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那时生活在北平的许多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越来越感到沮丧。我认为，我们在北平认识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非常无能。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呢？”等等。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至于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平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镇压共产党，认为镇压了共产党才能抗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的反应是：“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摒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但是，为什么在祖国遭到侵略时要打内战呢？”（《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但此时访问中国的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却欣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记得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杜勒斯出现在北平。他正以某个美国传教协会理事会的名义在整个亚洲旅行。我在美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遇见他。他坚定地认为，要让国民党在解决中共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只有解决了中共问题，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封面中国 第六章（5）
约翰·杜勒斯后来鼎鼎有名。20年后的1953年，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成为“冷战”时期最强硬的人物之一。他在外交场合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故事，几乎成了冷战时期的历史性象征。
显然，中国陷入分裂和内战，是已将东北吞并的日本最愿意看到的。不仅仅如此，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英国作家韩素音还认为，其实苏联也愿意看到中国的分裂。她这样写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作为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陷入的困境：
周作为党的军委负责人起草了一份呼吁书，散发给包括蒋介石军队在内的全中国军队，向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建议停战，以便团结抗日。然而周的建议没有得到巴威尔·米夫和国际路线派的支持。“又是妥协！跟蒋介石不可能妥协！”国际路线派把“满洲”被占领看成是对苏联的威胁。1931年夏天，他们宣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到了。这个主意是要阻止蒋介石与日本结盟反对苏联。蒋必须先在国内对付共产党。（《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132页）
韩素音的叙述是否准确尚有待考证，因为同样是共产国际和苏联，1936年在西安事变爆发后，采取的却是极为缓和的立场，促成了蒋介石的被释放和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不过，韩素音毕竟为历史考察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
中国处在风雨晦暝中。就在这一背景下，同样还是在1932年，另一个肩负重要使命的德国人来到了中国。“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说这话的是奥托·布劳恩，后来，在中央苏区他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中国名字——李德。1973年，李德在苏联出版了关于中国经历的回忆录《中国纪事》，虽明显在为自己辩护，且具十分浓厚的主观色彩，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细节，值得一读。
抵达中国后，李德先在上海等地活动，1933年秋天前往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所在地，行前他接受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3年9月底，我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弗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我从这些指示和建议中感觉到，他深信苏联会给予武器援助，并且抱有进行一场大规模正规战争的设想。因此他命令我，尽快让人建立一个飞机场，并在赣江和抚河之间的北线上建立坚固的阵地，以便在那里准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目的是一直挺进到南昌，或者甚至挺进到长江沿岸的敌人的中心地区。（《中国纪事》，第40页）
李德踏上了前往中国神秘地区的行程。他这样回忆走进中央苏区的过程：
在整个旅途，我像是一个聋哑人。我学会的几句支离破碎的中国话，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会讲的是中国官话，也就是北京方言，而我的同伴们讲的都是广东或福建方言。旅途中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毛巾，警卫员们簇拥在我的四周，把所有好奇的人挥走。就这样，我们到了红色首都瑞金。那时瑞金几乎已经被国民党飞机全炸毁了。我们在远离城市废墟的一间冷落的小屋子里停下来了，等了几个小时，来了一个比较消瘦的中年人，满面红光，身后跟着一队警卫人员。
这就是邓发，他是中央委员，又是党和政府的保卫委员。（《中国纪事》，第43页）
一个令所有共产党人注目而又陌生的德国人，就这样走进了瑞金。几个月后，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顿时具有了一言九鼎的权威，他所拟订的军事防御战略，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蔓延开来，将根本改变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命运。
三/陈友仁最后一次的耀眼亮相
就在李德刚刚走进瑞金，开始与中央苏区的中共领袖们认识并迅速确立自己发号施令的至尊地位之际，1933年12月《时代》周刊关于封面人物蒋介石的报道，向世界披露出了中国红色革命的现状和蒋介石1933年9月开始进行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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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6）
然而，上周蒋委员长却面临着一个紧要的历史时刻。对他的统治真正具有严重威胁的，是已经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他们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控制着富饶的江西及周边约20万平方英里的地区（见地图）。他已紧急公开购买多达1万张床位的医院设备，大量步枪、机枪、野战炮、战斗机和军需品，他分别悬赏8万大洋以取得中共头号将领朱德、二号将领毛泽东的头颅，如果尸体完整赏金则为10万大洋。这两位家喻户晓的中国人曾在国外受过军事训练。南京方面的30万军队，在蒋本人的指挥下，在该地区集结，准备开始剿共。突然，他召集所有将领和参谋来到指挥部所在地南昌，在这个直接面对苏区的地方开会。委员长宣布，他可能会将剿赤战役的全部指挥权交给刘峙将军，令其立即赶往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投入战斗。（《时代》，1933年12月11日）
在1927年年底，《时代》曾报道过中国共产党人发起的广州暴动，自那之后，共产党的影子在这本刊物上几乎消失了。在长达5年的中国报道中，频频出现的是军阀混战、国民党内部派别的纠纷与争斗、中日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从高潮跌入低潮、从城市转向农村的中国共产党的踪影，一时还难以进入《时代》的视野。
当然，偶尔也有例外。1931年6月22日的《时代》，在以《新元首》为题报道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消息中，曾这样写道：
蒋介石元帅上周再次当选中国主席——不是由中国人民选举，他们没有投票——而是由在南京的国民党第5次大会选举产生。
直到上周，蒋主席还未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从南京进军至内地、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蒋的政府承认，共产党军队最近“在江西、湖南、福建省的一系列战斗中，消灭了2万政府军”。“许诺者”蒋许诺将派遣20万军队清剿红军。（《时代》，1931年6月22日）
毫不奇怪，共产党根据地位于远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偏僻地区，中外记者都很难走进去一看究竟。“苏区”的现状和“剿共”的进展，往往只能根据官方的消息发布，外界对中共内部情况的了解也仅限于细枝末节，甚至常常是捕风捉影。譬如，称朱德、毛泽东都在国外接受过军事训练，明显有误。朱德曾在欧洲留学，但并非学习军事；毛泽东从未跨出国门半步，甚至在国内也没有学习过军事。尽管如此，一幅配文章而发表的绘制详细的地图，却多少为世人勾画出了中国内战动荡的范围。
相比之下，关于“福建事件”的报道就要生动详尽得多：
福建是上周的最后一个严峻的叛乱地区。这一新的苗头打乱了蒋委员长指挥江西剿共的计划，迫使他召集军事委员会开会。
上个月，临近广东的福建省宣布已经“独立”（《时代》，11月27日）。上周，福建大胆的造反者敢于宣称，是他们而非南京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政府。他们猛烈抨击蒋委员长，宣布他们的军队将由蔡廷锴将军指挥，这是著名的十九路军的司令，曾率军殊死保卫上海（参见1932年2月22日等期《时代》）。老牌的十九路军的残部，在招募新兵后战斗力得到加强，将在蔡廷锴将军的指挥下作战。更为严峻的是，新的福建政府拥有它的“智囊人物”——南方中国人的政治家中的佼佼者陈友仁。正是他使南京政府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是他迫使蒋匆匆离开军事会议，紧急调遣精锐部队，亲自指挥来对付福建。（《时代》，1933年12月11日）
被称为“智囊人物”的陈友仁，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耀眼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过去读史书，福建事变的风云人物中常提到的是十九路军的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出任“福建政府”主席的李济深，而对出任“福建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却少有提及。但在《时代》报道中，真正占据中心的焦点人物却是他。
毫不奇怪，从1922年开始担任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出生于加勒比海特罗尼达的归国华侨陈友仁，成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是外国媒体接触最多、报道最多、最感兴趣的对象。1927年大革命期间，作为外交部长，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充分表现出激情、爽快、犀利，为中外媒体一时竞相报道。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宋庆龄等一起流亡苏联，试图成立国民党左派的流亡政府，关于他和宋庆龄结婚的流言蜚语，更使他成为世界性新闻人物。当他结束流亡于1931年回到中国后，他又成了每一次反蒋运动的核心人物。如今，1933年12月，骑在马上的蒋介石，仍不得不面对这个老对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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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7）
蒋介石对陈友仁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恼羞成怒。1931年，陈友仁是“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当时，《时代》曾报道了蒋介石发表的攻击陈友仁的谈话。谈话中，蒋甚至把陈称为“外国人”，攻击陈在拿“苏联的钱”。这是颇有意思的一次报道：
出征之前，蒋主席通过其新闻机构，公开指责他的最聪明的夙敌、在广州新成立的革命“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
……
“我们奉劝你回到你出生长大的特罗尼达去，回到你的妻儿的怀抱中去，不要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干涉他们的内政。”
精明的陈出生于特罗尼达，随后前往伦敦，他在那里成为一名富有的律师。1926年，陈和蒋（现在抨击他的人）是广州的革命战友。两个人都拿俄国人的津贴，但蒋元帅在征服了半个中国（1927年）之后与俄国决裂，陈则没有。在蒋征服中国的战争期间，陈是他的头号宣传鼓动家，以他的“傲慢无礼”、“怪诞言辞”、“华丽辞藻”（蒋攻击陈的语言）为蒋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帮他打赢一次次战斗。
如今，陈先生回到广州，重新开始1926年的革命。在怪诞的传单上，蒋主席被画成一个想当皇帝的傲慢无礼的形象，古城墙环绕的蒋主席的首都被说成“南京徒有其表”。（《时代》，1931年6月29日）
1931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陈友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因主张对日绝交未被采纳而辞职。再过两年，他成了福建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出现的各派别的暂时统一，如今再起波澜。而在《时代》看来，陈友仁是新一波反蒋运动的重要领袖：
两眼炯炯有神、沉默寡言的坚强的陈，样子颇像吉卜林扮演的列宁。他出生于英属特罗尼达，在伦敦酒吧开始打工。据他的许多中国敌人说，他“不会说也不会写中文”。
由于绝大多数中国的政治家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陈先生也就很少说磕磕巴巴的中文，而是习惯于敲打椅子，脾气暴躁。自从被任命为孙逸仙博士的原广州政府法律顾问之后，这一性格使他更具影响力。去年，陈先生与征服者蒋发生争执，此后，愤慨之极中他暴跳如雷，猛烈抨击委员长是“中世纪思想”、“政治骗子”、“向日本出卖中国”、“没有灵魂的、将毁掉国民党的独裁者”。
蒋正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征服了中国。南京方面仍称为“国民政府”。上周，广州政府不仅要求蒋委员长下台，还要求南京政府必须重组，给予国民党更多管理国家的权力，人们从中看到了陈友仁深不可测的奥妙手腕。由于中国没有选举，国民党的领导人，如陈友仁，都是靠威望而成为政治家。
南京和北平的政治家是国民党内的稳健派，而在福建和广东的则几乎均是接近于共产党的激进派。福建的叛乱和广州的呼吁，意味着中国南方的政治家事实上在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以粉碎南京政府背后真正的权力中心——“宋家王朝”。（《时代》，1933年12月11日）
这里被生动描述的陈友仁，到了政治生涯中最后辉煌的亮相了。匆匆揭竿而起又未能与中共联合起来的福建革命政府，孤立无援，独自面对中央军的大兵压境。《时代》这样报道蒋介石的调兵遣将：
七艘军舰连夜运载荷枪实弹的士兵，启程前去从海上攻打造反的军队。在上海的中国城，颁布了战时条令。一趟趟军用专列开往福建前线，委员长从南京派出轰炸机飞往福建，在投掷炸弹的同时，飞机还撒下传单：
致十九路军
同志们！
消灭冒牌的福建政府，不然，南京政府就会将你们彻底消灭！
蒋委员长
（《时代》，1933年12月11日）
李德回忆说，1933年11月前后，他在中共领导人博古的陪同下，前往中央红军设在建宁的前线指挥部，和朱德、周恩来等人见面。就在那里，他们得到十九路军即将反蒋抗日的消息：
封面中国 第六章（8）
我们在建宁逗留期间，从项英那里传来了一个消息：根据上海方面的无线电报，蔡廷锴正在策划反对蒋介石。估计蔡廷锴在政治上会得到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反对派政治家的支持，粤桂两省省主席至少会保持中立。按照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上海局的意见，我们应该利用国民党阵营内部新产生的矛盾，给蒋介石以毁灭性的打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一旦蔡廷锴开战，中央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人阵地，越过赣江，夺取国民党军队的外侧，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我讨论了这个建议，并对此基本上表示同意。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政治前提和军事细节，由于缺乏详细的情报，开始时我们没有讨论。博古认为，这些问题应在1934年1月所有领导同志会集瑞金时再进行讨论。项英来电话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原则上也同意这个计划。（《中国纪事》，第63—64页）
随后的发展却与李德的回忆所说相反，中共未能与福建方面联手，因而失去了历史提供的一次良机，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