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特地提到了1905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他的侧重点则是从一个亚洲人的角度出发，为历来备受西方白人列强欺压的东方民族，终于打败了欧洲列强俄国而感到扬眉吐气。他回忆说，当日俄战争爆发时，他正在欧洲，俄国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时，他亲眼看到“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
这是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
几年前，我曾到日本神户参观孙中山纪念馆。走出舞子公园火车站朝海边走去，不到10分钟，即可见高耸的明石海峡大桥旁有一幢尖屋顶共三层的老建筑。小楼原名移情阁，是神户著名华商、宁波人吴锦堂的私人住宅。楼房为六角形，系参照杭州六和塔而建，故又称“六角堂”。1913年，孙中山流亡日本逗留神户时，应主人邀请，曾在移情阁居住。前些年修建明石海峡大桥时，移情阁整体搬迁至现址，并辟为孙中山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记得是在二楼展厅，我看到，孙中山在神户演讲中阐述“大亚洲主义”的一番话，用中、日两种文字抄录，醒目地悬挂在墙上。孙中山说：
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的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受压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亚洲专有的，就是在欧洲境内，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国之内，也是一样压迫的。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的运动，视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国家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孙中山文集》，第409页）
封面中国 第五章（11）
读孙中山的演讲，不难体味他内心深处的悲愤，一种渴望中华民族尽快摆脱受西方列强欺压的紧迫。王道与霸道，这是他从文化角度着力强调的主题。他认为东方文化曾经拥有“主张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的“王道”，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则是“主张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的“霸道”。面对神户热情的日本听众，心里充满悲愤、忧虑和历史紧迫感的孙中山，对已经崛起的日本显然仍抱有幻想，甚至寄予了厚望。
厚望最终只是奢望。现实远比忧虑更为残酷。当1931年来临时，对于中国，日本早已不再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的问题，而是军国主义的霸道大行其道了。此时，距孙中山发表演讲还不到10年，世事变迁如此迅疾而无情，绝对是孙中山不可能预料到的。如他九泉有知，想必会有深深的失望与悲愤。
所有中国人的幻想都在一个晚上破灭了。
六/张学良的抵抗或放弃
幻想破灭的中国人，震惊地看到了沈阳及东北被日本瞬间吞没。
谁能料到，“九·一八”之夜，张学良麾下留驻沈阳的东北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让只有几百人的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攻占北大营，占领整个沈阳。随后，几天之内，日军完成对南满铁路沿线城市的占领，几个月内全面占领东北……张作霖去世仅仅三年多，少帅张学良就永远失去了父亲经营多年的东北地盘。
张学良再也不是东北的主人。
一个令中国人难以相信的现实，一个令中国人难以原谅的少帅。如果没有后来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人们在描述张学良的历史形象时，很容易地在他的名字前加上这样一些词语：自负、轻率、软弱、卖国……
“九·一八”夜晚降临之前的一两年时间里，正是张学良春风得意之时。作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巨头，他的军事实力不亚于南京政府，更拥有当时中国最强大的空军。1931年6月，他答应借给蒋介石的20架飞机飞向南方，用以对付广州政府的“叛军”。我对史料中提到此事时用“借”这样一个字印象颇深。怎一个“借”字了得！少帅此时在蒋介石等诸军政要人面前怡然自得风光无限的样子，被恰到妙处地渲染出来。
同样是在1931年6月，张学良在沈阳的兵工厂生产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辆载重卡车，在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兴起之时，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再次昭彰东北的工业实力。这也就难怪《时代》以《在轮胎上》为题，报道了他的这一成果：
据传，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元帅，上周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坐了起来并露面。伤寒病愈的张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由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历史性地在他的沈阳大型兵工厂里完工。
张的载重汽车的发动机、齿轮及其他复杂的部件均从美国进口，但他的兵工厂自己生产钢材、车架、散热器等简单部件。一位发言人谈到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
“这是100型的，我们计划建立一条生产线，每月生产5辆，每辆车的轮胎载重量为1万磅（约5吨——引者注）。我们还将每月生产10辆75型的，每辆轮胎的载重量为7500磅。（《时代》，1931年6月22日）
然而，就在“九·一八”的晚上，随着北大营的被占领，张学良的停放在沈阳机场的数百架飞机、刚刚生产出载重汽车的兵工厂，都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具有一定实力的张学良，“九·一八”的晚上为何决定放弃最低限度的抵抗，他自己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3月28日）他的这一回忆，与他在“九·一八”之前的思路是吻合的。1931年9月6日，张学良曾给留守沈阳的省主席臧式毅等人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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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五章（12）
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从电文看，张学良对日方可能进行挑衅有预感，“不可与之反抗”则是他的指示，这显然与蒋介石的思路和主张也是吻合的。这一电文对沈阳当局在9月18日晚上决定放弃抵抗显然起到了直接作用。《时代》也报道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的决定，说：
深知自己的军队根本无力与日本抗衡，精明的张学良元帅欲尽量赢得世界的支持。他命令自己的满洲军队放下武器，不抵抗日本军队。他在病床上签署声明。（《时代》，1931年9月28日）
放弃抵抗，张学良晚年称与自己的判断失误有关，这有一定道理。我还同意专家曾景忠的意见：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张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会宁愿采取这样的政策。（《“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3月28日）
抵抗必败——这是1931年张学良的忧虑与惧怕；保存实力——这是作为继承父亲统治权的少帅必然要考虑的现实。在这里，我想还有一个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也值得关注，这就是两年前的1929年，为争夺中东路控制权，张学良与苏联之间爆发的大战，即有名的“中东路事件”，在这场军事冲突中，张学良惨败。
与张作霖在日、俄间多年周旋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相比，年轻的张学良更有资格被称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热情的爱国主义者。1928年，他宣布东北易帜，归属南京政府，一夜之间东北挂满青天白日旗，军阀长期割据东北的局面第一次得到改变，堪称自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重大事件。1929年，张学良又决定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路控制管理权，他的爱国主义者声望顿时得到更大提高。
中东路，即北满铁路（从长春经哈尔滨至满洲里的铁路），1905年日俄战争后由俄国控制，苏联成立后继续维持这一现状，仍由苏方派人担任铁路局局长和副局长，管理人员也多由苏籍人士担任。1929年7月，张学良下令解除苏方人员职务，改由中方人士担任，将苏方被解职人员驱逐出境。苏方随即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方恢复原状，并说“将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障它的合法权益”。张学良毫不退让，并将苏方员工1200余人押解至哈尔滨关押。美国记者鲍威尔称“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敢于采取如此有力和果断的排外运动”。
就在张学良即将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外交家顾维钧正在欧洲旅行，观察世界政治趋势。在巴黎，在和一些欧洲政治家交谈中，他特别关注他们对苏联军事能力的看法。根据他对张学良的了解，他估计张学良很有可能对苏联采取强硬手段，而这是他所担忧的轻率之举。后来他这样说：
张学良无疑是个爱国者，对日俄两国的政策都特别怀疑。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和从我个人所收到的书信来看，张少帅关于苏俄对他在满洲的积极政策可能作出的反应的估计是相当不现实的。记得有一次我和贝特洛先生谈话。他是法国外交部的政务司长，对法国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他暗示，中国应当小心谨慎，少帅更应该特别小心，因为少帅首当其冲，并负责处理苏俄的问题。他说苏俄的军事潜力还很小，不能用欧洲任何一个强国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满洲的军事准备情况，如果采取任何行动挑动与苏俄的战争，那就是个错误。由于西欧和美国对于苏俄仍旧抱有成见，苏俄必须采取克制政策，在西方，苏俄一定不会挑起任何冲突。但是苏俄对远东特别是对满洲的态度就不同了。据他从官方的和非官方所得到的报告，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是绰绰有余的。（《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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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五章（13）
法国外交官的预测和顾维钧的担忧很快将被证实。
顾维钧还认为，促使张学良热情高涨、铤而走险与苏联发生冲突，很可能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因为张学良做出以上决定时，蒋介石的几个高官正在东北：
对付少帅则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06页）
1901年出生的张学良，1929年还不到30岁，他当然没有想到国际纠纷和###交织一起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没有父亲老练和狡猾。
中东路战争终于爆发，历时数月。到前线采访战事的鲍威尔这样描述战况：
战争在满洲的东西边境，沿着中东路很快爆发。在满洲里，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大约8000名士兵丧生。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绥芬河，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而位于松花江口的城市拉哈苏苏，与伯力隔着黑龙江遥遥相望，在被飞机轰炸后成为一片焦土。两艘停泊在江上的中国炮艇，也被苏联飞机炸沉。……在我们那艘汽船后面，还有另外一艘汽船，船上全是中国政府方面的官员，结果遭到苏联飞机的扫射，死伤惨重。（《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67—168页）
惨败是张学良绝对没有预料到的，这对他的情绪、心理是一重大打击。在“中东路事件”期间，张学良邀请顾维钧来到沈阳担任他的顾问，顾维钧亲眼看到了“中东路事件”开始时那个热情高涨、乐观自信的少帅，在惨败之后又一下子跌落进沮丧的沼泽。张学良一时再也不敢与实力远远超过于自己的日本或者苏联对抗了，哪怕感情上他依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九·一八”放弃了抵抗，也就丢失了自己的家园，更击碎了所有中国人曾经对他的赞誉和希望。“不抵抗将军”乃至“卖国贼”的唾骂，一时间成为笼罩他身上的阴影。将近一年之后，1932年8月8日，张学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一番剖白，说得诚恳而感人：“余反躬自问，再三思维，近年来误国之处甚多，使政府长官耽忧，致部属朋友受累，更陷自身于痛苦，皆是自己年轻，少读书，天性憨直，凡事误于坦白，缺乏政治阅历。只知爱国之成见，不计世道人情，致生许多困难。余素常不自明了，不知爱国之辈，其理由安在，今日余知其中之滋味矣。”
他不得不宣布“下野”；他的东北军不得不成为蒋介石用来围剿共产党的力量，并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点点被消耗掉实力。笼罩心上的沉重阴影，只有到1936年12月12日，他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做出惊人之举之后才能消散。哪怕他为此将付出数十年失去自由的代价，但他却以这一特别方式，完成了历史形象的自我塑造。
2001年，张学良在101岁高龄时病逝于美国。斯人远去，百年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我在沈阳寻访时，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张学良当年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载重汽车的兵工厂旧址。兵工厂历尽沧桑，功能依旧。日军占领沈阳后这里仍是兵工厂，现在，它还是工厂。走进去，友人告知，偌大的厂区如果步行需要几个小时。路过几处车间，说是张学良时代的遗迹；工厂入口处有一幢楼房，近似于当年日本总领事馆的建筑风格，也是绿色屋顶，它们则是日军占领期间修建的办公楼，一直保留至今。
七/“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的冲突
中国人愤怒了。
“抵制日货！”这是首先发出的声音，也是可以一下子在各地展开的共同行动。既是愤怒的宣泄，也是一种姿态的表示，更有很多人认为抵制日货，制裁日本，能够起到打击日本经济、削弱日本军事力量的作用。当愤怒把民族情绪点燃之后，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有作用也好，无作用也好，实际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遭遇“九·一八事变”的国难时刻，每个人都需要、也必须以各种方式表明其立场和态度。于是，抵制日货的浪潮，顿时席卷中国乃至世界各地。
封面中国 第五章（14）
1931年10月26日，当《时代》选择蒋介石、宋美龄作为封面人物时，“抵制日货”浪潮成了报道中国局势的背景之一：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