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29日，《欺骗》一文报道了顾维钧的辞职：
两周前中国政府通报在北京的外交使团，山东督军已经被撤职；上个星期曹锟总统则提拔这位被解职的将军到更高位置，成为上将军之一。此举惹怒了外交官，他们认为田中玉（山东督军兼署省长）对5月发生于济南附近的劫车事件负有个人责任，显然，他的被提升公然违背了前次中国向外交官通报的精神（《时代》10月22日）。该通报使他们理解田中玉已受到惩罚。
封面中国 第二章（8）
总统的这一做法导致现任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辞职，他是中国该通报的起草者，他觉得他的首脑“欺骗”了他。顾博士（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是原驻美国的中国全权代表，参加过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他的辞职是曹锟内阁的一个损失。
就在北京的外交风波难以平息的同时，坐镇洛阳的吴佩孚则悄悄地策划着对孙美瑶的致命一击。
不难想象，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居然发生如此重大的国际性事件，吴佩孚不会平息心中怒气。为使外国人质得到释放，他和北京政府不得不满足绑匪们的条件，但这也只能是缓兵之计，他不可能容忍孙美瑶之类的人在他的麾下坐着旅长的宝座。有文章写到，是吴佩孚直接下令（也有文章说，是曹锟下达的命令）兖州镇守使张培荣，以宴请为名，于1923年12月19日在枣庄的中兴煤矿诱杀了匪首孙美瑶及其卫士11人，所部3000人被全部包围，缴械后强行遣散回乡。
关于孙美瑶被处决的细节，有不同版本，这里我取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种说法：孙美瑶没有参加宴请，在得知消息后，迎着漫天飞雪从枣庄赶回抱犊崮。但早有狙击手在此埋伏，他们将孙美瑶从背后击毙，然后，悬首示众。惊天动地的临城劫车案，最终在抱犊崮的漫天飞雪中结束。
忽然想到，《时代》选择吴佩孚为封面人物，是否也包含了对他处理孙美瑶方式的肯定？
似乎尘埃落定，但抱犊崮上弥漫的疑云，当时、乃至今天仍让人费解。临城劫车，绑架中外人质，到底是孙美瑶纯粹为挽救命运而做出的孤注一掷，还是在国际矛盾和南北对峙的状况下，另有他人帮助而精心策划的行动？孙美瑶的目标直指吴佩孚，到底是帮助南方孙中山，还是帮助北方张作霖，或者，帮助更为诡秘的日本势力？
阅读相关史料时，我不由得产生这些困惑。困惑中，过去未曾考虑过的一个历史话题，浮出水面，把一个陌生的对象带到了我的视野。
五/土匪困扰的背后
在《时代》封面上显得自信的吴佩孚，其实一直受着土匪难题的困扰。
我根据《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初步统计了一下，从1923年5月临城大劫案到当年9月，短短4个月，在吴佩孚势力范围内的地区就发生了下面5起重大土匪抢劫事件：
5月6日，山东临城大劫案；
6月14日，湖北应城土匪大掠市镇，掠去市民和传教士多名；
8月14日，山东议会称，剡威八里巷1000多人被匪徒屠杀，数百家被毁；
8月15日，湖北天门皇帝镇被土匪抢劫，2000多家被烧，教堂被毁；
9月30日，山东德平西北乡遭土匪洗劫，1000多人被害，150多人被捕。
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在1922年，土匪竟能闯入吴佩孚设在洛阳的戒备森严的司令部，他们警告4000名士兵不得干扰他们的行动，执意杀死了一位著名的商人，因为他拒绝支付贡金。土匪还威胁要带走吴佩孚本人。这也许只是一种传言，是否可信并不重要，因为，蔓延各地的土匪硝烟，事实上早已让吴佩孚和整个直系感到窒息。
这支敢于闯进洛阳城，在吴佩孚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土匪队伍的首领，就是当年与孙美瑶齐名的另外一个大土匪“老洋人”——张庆。据说，张庆相貌和西方“洋人”有些相似，并自称是“洋人的老子”，遂有“老洋人”的绰号。1922年，老洋人率数千匪徒横扫河南、安徽，攻占上蔡、阜阳等县城，洗劫一空，还先后绑架多名外国传教士作为人质。老洋人曾一度被吴佩孚收编，但到了1923年10月，获知吴佩孚即将对他下手时，他故态复萌，火烧河南鹿邑县城之后开始在河南、湖北、陕西一带肆意洗劫，中外人质曾达到数百名。老洋人的队伍人数最多时达到万人，成为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一时间，在孙美瑶被处决之后，老洋人成了中原最大的匪祸，也是吴佩孚的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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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9）
《时代》（1923年12月17日）以《血腥屠杀》为题报道发生在河南的一次土匪洗劫，提到了老洋人：
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老洋人”率领一群土匪，冲进位于豫西南的李官桥镇，洗劫了毫无防范的居民，“2000人”在大屠杀中被杀死，有的用刀砍死，有的用枪扫射，有的被捆在一起浇上煤油活活烧死。众多死者难以辨认，只得挖一个大坑掩埋。往大坑里运尸体，买根绳子也得花1000元。
李官桥镇的行动是个警告，外国传教士们集中到老河口附近。传教士居所被烧毁，2名当地教民失踪。
4个传教士团体留在老河口，他们分别是中国内地传教团、基督教传教团、路德教传教团、挪威路德传教团。
从该报道看，此次洗劫的程度远远超过上面列举出的几次，可是，查阅多种民国辞典，我都没有找到任何记载。难道《时代》消息来源有误？或是基于传言的报道？直到找到一套3卷本的《近代中国土匪实录》，才从其中《老洋人——张庆》一文中找到了佐证：
（1923年）11月23日，老洋人攻陷豫南淅川县的李官桥镇，该镇隔丹江（汉水支流）与鄂省相望。镇中居民依寨墙顽强抵抗土匪的进攻。入夜，匪徒攻入镇中，顿时火光烛天，哭声震地。土匪大肆屠戮百姓，见人就杀。据后来统计，土匪在淅川县一地就杀死人民达4326名，焚毁房屋26000间。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匪徒竟以死尸掷填江中，企图叠成人桥而过。鲜血染红了江水，尸体随波浪冲去……
文章记叙的惨状比《时代》报道更甚。当我对照着阅读关于这一洗劫事件的中外报道时，桌上正放着好几种民国史的大辞典。在这些辞典中，不仅没有关于这些大事件的记载，甚至在多达万余人的人名辞典中，也居然找不到孙美瑶、老洋人的条目。这和他们当年的巨大影响颇不相称。1924年2月10日的《东方》杂志，就曾这样强调他们两人在中国现实中的影响力：
在兵匪纵横的中国里，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事件，当然不出战祸与匪氛；而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人物，也当然是军阀领袖与土匪头目了。但是最近三年中……奉直大战还不如豫匪的猖獗与临城的劫车两者来得声势雄壮……与其以某某将军某某大帅等军阀领袖充数，倒不如径###出土匪头目老洋人与孙美瑶为是！
时隔80年，读来仍有一种震撼！
我感到奇怪，当年曾经引发如此猛烈震动的人物，在收有上万人的历史辞典中居然找不到一丝踪影，颇为重要的土匪与历史演进的关系，也很难在中国的史学著作中看到论述。那么，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到底遗漏了多少事件和人物？我们的历史研究，到底还有多少空白？如今，学界时兴所谓宏大叙事，热衷于引用所谓新术语，演绎所谓新观念，却忽略那些构成历史肌体的细胞，忽略一些当年曾经影响政局、改变历史行程的细节。可是，如果忽略了它们，也就可能忽略细节背后深层次的历史内涵，忽略历史环节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这些，历史的框架又如何能立起来？
英国汉学家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的专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则让我读后精神为之一振。作者的详尽考证和缜密思考，为我们打开了观看民国历史的一个新窗户。
贝思飞叙述了临城劫车案背后复杂而险恶的国际背景：
当时大多数观察家还认为（常常只不过依据一些相关的但并不重要的证据），日本人参与了“临城劫车案”的策划，据说日本人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在从青岛撤离之后掀起一个诋毁中国人的高潮。据报告说，乘坐那列注定要倒霉的火车的一批日本人在苏州下了火车，其余的日本人则据说有人也看见他们警告他们的同胞别买到该城市以远的任何车站的车票。也有报告说，这次抢劫后在匪帮的营地里有3个日本人，其中之一据说是军火走私商，俘虏们还注意到土匪的大多数武器上有日本的标记。
不仅仅如此，在土匪绑架人质后提出的保释条件中，有一条是要求得到一块几百平方英里的地盘，在国际法令下中立化由土匪自己治理，包括税收、开采煤矿和其他资源，以及扩大通讯联络。贝思飞认为，它们不仅酷似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而且很像日本在它占领青岛的短暂时期内试图达到的目标。他还说，传闻中的日本当局与安福系军阀集团的联系也暗示了这样的牵连。据说张敬尧将军每天都在天津的寓所里接见日本的来访者，而孙美瑶是张以前的部下，发动进攻的那天，孙美瑶刚从张那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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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10）
老洋人与孙美瑶大致相似，他们都不只是传统的散兵游勇式的土匪，也不限于单纯的打家劫舍。他们如同一支庞大的军队，制造着轰动中外的事件，如一阵阵旋风，掀起政局大波动。这就难怪，当年的媒体，将他们冠以“兵匪”而非“土匪”。兵与匪，忽而匪，忽而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兵匪，在20年代直系、奉系、南方政府的对峙与较量中，在与吴佩孚为敌的大棋盘上，他们是重要的棋子，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贝思飞提到了这样的传闻：
在1922年至1923年间，孙中山在准备第一次北伐时，据说与豫西的兵匪有过联系，要他们骚扰吴佩孚防线的后方（可能是委托樊钟秀和老洋人）。当老洋人在1923年被改编成军队后，据说孙中山的代表依然留在他的队伍中，而且还在第二年夏天劝说范明新在北伐军到达湖南、进入华北时进行策应。据孙中山的一位助手在信中说，临城的土匪打起“山东自治建国军”的旗号也是受到南方的鼓励。南方劝告他们尽可能推迟解决释放人质的问题是为了给北京军阀当局制造最大的麻烦。
不知贝思飞的叙述是否准确，但另外一个史料多少可以看出，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一旦发生，各方之间总是互为关联、互为影响。1923年6月29日，在发生临城劫车案一个多月后，广州南方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及其外交部长伍朝枢就这一案件联名发表一份对外宣言，宣言中谈到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一案，外人诧为奇闻，吾民则司空见惯。类此之案，且未可更仆数。试观临城，四周百英里以内，北方军阀奄有五省之地，拥有五十万之兵，而尚出此巨案，其祸国殃民，颟顸偾事，为何如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51页）
历史就是如此错综复杂。或许吴佩孚当年就很清楚，当他为清剿这些兵匪忙于调兵遣将而元气大伤时，在一旁暗自发笑的对手，一定不止一个！
孙美瑶死了。老洋人1924年1月也在吴佩孚重兵清剿下被逼得疲于奔命，最终被手下人击毙。然而，土匪现象一直存在着，“匪”与“剿匪”的概念，在很长时间里也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政治术语。对立的双方，无论执政者或者反叛者，都习惯将对方称作“匪”，哪怕这“匪”在政治含义上其实早已大大不同于孙美瑶或者老洋人。
真正意义上的土匪，不可能摆脱历史大漩涡的波动。在依然错综复杂的###和军事斗争中，他们要么被利用，要么被改造被整编，要么被剿灭，不会有别的结局。他们的生存方式、作战方式和策略，对于处在弱势的政治力量，无形之中也成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土匪，或者说兵匪，当时纠缠着吴佩孚，尔后仍将把历史纠缠。他们是历史舞台上不断变换脸谱的角色，为历史叙说，提供一个又一个传奇。
六/不懂政治的军阀
谁能想到，在《时代》封面上出现后还不到1个月，被称作“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就从声名的巅峰跌落了下来。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个著名军阀冯玉祥。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军队王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1924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挽回败局，只得退守秦皇岛，急调后援兵力前来。正在此时，任直军第三军司令的冯玉祥，暗中与奉系结成同盟，从前线奔回北京发动兵变，将曹锟囚禁，吴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残兵乘船逃离，风云一时的直系自此转入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却是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而非他的反戈一击。在4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冯玉祥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60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封面中国 第二章（11）
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已无法求证，但却为我们勾画了民国史上如同小说演义一般的传奇一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现场预感竟成了现实。
一代枭雄吴佩孚的命运，在他乘船逃遁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虎视天下已是明日黄花。
两年后，鲍威尔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是在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记者。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人，其实际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吴把他的总部设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那里见到了他，并共进早餐。他似乎比先前喝酒更多，显得精神沮丧，情绪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北伐军出发的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的影响，士气尽丧，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党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甚至不惜搞策反活动，以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战役后，孤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88—89页）
吴大帅再次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他的“儒将”姿态。他们一起吃早餐，一边交谈。吴佩孚手里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谈话过程中还不时看一看。
鲍威尔感到好奇，问他这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答：“《吴越春秋》。”然后补充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