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当时苏联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不会发展。我每次来中国都看到有很大进展。”
但哈默所说的，虽然就吸收外资、发展国际经济往来这一点来看，邓小平制定的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确与当时的苏联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当年苏联与现在中国的国情与实际任务是大不相同的。当年哈默在苏联多次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全力支持这些人和他们的企业。这是我们通向美国商界的捷径，我们必须尽量利用这条通道。”毫无疑问，哈默正是凭着列宁的支持才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在中国，哈默遇到了邓小平。哈默一样的获得了成功。
而更特别令哈默感动的是，邓小平让他把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带到了美国。这是大熊猫第一次走出国门，到地球上的另一个国家。
1982年3月26日，哈默在北京举行了他个人的美术藏品展览。在这个展览会期间，邓小平又接见了他。会见时，哈默第一次提出了要把国宝大熊猫带到美国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想法。
哈默说：“大熊猫伴随着共产党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体育队伍，出现在洛杉矶，肯定会使洛杉矶人民感到高兴，而且对美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大有裨益。”
按当时中国的法律，作为中国国宝的大熊猫是禁止向国外输出的。而在哈默之前，也曾经有各种各样的美国代表团或者委员会来中国洽谈此事，提出了许多条件作交易，要求中国同意把大熊猫送到奥运会上去，也都碰了钉子，得到的回答都是“NO！”。因为大熊猫的确是稀罕之物，在当时科学喂养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数量极少。
而当哈默向邓小平再次提出这件事情时，邓小平看到了大熊猫背后的价值。经过思考后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指示有关方面同意让大熊猫出国。
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大熊猫由中国的一架波音747飞机和它的饲养员一起从北京送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受到了甚至比国家元首还要隆重的接待。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哈默亲自牵头为大熊猫赴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
大熊猫飞到洛杉矶，一时成了美国社会舆论的热点，更增添了奥运会的光彩，同时还展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团结世界人民的精神，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来关注大熊猫热爱大熊猫和关心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大熊猫因此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1985年6月，哈默与中国合作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工了。哈默冒着炎炎烈日，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在北京与邓小平再次会见。会见中，哈默把他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会见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详细的介绍。邓小平则就平朔煤矿第一期工程开工向哈默表示了诚挚的祝贺。一个西方石油大亨与一位东方伟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而他们都已经是87岁和81岁的老人了。
在这两个人生经历都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的交往中，邓小平以其东方魅力给哈默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哈默曾在回忆录中说：“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精明能干、最聪敏睿智的政治家，坚定不移地遵循着符合他的国家最高利益的路线……一个人以如此饱满的热情处理自己的问题，并紧张忙碌地从事着改善自己民族的生活，是敢于藐视那些干瘪瘪的经济数字和人们捕风捉影的预言的。中国一定会克服困难，获得成功，我对此毫不怀疑。”
而在20世纪80年代，哈默还曾这样评论过邓小平：“邓是一个卓越的人，他将作为本世纪所产生的一位伟人而名垂青史。邓将率领中华民族走向富裕之路，并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共和国。”
邓小平和哈默的友谊，与其说是哈默的幸运，不如说是中国人民的幸运，中国人民因为有了一个“深情地爱着她的祖国和人民”的儿子而幸运。
“考
试“
———邓小平和法拉奇
试 题：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方 式：开卷，一问一答，即席采访。
监考人：人民和历史。
出题人：法拉奇（意大利女记者）。
答题人：邓小平。
时 间：1980年8月21日和23日。
地 点：中国北京，中南海。
得 分：（看完本文你就知道了。）
□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西方观察家说中国正在“非毛化”。《人民日报》首次明确界定评价毛泽东的基本走向：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1985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设宴招待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时，纳塔跟邓小平说：“不少意大利人都见过你。你1980年同我国记者法拉奇的谈话非常精彩，已收到你的文选中，我们都拜读了。”
邓小平笑着回答道：“我同她谈了七八个小时，她给我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考试？！
一个记者的采访被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比喻成“考试”，这是少有的。尤其是对这个让赫鲁晓夫也害怕的被西方人誉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邓小平来说，更是语出惊人。
然而，这确实是一场考试。一场特殊的考试。
这场考试对当时已经76岁的邓小平来说，确实是一种对自己政治智慧的挑战和考验。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却别无选择。他要给历史一个科学的回答。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呢？这个名叫法拉奇的意大利女记者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考官”呢？邓小平又是如何通过考试的呢？
要解答这么多的问号，我们还得把目光回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
打倒“四人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复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1980年的中国，可谓百废待兴。
这年的7月30日，在北京静悄悄地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在当时，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国外比中国国内还要大。这就是长期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同时另外两块永久性标语牌也被拆除。由于标语牌过于巨大，拆除过程中还动用了吊车、卡车。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策和行动？
尽管此前，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几乎遍及机关、学校、工厂、街道各个单位各种部门，已经采取过同样的行动，毛泽东的画像被取下，塑像被拆除，语录被涂抹覆盖。据说，因为一些塑像极其高大坚固，在拆除过程中还使用了炸药。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尤其是西方社会观察家们的注意。但7月30日北京的行动，在没有公开发布任何消息的情况下，仍然在第一时间传遍了西方世界。
北京！的确与众不同。中国的心脏，她的每一次心跳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况且这是在人民大会堂———这个中国共产党重要的会议大都在这里举行的地方，把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从这里取下的举动，怎么能不引起世界的震动？！
敏感的西方观察家们似乎从中共这个从地方到中央的行动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正在“非毛化”。
而让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也就在7月3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
这可以看作是中共第一次在党内对此作出的一个正式解释。而同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悄悄进行的行动，或许就是贯彻这个《指示》的一次带有象征性的行动。然而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其象征性的意义是最明白不过了———毛泽东画像、语录遍布每个角落的中国结束了一个“以激情狂热开始到悲愤哀痛落幕”的时代。
中国清楚，世界清楚。经历过太多苦难的中国需要前进，需要复兴！然而，这一切又怎么能不令人猜测或者思考？———“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已经是与告别苦难和屈辱，与解放和当家做主站起来紧密相连的。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的观点或提法被抛弃、那些被遭年毛泽东打倒的被平反，以及后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已经让敏感的西方观察家得出他们所谓的“非毛化”结论。
外面的世界如此。在中国国内，自1979年春天，也开始了一股诽谤诋毁毛泽东的思潮。于是，西方报刊也推波助澜，认为“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国内国外的这些思潮，自然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其实，邓小平对这一敏感问题的思考已经很久很久了。
早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的由各省、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计212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对此发表了精辟的见解。12月13日，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快结束时，邓小平就“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列主义。“
而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是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12月15日圆满结束。这次会议为三天后的18日至22日召开的另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会议再一次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1979年3月9日，针对西方“非毛化”的论调，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次公开明确界定了评价毛泽东的基本走向———中国现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这年的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作出了精辟论述：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对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对毛泽东和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权威性的评价，是当务之急。
经过商议，评价将采取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曾做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总结。今天，中国共产党同样要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科学的总结。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邓小平说：“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像一个设计师，掌握着每一个环节的进度，直接指导着每一个细节。到1980年秋，《决议》的基本思路已经形成。
这个时候，邓小平认为公开发表意见的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该以什么方式将这一权威评价向外公开发表呢？
邓小平有自己的考虑。
□这是一次智力的角逐。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公开发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问题的“决议”，邓小平自然要深思熟虑。
因为《决议》不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也是对中国的那一段历史要做出评价，而且还要经得起历史和未来的检验。
或许邓小平这时候想起了1936年，在当时国民党白色封锁的苏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就是通过西方新闻记者的笔，打破了国民党的10年新闻封锁，把共产党和红军的纲领、路线和主张以及事实的真相告诉给全世界人民。那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从此因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而闻名世界，而后来，共产党的这颗“红星”真的照耀了中国。
中共似乎也从此把与记者打交道作为工作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当中央需要对某一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或者声明的时候，往往不是由正式机构发布，而是选择通过某一个领导人与某个西方记者面对面访谈来表明态度。邓小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传统。
那么到底选择谁呢？想采访邓小平的西方记者实在太多，这些人的名气自然不必说。
下棋找高手。自信的邓小平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记者的名气，更多的是他需要一个与他能抗衡的厉害的对手。或许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大白于天下。
这将是一次智力的角逐。
正因为如此，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奥琳埃娜·法拉奇，驰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1930年6月出生于佛罗伦萨。1946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意大利《时代》杂志记者、《欧洲人周刊》特派记者。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她还是《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