次暴行相比，嘉里安瓦拉花园的悲剧是不足道的，尽管引起印度和全世界人民注意的，主要的是那一次的悲剧。
我被催促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不管效果怎样。我给总督写过信，发过电报，要求他准我到那里去，可是都没有结果。如果我得不到许可而毅然前往，我就无法进入旁遮普境内，结果只好以文明的不服从为满足。这使我深感进退两难。事情很明显，违反禁止我进入旁遮普的命令，我觉得不算是文明的不服从，因为我看不出在我周围有我所需要的那种和平的气氛，而旁遮普境内的肆无忌惮的镇压已经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令人愤懑的情绪。所以对我来说，在这个时候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既使可能，也只能是火上加油。因此，我决定不顾朋友们的建议，不去旁遮普。这对我无异于咽下苦药。每天从旁遮普源源传来不公正的和迫害人民的消息，但是我却只能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咬牙切齿。
正在这个时候，一手把《孟买纪事报》造成一种巨大力量的洪尼曼先生突然被当局驱逐出境。我认为政府的这个行动充满着污秽，直到现在我的鼻子里还闻到这种污秽的恶臭。我知道洪尼曼先生从来不希望不合法的行动。他不喜欢我未经非暴力抵抗委员会的允许而去破坏旁遮普政府禁止我入境的命令，而且完全拥护停止文明的不服从的决定。事实上在我还没有宣布停止文明的不服从的决定以前，他就来信劝我这样做了。只是因为孟买和阿赫梅达巴之间的距离，才使我在宣布以后接到了他的信。他突然遭受驱逐这件事既令我痛心，也使我惊异。
由于发生了这些事情，《孟买纪事报》的董事们便要求我负起指导这张报纸的责任。布列维先生已经参加那边的工作，所以我用不着做多少事情。不过按照我的性格说，像经常一样，我所担负的这种责任，就会成为一种额外负担。但是政府却来解了我的围；政府下令《纪事报》停止出版。
那些经营《纪事报》的朋友们，如乌玛尔·苏班尼和商卡拉尔·班克先生等，这时还掌握着《青年印度》，由于《纪事报》受到迫害，他们建议我担负《青年印度》的主编职务，而且为了弥补《纪事报》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年印度》应由周刊改为双周刊。我也觉得应当这么办。我正想把非暴力抵抗的内在意义向公众进行宣传，而且希望通过这个努力至少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主持公道。因为在我所写的文章后面，还隐含着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宣传，这一点政府也很清楚。因此我很愿意接受这些朋友们所提出来的建议。
但是怎样通过英语来训练一般群众进行非暴力抵抗呢？我主要的工作范围是在古遮拉特。印都拉尔·扬兹尼克先生那时候与苏班尼和班克这一帮人有些联系。他正在经营古遮拉特文《新生活》月刊，这个刊物在经济上得到了这几位朋友的支持。他们把这个月刊也交给我处理，而印都拉尔也答应继续干下去。这个月刊便改为周刊。
后来《纪事报》又准许复刊了，因此《青年印度》又恢复原来周刊的形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版两个周刊对我很不方便，而且开支也更大。因为《新生活》原来就在阿赫梅达巴出版，《青年印度》也就经我建议搬到那里去了。
这种改变还有别的考虑。我在办《印度舆论》时已经有了经验，我认为这种刊物应当有自己的印刷厂。而且根据当时印度的出版法，如果我想不受限制地发表我的意见，通常为做生意而开设的印刷厂就不大敢于承印。所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印刷厂就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了，既然这在阿赫梅达巴做起来比较便利，《青年印度》也就需要搬到那里去。
有了这两个刊物，现在我就开始尽我最大的能力向读者进行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教育，这两个刊物销行很广，有一个时期两者的发行量各达四万份。可是正当《新生活》发行量激增的时候，《青年印度》的发行量却增加得很慢。我受到禁闭以后这两个刊物的发行额却又落了下来，现在发行不到八千份。
我一开头便反对在这两个刊物上登广告。我并不认为这样做对它们会有什么损失，相反的，我倒相信这将大大有助于它们保持独立。
此外，出乎意料地，这两个刊物帮助了我保持内心的和平，因为立即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既然不可能，刊物就使我有可能把我的思想和心事自由地和人民群众沟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刊物在这个受到考验的时刻确实为人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而对于揭露戒严法令的专横残暴也算是竭尽棉薄了。
第三十五章 在旁遮普
米凯尔·奥德耶爵士要我为旁遮普所发生的一切事变负责，而一些激动的旁遮普青年又把政府施行戒严的责任归到我身上。他们断言如果当初我不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就不会发生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有人甚至更进一步恐吓我说，如果我去旁遮普，他们就要把我干掉。
然而我却觉得我的立场十分正确而无可非议，凡是有理解能力的人都不会有什么误会。
我急于要到旁遮普去。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因此更想到那里亲自看看所发生的事情。沙提亚巴尔博士，克其鲁博士和潘迪特·兰巴兹·杜德·乔达理，原来曾经邀请我到那里去的几个人现在都下狱了。但是我相信政府决不敢把他们和别的囚徒关得太久。我每次到孟买去，都有很多旁遮普人来看我，遇到这种场合，我总是给他们打气，这会给予他们安慰。当时我的自信心是有感染力的。
然而我到旁遮普的计划总是一再拖延。每一次我要求总督准许我前往那里的时候，他总是说“还没有到时候”，所以就这么拖下来了。
正在这个时候，汉德委员会宣布要对旁遮普政府在戒严时刻所做的事情进行调查。西·弗·安德禄先生这时已到达旁遮普，他来信描述那里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使我得到一个印象，就是戒严令产生的暴行甚至比报纸上所报道的还坏。他敦促我，叫我立刻到那里去同他一起进行工作。同时，马拉维亚吉也来电叫我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我再一次打电报问总督：现在我是否可以到旁遮普去了，他回电说等到某一个时候以后就可以去。现在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想大概是10月17日。
我到拉合尔所看见的情景使我终生不能忘怀。车站上从这头到那头简直是人山人海，全市的人好象都出来了，在车站上热切地期待着，仿佛在迎接一个阔别多年的亲属，而且是欣喜若狂。我住在已故潘迪特·兰巴兹·杜德的家里，而招待我的担子却落在沙罗拉·蒂维夫人身上。我说是一种担子，是因为虽在当时，也和现在一样，凡是我住的地方，总是川流不息地有人来往。
由于主要的旁遮普领导人都在狱中，我发现他们的地位已经恰当地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潘迪特·莫迪拉尔吉①和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所代替。马拉维亚吉和史罗昙纳吉我从前就很熟悉了，但是我和莫迪拉尔吉建立密切的私人联系，这回还是第一次。所有这些领导人，还有当地幸而没有被捕入狱的领导人，都使我立刻感到和他们相处极为亲切，所以我在他们中间，并不觉得陌生。
①为印度共和国前任总理尼赫鲁之父——译注。
我们如何一致决定不给汉德委员会提供见证，这件事，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事件了。采取这个决定的理由当时曾经公开发表过，这里不必重复了。简单说这样一句就够了，事情相隔那么多年了，现在回顾起来，我依然认为当时抵制这个委员会的决定是绝对正确和恰当的。
作为抵制汉德委员会的一个逻辑的结果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民大会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已故德希班度·西勒·达斯，阿巴斯·铁布吉先生，姆·勒·贾亚卡先生和我自己都被委任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主席由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担任。为了便于进行调查，我们每个人都分担一个地区。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由我负责，很多地方的调查工作便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得到了一个特有的机会来深入地考察旁遮普人民和旁遮普村庄的情况。
我在调查的过程中，还认识了许多旁遮普的妇女。我们好象彼此已经认识了几百年似的。凡是我所到过的地方，她们便成群结队地来看我，在我跟前献上了她们带来的成堆棉纱。我所进行的调查工作，使我弄明白那么一个事实，即旁遮普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纺织布工作的园地。
当我一步深入一步地调查人民受到的暴虐行为的时候，听见了很多关于政府的专制和官员的蛮横的故事，这些事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使我十分痛心。当时使我惊奇的，现在仍然使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大战期间曾经为英国政府供应了大量士兵的省份，竟然遭受这一切穷凶极恶的暴行。
为这个委员会起草报告书的任务也委托给我。凡是想要了解旁遮普人民遭受过什么暴行的人，我劝他去看一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