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小时对您是有趣的。”68岁的华莱士，说起话来仍然是典型的西方风格。
“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国内提倡少讲空话。”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坦率质朴，又平易近人。
“您有没有接受过一对一的电视采访？”华莱士又问。
邓小平说：“电视记者还没有，与外国记者谈得比较长的是意大利的法拉奇。”
华莱士马上说：“我读了那篇谈话，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问了您不少很难答的问题。”
邓小平稍稍停顿了一下说：“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给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人。基辛格告诉我，他被她剋了一顿。”
“是的。我采访过法拉奇，但我也问了一些她很难答的问题。”华莱士的话除了有一丝同行相轻的自信之外，是否也在暗示邓小平，他的采访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呢？
采访就在这样亲切的娓娓交谈之中展开了。
华莱士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政策和中苏关系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表示愿意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改善关系。在中苏关系上，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意依照中国的意见谈判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9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8000人的兵力；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等等。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这个讲话在世界引起了一些震动，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中国，看一看中国领导人是一个什么回应。其实戈尔巴乔夫的目的就是想把中苏关系的这个“球”踢给中国，以解脱其在国际和外交上的被动。邓小平冷静观察之后，中国方面简单明了地就此事作了一个评价式的反应———“有新意，将仔细研究”。
显然，这次华莱士开门见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希望邓小平代表中国做出一个正式答复。他问邓小平：“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什么看法？”
看样子，华莱士的提问确实是经过观察思考和研究的。
处变不惊的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邓小平确实是政治高手。他绝没有那种政客哗众取宠的外交辞令。他始终是冷静的、清醒的，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
华莱士接着问道：“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谈到这里，华莱士突然转开话题，问道：“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华莱士将话题一转移，一下子急坏了在电视监视器前“督战”的节目制作人。他站起来，皱起了眉头，认为华莱士应该接过邓小平的话追问对方准备怎么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但又不好中断采访，只能看华莱士的发挥了。
邓小平说：“越南这种表示至少有100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决。”
“所以，就您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华莱士说。
邓小平进一步说：“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就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
华莱士又问道：“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
“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邓小平的回答非常直率而又深刻。
就在这个时候，正好摄像机内的录相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的片刻休息时间里，节目制作人就赶紧对华莱士提出要继续关注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态度。
换好录像带之后，采访继续进行。
华莱士就马上问道：“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历史的必然中总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起着意料不到的作用。或许正是这次录像带调换和节目制作人的提醒，才有了这次采访最为精彩的段落。
邓小平平静地说：“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老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邓小平还说：“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
邓小平的这番话，敏锐地抓住了要害，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战略胆识。这段精彩的讲话成为后来被新闻界评述最多的一段话。因为中国领导人愿意前往苏联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这在中苏关系破裂2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邓小平的讲话给戈尔巴乔夫一个响亮的回答，既没有改变中国的一贯立场，强调了中苏首脑会晤的前提条件，又给戈尔巴乔夫出了题，让他回答，实际上就是要求苏方在改善两国关系上拿出新的实质性的东西来。
用当时法新社的评述，说：“戈尔巴乔夫通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取得了重要的几分，但是，80多岁的邓小平的这次讲话却已把球挡了回去。”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评论说：“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了舞台的中心位置。”
□邓小平问候美国总统里根，再次深情阐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障碍，中国必须统一。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在美国的收视率是非常高的。下至普通百姓，上至美国总统，许多人都是这个节目的忠实观众。
华莱士说：“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曾亲自告诉我，他们对我的节目很感兴趣，几乎每个星期天晚上都要看这个节目。我想，当我这次采访的节目播出时，他们一定也会观看。不知您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里根总统说？”
显然，华莱士把话题从中苏关系问题转到了中美关系上。
邓小平稍微欠了一下身子，说：“在里根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时，我们认识了。我们相互间的谈话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愿意通过你们的电视台，转达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我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华莱士接过邓小平的话追问邓小平这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这样的提问犹如开了弓的箭，不中靶子不回头。
“有！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邓小平一边肯定地回答，又一边认真地回顾历史说，“在50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等人就把台湾看做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美国在处理美台关系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
“什么态度？”华莱士“咬定青山不放松”。
“很遗憾地说，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刚才我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呢？”华莱士要追问到底。
“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这就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了条件。”
谈到中国统一的问题，作为美国人的华莱士就问邓小平：“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深情地说道：“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我们老祖宗是炎帝和黄帝———都希望中国能统一，那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的地位，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
接着，邓小平对大陆和台湾的发展程度和经济水平差异做了客观的分析比较，说：“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37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太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看，是不全面的。”
邓小平合情合理的对两岸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是全面的客观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邓小平说：“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话题又从台湾问题转移到中国的国内政策和搞现代化需要外国投资问题。
针对当时中国在搞现代化发展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社会阴暗面，让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比如像“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等问题和现象，华莱士有针对性地摆出这些问题问邓小平：“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邓小平点点头，坦率地说：“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我们正在着手改变这种现状。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解决也只能是逐步的。但我相信，外国厂商提出的这些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就是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这些新问题也要解决。作为领导来说对这些问题要摸索情况，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也还有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
当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致富光荣”的口号感到很意外。其实，在当时，这个问题不仅在国外让人感到纳闷，就是在中国国内也同样让那些受“左”的条条框框影响的人，也感到难以接受。
华莱士问：“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非常认真地联系自己的过去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说：“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1974年、1975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结果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主要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所以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当华莱士跟邓小平说起他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看到农民买摩托车、彩电、盖新房子这些新的情况时，邓小平摆摆手说：“比起你们来，那能有多少？即使是在农村，受到赞扬的有些万元户，上万元，不过二三千美金，还是一年的收入，能算富吗？我们就算富了，但比起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还是低的。”
谈到“文化大革命”，华莱士就马上请邓小平谈谈他个人和家庭经历的遭遇。
对此，邓小平不想多说，就简单地答道：“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
华莱士急忙插话说：“那是不是说，当时让您扫地、做饭、劈柴等等也是好事？”
邓小平听华莱士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就笑着说：“说那些完全是好事，不能那么说。我的意思是使不好的事变成好的事，这可以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华莱士又问邓小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问的是很有分寸又很巧妙的。
“我们不提倡这个。”邓小平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