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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团经过无坟墓碑的时候，我停下脚步，抚摸刻在墓碑上的《桃源新娘》，讲起哑巴的故事。我说，有一个世界上最纯情的诗人爱上了一支歌，一支世界上只有三个女人会唱的客家山歌，于是，这个诗人就爱上了三个会唱山歌的女人；而这三个女人一个爱他，一个想利用他，一个爱他的钱，于是，这个纯情的诗人就成了桃源最有钱的人；而金钱是世界上最毒的东西，于是这个诗人就中毒身亡了。这个诗人是当今世界最后的男子汉。
我的话刚刚说完，劫波向客人唱起了《桃花结》。
唱着唱着她就哭了，再也唱不下去。她的哭声在穿越桃林的风中飞扬，飞扬在客人费解的目光中。此时此刻，唯有罗宁理解我在说什么、想什么；劫波在唱什么、哭什么，他慢慢靠过去，轻轻搂住劫波的腰肢说：
“人生就像这岁岁桃花，一年一开，虽然美丽，却很短暂。”
后来，这支山歌在缤纷的花瓣雨中飘零；
后来，这支诉说爱情的山歌在桃源市广为传唱；
后来，无数的客家女人唱起这支山歌泪流满面；
后来，每一个导游都唱这支山歌、讲哑巴的故事；
后来，无坟墓碑成为一个景点，《桃源新娘》成为经典名诗；
第八章：死亡（22）
后来，《桃花结》成为男人最不忍听到的山歌，一听到它，就算铁石心肠的男人也要心如刀绞、肝肠寸断。
2005年11月于冠豸山文学院
2007年6月10日定稿
后记：那钱在说话（1）
钱是什么？
我们抱怨收入不理想，抱怨工作压力大，抱怨日子不好过，抱怨孩子读不起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所有这些抱怨都是一回事儿：你的钱太少了。
钱，并不是一些纸，它是活物，是有生命的活物。它先是整天在你耳边嘀咕，“我很重要！我很重要！”当你有一点点钱的时候，它又在你耳边嘀咕，“我太少了！我太少了！”钱是会说话的，它在你的内心控告你，而且控告的声音比良心的控告更加理直气壮。比如说，我们俩手头都有10万块钱，你把这10万存到银行，而我则用这10万来投资。假如我用这10万炒房赚了10万，你的10万就会控告你，“你这个笨蛋！”假如我用这10万炒股赚了10万，你的10万也会控告你，“连傻瓜都在赚钱，你为什么不出手？”请问，这时候你还会因为拥有10万块而沾沾自喜吗？这个10万块不再是你的奴仆，它是你的主人，它对你说三道四颐指气使，你呢，只能对它唯命是从。好了，你终于下决心将存款变成股票，结果股市一泻千里，这时，你的股票该控告你：
“你真是一个十足的笨蛋，为什么不早出手呢？”
英国作家恩莱特有一段文字，描述了钱是如何说话的。“现在金钱说了算。金钱原来也说话，只是它压低了声，有点不自在。它对自己说得多，还留心谁在听着。它谴责精鄙。它小心谨慎，生怕说漏了嘴。如今可不一样。金钱扯着嗓门不停地喊叫。它鄙视伪善。它直来直去，无所顾忌。它向稠人广众宣讲，博得由衷的喝彩。它是道德操守的卫士，优雅风度的仲裁。它处处受欢迎，不仅在商店里。”
“钱是什么？”我这么一提，几个做生意的朋友都骂我是疯子。他们中最有钱的一个说：“长两条腿的是正常人，思考人为什么长两条腿的是疯子；活在世上不断赚钱的是正常人，思考人为什么要赚钱的是疯子；知道天上有一个太阳的是正常人，思考太阳为什么在天上的是疯子；知道花钱的是正常人，思考钱是什么的是疯子。”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进入市场，也就是说，按市场经济的标准，不能进入市场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比如良心、正义，比如诗歌、哲学；反之，只要可以买卖的东西都可以进入市场，比如权力、知识，比如姿色、能力。换句话说，用钱来衡量一切不是因为合理，而是因为简单。以钱为尺度，一切的交易都成为可能。
如此说来，一个人的贫穷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售？这样看问题显然违背了生活常识，我们随便就可以举出无数白手起家的案例。话说回来，暴发户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长：胆大。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些“狼的传人”视诚实为草芥，弃忠厚为弊屐，以监牢为宾馆，只有他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这些人塞鼓腰包之后，一定会回转身教训我们：谁让你们贪生怕死，活该受穷。当然，还有一种富人是我们只能眼红不能怀疑的，一生下来就有的东西我们奋斗终身也未必能得其万分之一二。这是上帝的经纶，不在我的讨论之列。
十年前，一句电视剧的台词在民间广为流传：“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万万不能。”这句话是财富的誓言，也是贫穷的咒语。它宣布一个崭新的道德标准：在金钱社会，贫穷就是罪恶。可是，在学生面前我还要为人师表，还要愤怒地声讨金钱的罪恶：
“15至19世纪的西方殖民者为了追求金钱，杀戮非洲、美洲的土著，贩卖奴隶，掠夺金银财宝。”
“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西方资本家，为了榨取高额利润，对内采用血汗工资制，残酷剥削本国工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掠夺海外殖民地的资源。”
“中外历史上，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少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无耻小人、贪官污吏，他们为了金钱，出卖人格，出卖良心，贪赃枉法，受贿行贿，偷鸡摸狗，谋财害命。”
后记：那钱在说话（2）
“旧中国的地方老财、土豪劣绅，为了金钱，鱼肉乡民，造成了多少人间惨剧。”
“有良心的作家都无情地鞭挞为富不仁的有钱人。莎士比亚痛斥威尼斯商人夏洛克是冷酷无情的吸血鬼。莫里哀的喜剧讽刺了嗜钱如命的土老财吝啬鬼阿巴贡。巴尔扎克在小说《高老头》中刻画了只认金钱、不认六亲，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斯蒂芬？金的小说探讨了人类对金钱的贪婪心理。”
最后我总结说，“马克思说得对，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从内心讲，我是热爱金钱的，因为金钱能买到华屋、豪车、锦衣、美食；因为酒壮情色钱壮胆；因为有了金钱就有权力、名誉、地位。然而我又痛恨金钱，因为它永远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古代的贤哲也劝告我要视金钱为粪土，他们认为为富者不仁，君子不言利。可是，我还是抑制不住对钱的狂热喜爱，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就会发出痛苦的呻吟：“主啊，我真是无可救药。”
当老师的，总是鼓励学生好好读书，知识就是力量嘛。有学生提问：
“老师，读好书就能摆脱贫困吗？”
能吗？我问自己。“不能。”我说，“但是，读书使人明得失、知兴替，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成功的一天。”
“老师，努力工作就能致富吗？”
能吗？我问自己。“不能。”我说，“但是，在你获得金钱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紧张或屈辱，在获得金钱之后，就不要指望会生活得怡然自得，因为在紧张或屈辱中得到的金钱，用起来会更加不安和心酸。这就是金钱本身所固有的阴谋。”
“老师，你的意思是没钱也能过好日子？”
能吗？我问自己。“不能。”我说，“但是，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面对国家危亡抛家弃舍、浴血奋战是责任；艰难时刻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默默奋斗是责任；谦和平淡、以正直和善良行走于人生之路，彰显人性的光辉，何尝不也是责任。”
“老师，我们当代青年的责任是发展经济吗？”
“是发展经济。”我说，“但是，发展经济不等于拼命赚钱。金钱向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新的可能性，同时也限制了我们，使我们不耐烦、不专注、不打算深入地思考问题，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简单地归结为穷和富。由此，我们会失去对微妙事物的领会，失去对人生的体认，失去对事物丰富性的感受。”
“但是老师，”那个爱提问的学生说，“如果我们没有钱，就会饿死，失去生命就等于失去一切。”
在一片哄堂大笑中，另一个学生说，“老师，你还是教我们怎么赚钱吧。”
“知道怎么赚钱，我还用教书吗？”我说。
我是2005年开始创作《姐妹》的，这一年发生在哈尔滨的“天价医药费”事件给我的强烈震憾就是：我们有些人已经财迷心窍了。139万元的医药费还不包含病人买药的费用，高达千万的专家会诊费用，让我大开了眼界。在相关的评论中，我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一句话：职业精神失守比天价医药费更令人担忧。
在《姐妹》刚刚完稿的时候，又发生了山西洪洞黑砖窑这样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道德底线的频频突破表明，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机会主义价值观，无疑使公民的道德底线失去了最后的防守能力。
“钱是什么？”德国哲学家齐美尔是一个对金钱有着清醒认识的人，他说，“金钱是一种介质、一座桥梁，而人不能栖居在桥上。”
后记：钱有什么用？（1）
这是一个伪问题，像“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可笑。关于这个问题，法国剧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在《托巴兹》中这么回答：
“金钱是万能的，有了它什么都可以做，有了它就有了一切。我如果想要一栋现代化的住宅，装一颗看不出的假牙，想在忌斋日吃肉，在报刊上受到赞美，或者想在自己的床上有个女人，我凭祈祷、忠诚或美德能够得到吗？我只要把这只银箱打开一点，问一声‘要多少？’就什么都有了。”
何止是帕尼奥尔，有无数的作家、艺术家对金钱作出个人论述，比如：
马克？吐温说过，“金钱是那种只要你不死，你就得去挣的东西。”
毕加索表达了他对财富的矛盾态度，“我很愿意像一个有许多钱的穷人那样生活。”
伏尔泰声称，“描写金钱要比获得金钱更容易，而那些获得金钱的人对那些只知道如何描写金钱的人开了个大玩笑。”伏尔泰还说，“当涉及金钱的问题时，每个人都信奉相同的宗教。”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有这么一句话，“在这些因富而骄的时代，恶行的美德本身必须祈求宽恕。”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得更有趣，“我有三位忠实的朋友：老妻、老狗和现金。”
只是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实在找不出比马塞尔？帕尼奥尔这段台词对金钱更生动的描述了。像我一样，每个作家都可以说出一堆金钱不过如此的大道理，事实上我们都非常渴慕钱，因为没有权势和地位，假如再没有经济能力的话，你就很难存活。
有一次聚会，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告诉我，当他发现自己的财富超过一个亿的时候，心里感到茫然，而不是幸福。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西奥斯答应了迈达斯国王的一个请求，授予他在尘世间最想得到的一种本领：把他碰到的任何东西变成金子。迈达斯欣喜若狂地叫道：“我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当国王伸手拥抱他深爱的女儿时，她立即变成了金子。迈达斯国王才意识到潜在的悲剧，这是他从前未曾考虑到的。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贫穷一直伴随着我，如影随形。小时候，没有饭吃，只能吃地瓜丝和蕉芋渣，我们不觉得苦，因为有未来。从部队回乡，揣着400块退伍金在家务农，我不觉得累，因为心中有梦想。刚来厦门的那年，我们夫妻买不起窗帘，用胶水往玻璃上贴塑料纸；捡一块胶合板钉在木箱上当饭桌，趴在上面吃三块钱的快餐；每天往返两个小时去厦门大学，目的是借用同学家的电脑写《雕版》；从五楼冲到街头回传呼，因为买不起电话；拉一根铁丝晾衣服、横下皮箱写字，诸如此类也不觉得生活有多艰难，因为我们生命中有盼望。我不愿意诉苦，不等于没有吃苦。细细数算，每一次的哀愁，都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难处难以逾越；每一次的绝望，都不是因为潦倒，而是呼告没有回应；每一次的悲伤，都不是因为困顿，而是结局出人意料。总之，每一个痛苦都是一次心灵的真实体验，都与钱无关。
贾平凹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时说，“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发生了改变，古老的纯朴的情感正在离我们远去，人性变得异化、复杂、扭曲，在善良的另外一边，人的丑恶慢慢露出来，欲望成为我们行进的动力，我为这一切而感到深深的痛苦。”
金钱的重要价值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金钱被过度看高的世界。其实，拼命追求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只会对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带来干扰，令我们分心。金钱并没有使富人的生活更丰富，他们也许拥有私人游泳池，游泳的却是保安；他们肯定拥有别墅，独守空房的往往是保姆，因为富人最容易陷入的生活悖论就是，“为了挣钱我才这么劳累。”
托尔斯泰有一篇小说叫《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土地》，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在俄罗斯的外省有一个贪婪的地主，他用一生的时间来掠夺土地。等他死的时候，他侵占的土地已经需要骑上马来丈量了。他要死了，佃农们在原野上已经为他挖好了墓穴。“让我最后一眼看看自己的安息之处吧！”这位骄傲的地主说。于是，佃农们将他抬到了墓穴边。面对墓穴，地主在一瞬间突然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只需要从头到脚六英尺长的土地。客家话说得好，“家有万石粮，一日只吃三餐；家有千间房，一夜只睡三尺。”
后记：钱有什么用？（2）
钱钟书认为，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
正如《诗篇》所说，“悲痛可能会持续一整夜，但是快乐会随着黎明而到来。”
后记：《姐妹》与钱（1）
《姐妹》投稿到杂志社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没有编辑相信这是真实的。“怎么可能呢？”“人怎么会这么蠢呢？”无奈，我只好将政府通告、红头文件、清会办简报复印几份寄给他们。这回他们相信小说的真实性了，“但是，”他们在电话中说，“读者怎么会相信这么离奇的事情呢？”后来，我又给他们邮寄一些报纸，用来说明“烂会”的悲剧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大面积地重演。其实，现实情况比小说中表现的更糟，许多老乡读过小说稿后都摇头说，“更惨，惨多了。”
我老家连城烂会的时候，我是连城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天天跑的就是清会烂会的报道，耳闻目睹的就是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离异的新闻。与现实的惨烈相比，所有的文字描述都显得苍白，我当时就有一个念想，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将来也许能派上用场。当时，广播电台由我和蓝春轮流编辑新闻节目，知道我的用意后，蓝春也把有价值的材料给我留着。动笔创作的时候，清会办的李元健、水蜜桃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