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是自暴自弃！”高门士族什么活不干，走路有人扶，出门做车，马都不会骑。陶侃偏就没事找事，在广州任刺史的时候，天天早晨起来没事把一堆砖搬书房外面，晚上再搬回来，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还要北伐中原呢，过分的悠闲安逸，恐怕不能承担大事。
东晋名士除了好酒常醉不醒之外，就是一天天摇着麈尾清谈。陶侃则饮酒必限三杯，属下参佐不认真做事，言谈戏耍荒废政务，轻则严加训斥重则加以鞭笞，把他们的酒器、赌具、麈尾一并扔大江里。名士尚玄学，陶侃非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这不是跟高门士族对着干吗？这种人一旦执政，会有名士们好果子吃？因此庾亮对他非常排斥，也难怪陶侃怀疑他私下捣鬼把他排在顾命大臣之外，想当年晋明帝把他安排在荆州就是对抗门阀士族的。
温矫对庾亮说，您猜忌陶侃不是没道理，陶侃寒士，与我们志趣不同，不过，他还是个忠臣，您派人去请，他一定来！使者到了荆州，陶侃还真记恨前嫌“以边将不敢越职为由”不想出兵，后来想了想，还是天下大局为重，终于答应共赴国难，西军以陶侃为盟主，发兵四万杀向建康，“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远近。”京师内的王导一面矫太后之诏，令三吴（吴兴、吴郡、会稽）起兵勤王，联络扬州刺史郗鉴南下，一面策反苏峻的队伍。双方相持不下，自公元328年五月一直打到九月，好在北方的前赵与后赵的大决战也在同时展开，南北双方各打各的，互不妨碍。在陶侃、王导双方的努力下，各地联军与苏峻在石头城展开决战，苏峻恃勇轻敌陷入阵中被杀，苏峻之乱平定。
建康满目疮痍，宫阙化为灰烬，温矫建议迁都豫章（即今南昌），应该说温矫的建议并没有什么暗藏的私心，三吴豪强乘机请求迁都会稽（在今浙江绍兴），王导力排众议，反对迁都，他可不能把朝廷置于吴姓的控制之下，搬出孙权和刘备的话：“‘建康王者之宅，’古代的帝王，不一定因为财富的丰俭迁都。如果不修农事，那么乐土也会变成荒墟。北方未平，窜于蛮越，是向胡人示弱，决非良计！”迁都之议遂罢。
庾亮上表请罪，求归山野，成帝司马衍手诏不准：“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庾亮无地自容，自乘扁舟下野，留下表章说：“祖约、苏峻纵肆凶逆，罪由臣发，寸斩屠戮，不足以谢七庙之灵，塞四海之责。”司马衍闻报，马上下令地方官员扣留庾亮的小船，请他回来做官，小皇帝知道自己现在尚离不开这位有雅坐的舅舅。
苏峻之乱后，庾亮声威大损，迫于王导之逼，被迫放弃中枢权力，请求外镇效命，以塞天下人之口，小皇帝任命他为豫州刺史，镇守芜湖。陶侃死后，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假节，迁镇武昌，成为长江中游强藩，坐镇荆楚，遥制朝廷。平静掩盖下的血雨腥风飘然而至，新一轮的王庾之争再度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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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庾亮当权（4）
庾亮手握强兵，虽居武昌朝廷政令多出自他手，王导逐渐不满，每有西风扬起尘土，他便以扇拂尘，缓缓道：“元规（庾亮的字）之尘污脏人！”晋成帝司马衍接到江州刺史王允之的密奏，庾亮的弟弟豫州刺史庾怿派人送了一坛美酒给他，他怀疑酒中有毒，用酒喂狗，狗饮酒后死亡。司马衍勃然大怒，“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又想这样做吗！”庾怿自担其责，服毒自杀。有来自荆州的人对王导说：“庾公有意东下建康！”并嘱咐王导暗作戒备，以备不测，王导淡淡道：“我与元规并为国家大臣，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我角巾径还乌衣巷，略作戒备作甚！”
王导为何对庾亮有恃无恐呢？他有一个好亲家，郗鉴！郗鉴督流民军破王敦立下大功，被封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兗青三州军事、兗州刺史、假节，镇守广陵（扬州）。晋明帝崩，郗鉴与王导、卞壸、温峤、庾亮、陆晔等并受遗诏，成为辅政大臣。苏竣之乱郗鉴杀白马，大誓三军，自广陵渡江勤王，进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拜司空，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镇守京口，首练北府兵，成为手操军权的强藩，在王庾争雄的格局中成为左右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
高平郗氏本非望族，王导为拉拢他，琅琊王氏开始世代与郗氏联姻。东床坦腹的成语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郗鉴在京口派门生送信给王导，向他求女婿，王导对来人说，“君到东厢房去，任意选之。”门生看过后，回来对郗鉴说：“王家诸郎皆可嘉。闻来觅婿，都矜持拘谨；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好像没听见一样。”“呵呵！”郗鉴一笑，“正是这个好！”一问，正是王羲之！便把女儿嫁给他。
王郗两家联姻，以东兵对抗西兵，形均衡之势，江左政局一度趋于平稳，未发生大的动荡，经济开始发展，玄风日益高涨。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中的经学以重礼轻情，重天理轻人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为适应皇权一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治《春秋》，经学一时从风而靡。我不认为经学可以代表儒学，儒学之博大精深，岂是经学所能替代。以下名教即指经学，非孔子真正精神。
随着魏晋高门士族的兴起，意识形态领域悄然发生变化，王弼、何晏首倡“名教本于自然”，开始为玄学的兴盛提供哲学理论基础，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不满于名教对人性的约束，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将玄学发展到一个极端，对名教的荒谬、虚伪和残酷进行猛烈地抨击。虽然遭到司马氏集团的打击，嵇康亦被杀害，但随着皇权的衰落，士族的兴盛，玄学在江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蔑视礼教，倡导精神自由为主的魏晋玄风，成就一代名士，他们狂放乖戾，性情率真，开创个人自由观，但非资产阶级的，而是封建时代的，玄学削弱经学的影响力，为士族秉政扫清思想障碍。
南方思想的混乱殃及北方，北方政权在儒学与玄风之中莫衷一是，思想的动荡引发北方持续不断的战乱，一种来自印度的文明不期而至，并在北魏的历史中达到它辉煌顶点，也书写了遭际惨酷的一页。它是如何进入中原大地的呢？又是如何被北中国君主奉若神灵的呢？
请看下一章“石虎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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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石虎兴佛（1）
八王之乱后，匈奴、羯族相继入主中原，持续不断的战争、灾祸、死亡笼罩着北中国，无论士族豪强、还是平常百姓忽生忽死旋兴旋败，说是人间地狱倒也绝不过分。石勒统一北方，由于南方的东晋内乱频起自顾不睱，中原百姓获得了短暂的和平，然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中下层人民却看不到出路在何方。后赵承继前赵胡汉分治的国策，石勒禁人说胡字，号羯人为国人，建立以羯人专政的少数民族国家。
石赵国的法律甚是严格，宫殿筑成之后立有门禁，有一天，一个羯族醉汉骑马突入皇宫宫门，石勒大发雷霆，叱责宫门小执法冯翥说，刚才跑马入门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放他走。冯翥惊惶恐惧忘了忌讳，顺口答道：“刚才有个醉胡跑马进来，我喝止不住，俗话说和胡人难说话，我一个小官怎能阻止他。”石勒嘿嘿一笑，胡人是很难说话啊？冯翥这才明白过来，叩头请罪，石勒免他之罪，也未追究那个犯门禁的醉胡。
石勒的参军樊垣清贫，石勒放他一地方官，地方官总比京官有油水，樊坦进宫陛辞，身上衣冠破烂。石勒大惊，怎么说你也是个参军，何至于穿得这般模样，问他：“樊参军怎么穷成这样？”樊坦生性诚朴，一时忘了禁令，回答说：“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石勒笑了，调侃道：“羯贼如此暴掠，我替他们赔偿。”樊坦这才想起禁令，连连叩头求饶。石勒摆摆手说：“算了，算了，我禁的是普通人，你们老书生除外。”
石勒立门禁，羯人犯禁可免罪；禁止胡人欺压士族，羯人劫掠士族可免罪。胡人仗势横行，可以想象普通汉人受欺压的严重。后赵称羯族人为国人，称汉族人为汉人。后赵的文武官员，除了石氏一家人，其余多是汉人。作为统治民族的国人有权欺压汉人，所以尽管石勒收罗士族才俊，但不能和士族真正结合在一起。匈奴族靳准曾经说过“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虚假和平掩盖下的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佛教应运而生。
佛教源自印度，传到中国当在汉代，其勃然而兴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佛学的发展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佛教在北中国的兴起应当归功于两个人，石虎与佛国澄。
佛教有则故事，叫做“以身饲虎”。传说古印度有个叫做萨陲的太子进山游玩，在山中遇见饿得奄奄一息的一只母虎和七只幼虎，萨陲为救虎命，刺颈出血跳下山崖，众虎食之而获救。佛图澄便是抱着这种普度众生的态度来到中土的，面对中国中世纪最残暴的君主石虎，用他的刚猛和智慧为北中国佛教的传播开辟出一条坦途。
佛教讲究因果，鼓吹业与轮回，主张无我，有神通变化的法术，人死之后有天堂和地狱。让人们忍受现世的苦难，救赎自己的灵魂，等待来生受善报以至登上天堂。人之所以有痛苦和灾难，是因为人有欲望，有吃的要吃得更好，有穿的要穿得更好，在社会财富一定的情况下，人的贪欲永远无法满足，就会产生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争斗。有争斗就有灾难，有灾难就有痛苦。宗教让人摒弃欲望，安贫乐道，基督、###和佛教大抵如此。放弃自身的各种欲念，心如止水，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佛教提倡出家为僧，将身外之物一切抛弃，与世无争，那么你必定是安全的，无痛苦的。
在幸福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佛，只有当灾难和痛苦降临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佛，佛总是喜欢到灾难深重的地方去，可以渡更多的生灵，而黯黑的世界也需要佛，中世纪的黑暗让佛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他的先驱一个叫做佛图澄的沙门就是佛。
第十三章 石虎兴佛（2）
佛图澄，本姓帛，西域人，一说本姓湿，天竺人，据此猜测，可能是西域的龟兹人。《魏书·释老志》说佛图澄小时候在乌苌国（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脱河流域）出家，而《梁高僧传》则只记为少时出家，未载出地点。佛图澄清真务学，生平未译一经，未著一论，却能诵经数百万言，妙解深经，傍通世论，他的谈话妙达精理，研测幽微。足见他不仅有精深的佛学修养，且汉文化思想造诣颇深，因而在中土如鱼得水。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石勒的赵国之前，无论译经、讲说、传教和造寺等活动，基本上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而是靠信徒们自身的力量而进行的。佛图澄第一个成功地规劝皇帝石勒、石虎信奉佛法，支持佛教的发展，使佛教受到国家的保护。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一般僧人是通过译经、注经、讲经等方式弘传教义，而佛图澄感化石勒信佛缘自法术，因此，佛学界将佛图澄称为“神异第一僧”。
佛图澄来到中土的时间是公元310年（晋怀帝永嘉四年），这一年他来到洛阳已年近八十岁。在此之前，他曾在佛教盛行的敦煌停留过，所以《世说新语》说佛图澄出于敦煌。到洛阳后，他想建造寺庙，但正值匈奴刘曜围攻洛阳，前后赵正在开战，只能作罢，于是潜泽草野，以观事变，隐居起来伺机而出。 公元312年，佛图澄见到石勒，石勒问他：“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即取钵盛水，烧香念咒，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日，石勒由此信佛。其实从政治意义上讲，石勒崇信佛教缘自佛学的教义和佛教的发源地，佛教源自印度，对汉人而言出自蛮夷是胡教，羯人恰恰是胡人，胡人信胡教，再由胡教感化汉人，统治汉人，岂不正妙，石勒就是要使佛教成为后赵国实施统治的工具。
石勒自称大赵天王（天王之说源自佛教），后改称皇帝。称帝后的石勒对佛图澄更加敬重，尊称他为大和尚，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交给佛图澄在寺中抚养，每年四月初八，石勒都要到寺里去灌佛，以示对佛教的大力支持。
公元333年，石勒病死，他的侄子石虎废掉石勒儿子石弘，自称大赵天王。石虎，字季龙，生于公元295年（晋惠帝元康五年），上党武乡县（山西榆社县北）人，石虎的父亲早逝，从小随母亲生活，由石勒的父亲抚养，故有人称石虎系石勒之弟。当石勒被拐卖到山东时，石虎随母亲仍留在山西。此后，由于西晋末年战乱迭起，石虎与石勒失去联系，直到刘琨把他和石勒的母亲当做礼物送给石勒，二人才得以重新见面，是年，石虎17岁。
石虎作战英勇，弓马娴熟，深得石勒赞赏，被封为征虏将军。石虎也因此全力以赴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功高震主，石虎懂得这个道理，石勒死后，利用辅政之机除掉石弘登基。石虎称帝前期倒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经济上他提倡屯田，屯田作为一种公有制经济形式，在战时或者备战时可以解决军粮问题，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曹操和诸葛亮都曾推行屯田制，但在和平时期，由于调动不了农民的积极性，逐渐被取消。作为一个军事帝国，石虎屯田纯粹是为了备战，由于战乱，荒地很多，竟取得意外的收获，农业大丰收。石虎将粮食依傍河岸建仓储存，屯粮还是为了打仗，战争时不必长途送输粮食。可因此又取得意外的收获，发生灾害可以就地赈灾。
为拉拢士族豪强，石虎恢复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进一步推广儒家思想，不仅如此，他还注重整顿吏治，严惩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官员，石虎选殿中御史李矩为御史中丞，整顿豪强百官，对皇亲国戚的违法行为，石虎照旧严惩不贷。经过整顿，吏治有所好转，贪官污吏横行霸道的局面有所改变，连石虎都高兴地感叹，“朕闻良臣如猛兽，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
第十三章 石虎兴佛（3）
后赵大力倡佛，石虎对佛图澄的敬重更甚于石勒，称他为“国之大宝”。朝会时，佛图澄升殿，常侍以下官员都要去“举舆”（抬轿子），太子们必须扶着舆翼（即轿子边）随舆而上。当司礼官大唱“大和尚到”时，全体官员起立。这些都写在石虎的诏书中，成为制度。由于佛图澄的宣传和二石的支持，佛教在后赵政权下十分兴旺，当然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分不开，信奉佛教的很多，寺庙也造得很多。佛教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受到宗教的入侵，儒学士人对佛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排斥，一种是吸收。当时僧侣是不服役的，为躲避沉重的徭役杂税等，许多投机取巧的人削发为僧，排佛的人抓住僧人的这条小辫子，提出平常百姓无权奉佛和为避役奉佛非法两个问题。
王度等汉臣依据汉魏旧制，主张凡汉人一概不许到寺庙烧香礼拜；上自官员，下至役隶，也一概不许拜佛；凡国人（羯族人）已出家者一概还俗。这是汉族传统文化对外来宗教的排斥，当然要引起佛图澄等人的反攻，石虎顺从佛图澄，他既提倡经学，又不舍弃佛教，和稀泥说，我不是汉族人，做了中国的皇帝，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