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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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云动阳，生于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求学之路，我终于在二○○四年的第六个月，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毕业证。我兴奋无比，激动得就像是一个长期忍受暴力的“家庭主夫”，终于通过合法程序拿到了离婚证一样，没有留恋，只有对新生活无限的憧憬与渴望。以至于在挥别“前妻”的时候，我无法掩饰住内心洋溢的快乐，在四周一片“驼铃”声中，我咧着嘴，笑得像个傻子。
心肺功能缺失——带着“前妻”给我的最后一句评语，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家乡蓼州。我还来不及感受这片热土带给我的温暖，就被家人们有些过激的亲情包围了，当一切慢慢归于平静，我也开始了寻找“后妻”的努力。
拿着那张国家承认学历的“离婚证”，我在人才交流中心里四处交流，历经了家乡的父老乡亲无数次饱含无情的拒绝后，我终于被蓼州电视台慧眼相中。
我并非厌恶上学，只是受不了几十分钟不停地听着老师毫无感情地讲解那些他已经讲解了成千上万遍的课文。
那份熟练近乎冷漠，让我倍受煎熬。
记得当我因“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这段历史而血脉贲张、义愤难平的时候，历史老师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熟记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背景，这是考试常有的题。”
从那一刻开始，我恨死了考试。
如今，苦尽甘来，正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幻想着一个美好的、没有考试的未来在向我招手，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声音冲我喊道：“来吧，来这里吧！这里没有考试呀！”
上班的前一天晚上，我紧张兴奋一如初次约会。那次我一夜失眠，却莫名其妙地在凌晨时分沉沉睡去。本来约在早上八点校门口见，我却直到中午十一点才从美梦中笑着醒来。结果可想而知，那个女孩没有听我解释，只是咬牙切齿地夸了我一句：“算你狠！”
教之深，痛之切！正是吸取了那次惨痛的失败经验，所以这次我把家中所有会报时的东西，全部搬进了我的卧室，甚至有些冲动地想去买两只大公鸡拴在我的床头，只是公鸡打鸣的时间无法预定，于是放弃。
万事俱备，我安心入睡。一夜噩梦纠缠不断，一会儿梦见自己掉进了一个全是公鸡的深渊里；一会儿梦见自己全身酸软地困在床上，无法动弹；最后梦见自己又重新坐进了教室里，我立刻被吓醒。
窗外的天空刚刚有些灰亮，偶有几只勤劳的麻雀在“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我怔了半天，茫然地看着屋里的那些“警报装置”，才发现我居然比预定时间早醒了一个小时。我不敢再睡，蹑手蹑脚地来到了院子里，虽是盛夏，但四周的空气却清新得如同阳春。
“你起得可真早呀！”
“爷爷？”我有些惊讶，说：“你怎么比我还早？”
“老了，觉少。”爷爷在院子东南角的葡萄架下打着太极，说：“能醒一会儿是一会儿，还怕以后没时间睡吗？”爷爷的话很伤感，但语气却很平静，他身边的长椅上静静地躺着一把京胡，那曾经属于奶奶，如今一样，以后依然。
“爷爷，你这身段越来越好了。”我转开了话题，说：“一招一式，手眼身法，可真是有板有眼呀。”
“呵呵……”爷爷很开心，炫耀似地摆了个姿势，一抬眼，念着京剧道白：“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果然。”我附和着。
爷爷是个票友，迷京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奶奶生前虽然不唱戏，却为了爷爷，硬是学会了拉京胡。我小时候常常可以见到爷爷奶奶一唱一和，自得其乐，水平虽不够专业，但那份默契和无以言语的幸福样子，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新社会好啊！”爷爷回手做了个收势，感慨着。
我知道爷爷又要开始痛说家史了，连忙打了点水，一边洗漱，一边洗耳恭听。
“那一年冬天，出奇得冷，大雪呀，从腊月里就开始下，好像是没有停过……”这些事爷爷虽然已经说了无数次，但令我佩服的是，他每次都能像第一次说时那样情景交融、声泪俱下，相比较我的历史老师，爷爷用情之深，可窥一斑。
当爷爷追忆往昔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的卧室里忽然一阵刺耳的巨响，其声之大，犹如炸雷。我吓了一跳，立刻冲入屋中，整整花了十分钟才将那些“警报装置”拆除。事后，我的心脏还狂跳不已，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醒得够早，否则恐怕会被自己所设的那些“定时炸弹”直接吓死在床上，只是不知这种死法算不算“因公殉职”？
文化大革命在令人窒息的轰鸣嘈杂声中，草草地结束了。
吃过早饭，爸拍着我的肩，说：“好好干！”爸在税务局工作，虽不是信奉“沉默是金”的人，但平时话也不多，也正因如此，他的话在我心中是很有份量的。
“你放心。”我郑重地点点头。
应付完母亲的唠叨，我带着简历，顶着骄阳，早早地到了电视台。未来的同事将我带到了台长室的外面，台长秘书热情地接待了我。
“恐怕你还要等一会儿，台长有事呢。”
“不急，不急。”我莫名的有些忐忑。
“喝茶吗？”
“不喝，不喝。”
台长秘书笑了笑，还是给我倒了杯茶。
“谢谢，谢谢。”
“你口吃吗？”她笑嘻嘻地问。
“不吃，不吃。”
“那为什么说话总是两个词两个词地往外蹦？”
“紧张，紧张。”
台长秘书想忍住笑，但明显没有成功，在她开心的笑声中，我有股钻进沙发底下的冲动。
“你是应届毕业生？”
我没敢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她似乎又想笑，但为了照顾我的面子，还是拼命地忍住了。
“其实你不用紧张，我也是今年毕业的。”
“你也是？” 我立刻觉得她亲切多了。
“嗯。”她掰着手指数了一下，说：“还差六天，我就来电视台实习八个月了。”
我也掰着手指数了一下，我和她有二百三十四天的差距。
“台长凶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有时凶。”她看了我一眼，说：“不用担心，只是普通的面试罢了。”
“面试？”我在心里将这个词分解了之后再重新组装，得出了一个比考试更加可怕的结果。
“当面考试？”还没容我细问，我就接到了台长的召见。
“你要衣服吗？”临进台长室之前，台长秘书问。
“加衣服？干什么？”
“台长室里空调开得很低的。”她从旁边的办公桌里拿出了一件女式外套，说：“看，这是我的。要不……”她脸红了红，犹豫了一下，说：“要不这件借给你。”
“不用，不用。”我忍受着流金铄石的高温，说：“冷怕什么？”
我大步流星地向台长室走去，推开门的一瞬间，我有些恍惚，觉得自己走进的不是电视台的台长室，而是电冰箱的冷冻室。我的皮肤猛地一紧，关上门之前，我留恋地看了几眼台长秘书手里的那件外套。
台长几乎穿着冬装，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傲视着几米之遥的炎热。而我只有凭着一腔热血来维持着自己的体温。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喜欢在夏天将空调开得像冬天一样，而冬天又将空调开得像夏天一样。
“你叫云动阳？”台长从眼镜边缘看着我的简历。
“嗯，小时候叫栋梁，后来发现叫栋梁的人太多了，就改成动阳了。”
“还是应该叫栋梁嘛，听起来就有上进心。改得不好，改得不好。”台长摇头晃脑地说。
“只是改了字，本意还牢记于心。”我真够笨，没事提什么改名字的事？
“噢，应该如此，很好，很好。”他又低着头，继续看着我的简历，似乎能从那里面看出花来，而我却已经冻得瑟瑟发抖了。
“人事部已经跟我提过你了，对你很欣赏呀。”
“哪里，哪里。”肤浅的我心花怒放地客气着。
台长忽然话锋一转，说：“我们这儿虽不大，但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工作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生怕他质疑我的专业能力，于是赶紧说：“大四时，我实习过一段时间，工作方面应该不成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心高气傲，做起事来却眼高手低，在我们这种小电视台工作，不要委屈你了呀。”
我一听，当时就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学校时，常听人说社会很复杂。原来社会上的人说话都像逮狐狸，挖好陷阱等着你往里跳。
“蓼州虽然不大，但广播电视却很发达。我们电视台隶属市级，上有省台，下有地方台，还有有线台，竞争压力很大呀！”台长扶了扶眼镜，接着说：“你是大学生，自然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只是以你的条件，怎么没有去省台呀？”
我觉得台长太不了解时下的社会发展形势了，大学生又如何？找不到工作的大有人在。现在可不比十年前，考大学就像过独木桥，困在岸上一批、挤到河里一批、踩死在终点之前的还有一批，最后能够到达彼岸的凤毛麟角，自然被视为珍宝。
如今，河被填平了，四周一马平川。考不上公办的，花点赞助费上民办的；白天没时间的，辛苦点去上夜校，想要混个大学文凭，再简单也不过了。就算实在是属于见书就晕那一类的，也可以去打电线杆子上紧挨着“专治性病、淋病”广告旁边的办证电话，各大名校，任您选择，保证做得惟妙惟肖，如“假”包换。
不过我吃一堑长一智，知道实话不能乱说，自己丢了工作事小，如果让台长认为人事部有眼无珠，那可就太对不起那些难得欣赏我的伯乐了。
“台长哪里的话，不都是为国家做贡献吗？”我忽然想起爷爷常说的话，赶紧声情并茂地学道：“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是革命一块瓦，哪里需要哪里码。只有小人物，没有小岗位，只要有贡献，哪里都是前线……阿嚏……”我终于打起了喷嚏，却不只是因为温度，而是惊异于自己的虚伪，听了自己这番话，我都觉得冷，鸡皮疙瘩洒了一地。
我好冷。
内外皆冷。
台长拿我的肉麻当有趣，高兴得像是一只逮住了狐狸的猎狗。
“呵呵……不愧是学音乐的，说起话来都像是在唱快板。”
我本来想告诉他音乐与快板不是一回事，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想与他探讨一下快板与RAP之间的关系。可是，我已经意识到言多如何必失，沉默如何是金。所以，我只是礼貌性地以微笑加点头回应。
从“冷冻室”解脱出来，我全身冷缩的毛孔在千分之一秒内急速膨胀，然后我用百岁千岁万岁……的速度，不间断地打了将近一百只乌龟寿命的喷嚏。
台长秘书正在清闲地看着一本诗集，我那原子爆发般发出的一连串歇斯底里的喷嚏声，摧枯拉朽地给了她一个醍醐灌顶似地打击。
她被惊的手一抖，诗集掉落在桌子上，傻傻地看着我将近有五秒钟，然后又止不住地大笑起来。
我又有些惦记沙发底下了。
“给。”她很细心地递给我一盒面巾纸。
“谢谢。”我接过来擦着满面的涕泪。
“面试成功了？”
我点点头。
“那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你叫什么呀？”
“云阿嚏阿嚏阿嚏动阳。”
她忍着笑，说：“你是阿拉伯人？”
我摇摇头。
“那你的名字那么长。”她学着我，说：“云阿嚏阿嚏阿嚏动阳。”
“没有阿嚏，是云阿嚏阿嚏阿嚏动阳。”我还是没能把名字说清楚。
“哈哈……”她从我手里抽出一张面巾纸，弯着腰边笑边擦眼泪。我为了重获国籍，只能将简历拿了出来，把上面我的名字指给她看。
“云动阳。”她的眼神忽然有些异样，追问道：“云动阳？”
我问心无愧地点点头。
她眼珠一转，脸猛然红得厉害，连忙将桌上的诗集藏到了身后，好像怕我抢她的一样。我看着她古怪的举动，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对现代诗并没有什么兴趣，相比较而言，更愿意去看小说。
“我叫……”她忽然有些羞涩，垂着头说：“我叫王影。”
“王阿嚏阿嚏阿嚏影。”
下班之后，我随着人群走出了电视台的大门，回头望了一眼，虽然顶着三十八度的高温，我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回到了家，妈已经准备好了一桌子的佳肴，全家人正在翘首以盼地等着我的胜利凯旋。
“怎么样？怎么样？”妈迫切地问。
“没怎么样。”我有气无力地回答着，我虽然不打喷嚏了，可是我的头却疼得像是要裂开一样，满桌的菜，我却没有一点胃口，只是想吐。
“没怎么样？没怎么样是怎么样？怎么会没怎么样呢？怎么样，到底怎么样嘛？”我妈的嘴皮子利落的可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乱乱的绕口令问得我头晕，在我临臣服之前，我只说了一句话。
“我好冷。”
晕。
上半天班的代价是我上吐下泻了将近一个星期。在医院打点滴的时候，我深刻地理解了一个医学名词：空调综合症。同时，也深刻地认识了护士小姐地温柔一针。
我更恨考试了。
令我意外的是，王影在我住院的第三天中午，忽然出现在我的病房里。
“我碰巧来看朋友的，朋友碰巧不在，你又碰巧在，我们碰巧又是同事，我就碰巧顺便来看看你……”她有些局促不安，说不清道不明地解释着，况且，她的嘴皮子也不如我妈，支支吾吾说了半天，我却越听越糊涂了。
“反正一切都碰巧了。”最后，她斩钉截铁地做了总结，口气硬得不容我提出一点反驳的意见。我很迷惘，却非常识相，不停地点着头，表示我也深有同感。
她忽然“扑哧”一笑，将手中提的一大篮水果和各式各样的营养品全部放在我床头的桌子上。我见她破费不少，正要客气客气，谁知她又抢着说：“这也是碰巧，本来也是要送给我朋友的。”她转过头看着我说：“怎么？你干吗不说话呀？”
我咽了咽口水，说：“你朋友真没口福。”
王影很细心地削了个苹果给我。
“谢谢，谢谢。”
王影忍不住地笑了，学着我的口吻说：“没事儿，没事儿，不用谢，不用谢，吃吧，吃吧，味道不错吧？味道不错吧？”
“还不错，还不错。”苹果很甜，让我那几乎快要被药丸给麻木的舌头，渐渐地恢复了味觉。
王影离开的时候，我问她要七个号码。她知道我的本意后，直接“呸”了我一声，但她架不住我百般央求，无奈之下，脱口而出：“1234567。”我欣喜的照单买了一注彩票，希望能碰巧中个五百万，结果出乎我的意料，碰巧一个都没有中。
出院之前，我郑重地问医生，听没听说过“上班恐惧症”？医生摇头，说只知道“职业病”。我又向他如实且详细地描述了一下症状，顾名思义——恐惧上班。医生恍然大悟，说他无能为力，让我到三楼精神科找张大夫。
我没去。
出院之后，妈非要去找台长理论一番，我听了一惊，脊背一阵阵发凉。我倒不是担心丢了工作，实在是怕妈那一把年纪的身体经不起冻。我连忙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先以中国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为基础，再以孔孟之贤淑无为的思想为依据，最后，用秋菊艰苦磨难的历程做例证，方才打消了妈要为我讨个说法的想法。
我费尽唇舌，引经据典，慷慨陈词，直说得口干舌燥，头昏眼黑，虚火上升，第二天又间接损失了一笔买祛痘膏的钱。
再次上班的清晨，爷爷唱着《苏三起解》为我送行。妈极不放心地追到门口，冒着酷夏的高温，冲我的背影颇为犹豫地喊了一句：“要不要带棉袄？”
我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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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以它独有的速度前进着，而我则只是被动地沿着它不变的轨迹，反复地游走在家与单位之间。
我在《音乐风》节目组当了一个小小的音乐编辑，所有的任务就是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