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好看。
如今，朝中大权基本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史称“众正盈朝”，意思是朝堂之上满是正人君子。他们特别讨厌熊廷弼，因为，熊廷弼不是他们一党，且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或者叫攻击过他们。担任监察官员时，熊廷弼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名叫姚宗文，他们在政治见解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姚宗文希望熊廷弼能够举荐自己补官，遭到熊廷弼拒绝。此次，这位姚宗文便发起了针对熊廷弼的首轮进攻。随后，熊廷弼受到了连珠炮般的攻击。炮火凶狠而且密集，最严重者，列举了熊廷弼的无谋八罪、欺君三罪，认为不罢熊廷弼的官，“辽东大事必不可保”。熊廷弼眼花缭乱，只好三次上书，请求因病辞职。他心情郁闷而沉痛，说道：“辽东转危为安，臣也就该由生到死了。”最后，主要由东林官员组成的专议此案的联席会议，建议天启皇帝朱由校同意熊廷弼去职。
九月二十一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后的第十五天，正式下令罢免熊廷弼辽东经略一职，熊廷弼交回尚方宝剑，“听候处分”。
努尔哈赤一年多按兵不动，等的就是这一天。
果然，新任大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一到任，就将熊廷弼一年多的心血“多所更易”——大部分废止，然后雄心勃勃地准备兵分三路，收复失地。努尔哈赤没等他把部队组织好，便率大军悄悄开到了沈阳城下。经两日激战，沈阳陷落，号称辽东用兵以来的“第一血战”。
六天之后，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兵直抵辽东首府、辽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阳，新任经略仓促应战。三日血战后——公元1621年即大明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辽阳陷落，经略袁应泰“佩剑印，引刀自裁”。这是一位有骨气，也很能干，却不懂军事的官员。临自杀时，他对一同守城的一位监察官员说：“您没有守城的责任，赶快走吧。我愿与此城共存亡！”这位名叫张铨的监察官大呼：“我张铨也是血性男儿，岂能贪生怕死！”
张铨身着大明官服，坚决不肯化装逃走。城破被俘后，在努尔哈赤面前，他坚不下跪，并告诉努尔哈赤：“我是大明天子的执法官员，我的膝盖决不会向你弯曲。”并将自己的头颅伸向两旁的刀剑。铁石心肠的努尔哈赤大为感动，下令派车马礼送这位真正的英雄离去，张铨一概予以拒绝。于是，努尔哈赤命两名亲兵将他强行架到马上，送回到他过去的办公场所。路上，许多辽东父老流着泪为他求情，他大声呼喊道：“你们是我堂堂大明的良民百姓，不要为了苟全我的性命求人！”最后，死于他昔日的办公室内。
夺取广宁（4）
他死后，努尔哈赤为表达对忠臣烈士的敬意，很有风度地下令予以礼葬，并在辽阳城北门外为他建纪念祠堂。
只有看到了这些仁人志士，我们才会明白：当一个政权腐烂透顶时，将会是如何地对不住那些忠贞的儿女们！
不过，中华帝国臣民们的很多作为，也确是时常出人意表。譬如，就在上述血战之后，辽阳城内的居民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便集体剃发，并张灯结彩，用黄纸书写着“万岁”字样的标语牌，焚香奏乐，敲锣打鼓地欢迎努尔哈赤进城。届时，鼓乐齐鸣，辽阳人民站在街道两旁，仿佛曾受过良好训练般，一起叩拜如仪，将努尔哈赤迎接进了几天前的大明帝国辽东经略衙门——如今的后金国汗王临时行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上演：一二十年后，满清铁骑踏进帝国首都北京和一路杀进南京时，这种情形均曾再现；不止一种史料记载说，这些来自寒冷北方的骑士，刚刚在扬州杀人杀到了手臂发软的程度，就要面对南朝女子花枝招展的温柔款待。没有人在文化与制度层面上深入探究过，这个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何以一到历史转折的时刻，便会如此行事。
此后数日间，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宽甸、凤凰、鞍山、岫岩、镇江（即今日之丹东）等辽东七十余城，全部为努尔哈赤夺取。七日后，公元1621年即大明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在庆功宴会上，努尔哈赤宣布迁都，定辽阳为后金国首都。
辽沈陷落，京师大震，自辽东战事以来，帝国首都北京第一次实行戒严。十六岁的天启小皇帝痛定思痛，下诏痛斥并惩处当初口无遮拦、罗织编造罪名弹劾熊廷弼的官员，告诫文武百官，要求他们“洗涤肺肠，一心君父，共佐时艰”。（《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四月癸酉。）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一再有机会看到：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想要保持洁净的肺肠已属不易，若想将已经肮脏的肺腑洗涤干净则更其艰难。
为了敦请熊廷弼复职，天启皇帝两次下诏罪己，话说得十分恳切，并派员专门前往转达自己的特别命令。熊廷弼遂于六月初一日再次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从史书记载上看，熊廷弼料事很准，史称“每言奇中”。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来看，此次相信皇帝的诚意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实在不该复出。
努尔哈赤则大不同于以往。
抚顺战役之后，他虽然得到了范文程，但似乎并没有特别予以重用，不过从此做事却也开始有模有样。
萨尔浒大战之后的三年之内，除有一年多时间与熊廷弼相持不下之外，其余，攻开原，克铁岭，灭叶赫，抚蒙古，一举拿下辽沈，先后席卷辽东七十余城，可谓攻无不克。如今，他将后金国首都从偏僻的赫图阿拉——新宾县迁到了辽阳。
过去，大明帝国文武除李成梁外，很少有人拿努尔哈赤当回事儿，大多将他看成草寇土贼山大王，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用当时人们喜欢的一个词形容，是个饿贼——饿了就来抢，抢完了就跑。如今，迁都辽阳之后，孟森先生评价说：努尔哈赤“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飏去之故态矣”（孟森《明清史讲义》），开始建设自己的中央政权。虽然格局仍嫌粗疏简陋，却也显得进退有据，生机勃勃。努尔哈赤甚至一度作出了在后金国“恩养汉民”的承诺，虽然执行得不怎么样，甚至很糟，但毕竟显示出他已经不是那种草莽英豪之流了。
熊廷弼复职后，日子却比以前更加难过。万历皇帝临死前两个月说的那句“辽东患在文武不和”，不但应验，而且直接应到了熊廷弼本人的头上。
此时，东林党人占据了中央政府绝大多数要害职位。但他们已经不是顾宪成等“东林八君子”时代的东林党人了，那时，东林党激浊扬清，受到崇高尊敬，具有广泛影响。今日，清流久历污渠而变浊。他们一样失去了是非对错的标准，一样缺少政治才能与胸怀，一样置国家利益、辽东大局于不顾，埋头党同伐异。
夺取广宁（5）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可能因为东林党人后来与魏忠贤阉党的惨烈斗争及其遭遇严酷迫害的缘故，人们不愿过多责备被迫害者。于是，对这段历史予以淡化甚至严重歪曲。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做法的愚蠢程度，知道这种真正狗屁不通的做法除了使人更加愚蠢之外，找不到对国家民族的任何有益之处；知道了只有正视发生过的一切，才会懂得贤者也可能做错事，甚至错尽错绝，好人也可能做坏事，而且危害极大。从而，不把希望与前途仅仅寄托在“人”的身上，而是去建立和完善一个好的制度。
现在，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了熊廷弼的脾气秉性。当时有人说他：“才华笼盖一时，盛气凌厉一世，揭辩纷纷，导致众怒，共起杀机。”（《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熊廷弼。）就是说，此公的坏脾气惹起了众怒，大家都起了干掉他的念头。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恰当的描述应该说，在剧烈的党派斗争中，熊廷弼的对立面占据了权力上的优势才对。
此次复出，熊廷弼面临的局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险恶，不仅仅因为努尔哈赤的强盛和咄咄逼人导致的辽事败坏，更重要的威胁是来自他的同事们，来自主持朝政的东林党人。这种情形预示了他必死的命运。翻检中国历史，每当面临此种局面，似乎还没有哪一个能臣骁将能够逃脱厄运。而对于熊廷弼来说，最使英雄泪满巾的是，此次，他还根本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就稀里糊涂地一败涂地，走上了死路。
熊廷弼的搭档名叫王化贞，比熊廷弼早几个月来到辽东，是由东林党人推荐的辽东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由于熊廷弼到任之前的前任经略因病不能做事，因此一切行政、军政、财政事宜均由此人负责。后来由于招致惨败，人们习惯上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其实，刚刚接任辽东巡抚一职时，他的表现十分出色，名声极大。
他驻守于辽东最后一座重镇——广宁。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市，亦称北宁市，是辽东总兵府所在地，也是西联山海关、东接辽东首府辽阳的战略要地，是当时东北地区仅次于辽阳的第二大城市与重镇。当时，人们习惯称呼的“辽广”，就是辽阳和广宁的简称。如今辽阳已经由辽东巡抚驻地变成了努尔哈赤的首都，广宁也就变成了遏制努尔哈赤西进，进而相机恢复进取的最重要前进基地。
王化贞到任时，广宁城里只有残兵千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广宁必不可保。王化贞不信邪，他召集流散勇壮，鼓励士民联合蒙古人共同御敌，竟然很快组织起了一万多人的部队。他率领弱兵残将力守孤城，且意志坚定，一时间，声名大著。朝廷认为他才堪大任，将守卫广宁地区的重任托付与他。
熊廷弼到北京后，提出了三方布置的复辽方略，大意是，其一，以广宁兵马对垒辽河岸边，因应地理条件形成形格势禁之势，以阻止并钳制敌人主力；其二，于天津、登州、莱州设立水师，乘虚登陆金州、复州、海城、盖县一带，动摇辽南人心，迫使努尔哈赤分心、分兵内顾，以便收复辽阳；其三，于山海关特设经略，总控三方，协同战守，在努尔哈赤腹背受敌之际，全线进击，将其击溃之后灭之。基本方针是强调防守，积蓄力量，再图反攻。
这的确是一个即稳健又扎实可行的方略，从防守到相持，再到反攻，气魄宏大而又富有战略眼光。但是，这样可行的战略，却必须有一个坚强有为的皇帝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方才可行。而熊廷弼面临着的局面是，当他拼命以兵马、钱粮、器械等军务催促兵部、户部、工部时，他的皇帝，可能正在皇宫庭园里满头大汗地雕琢木匠手艺呢。中央政府的东林内阁首席大学士叶向高，则根本不认为熊廷弼是个什么好东西。那些六部尚书们，大约宁肯做亡国大夫，也不愿看到他熊廷弼的成功。
此次，熊廷弼的方案一经提出，皇帝便迅速批复，同意此方略，命熊廷弼驻守山海关，经略辽东。并在熊廷弼离京赴任时，为他举行了异常隆重的欢送仪式。
夺取广宁（6）
然而，对此，王化贞很不喜欢。他不喜欢熊廷弼这个人，不喜欢这个方略，不喜欢他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更不喜欢他有可能夺去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权威与军队。而熊廷弼也对王化贞的某些布置不以为然，于是，二人开始了唾沫横飞的口水战。然而，皇帝表态说支持熊廷弼的主张，搞得王化贞好生没趣，心中怏怏不快。于是，报告皇上说，您特别看重熊廷弼，他对辽东事务又轻车熟路，成竹在胸，必可一举灭敌。熊廷弼一听，顾不得其中的醋味，赶快请求皇帝警告王化贞，不要借口经略负有责任就坐失时机。就此，经、抚不和开始公开化。
然而，虽然在理论上讲，至少在辽东军事布置上，王化贞应该接受熊廷弼的领导，但实际上，比较起来，王化贞的底气却比熊廷弼要足得多，根本就没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种状况是由下列因素促成的：
首先，王化贞是现任东林内阁首席大学士即内阁总理大臣叶向高的门生。在历史上，这位叶向高口碑不错，人们时常愿意替他遮掩在此事上的错误。但，叶向高的确错了，在辽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上，这位东林内阁首辅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叶向高本来就讨厌熊廷弼，如今更以内阁首辅的身份，认为朝廷应该全心全意支持王化贞，言下之意是，任命熊廷弼这么一个经略根本就是多余。并以内阁总理大臣兼老师的身份，袒护王化贞对抗熊廷弼，令王化贞有恃无恐。
另一位关键人物则是兵部尚书张鹤鸣。这位国防部长也是东林官员，他不但讨厌熊廷弼，而且早在一年前，就曾经因为军饷问题与熊廷弼大起冲突。如今，他甚至在调动辽东兵马时，都不愿劳神知会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熊廷弼询问他时，亦不屑作答。搞得熊廷弼怒火高万丈，却又无从发泄。更有甚者——用今天的事例类比，这位国防部长甚至或明或暗地指示王化贞，在辽东军事上可以自作主张，不必理睬熊廷弼。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促成了王化贞对熊廷弼的蔑视。
王化贞与当时尚称强大的蒙古察哈尔部落的林丹汗打过交道，双方感觉都不错。此时，这位蒙古酋长不知是喝酒喝高了还是谈得投机口滑，拍着胸脯口无遮拦地告诉王化贞，他可以出四十万骑兵，帮助王化贞干掉努尔哈赤，把那个什么鸟后金国彻底从地球上抹去。我们知道，这种许诺对于急于建功立业或一夜暴富的中国人，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就是今天，许多董事长之类也是在类似情形下被人牵上沉船的。他们对于自己的魅力怀有深切信心，真诚地愿意相信，由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导致一位蒙古酋长在拥有四十万铁骑时，宁愿不做成吉思汗第二，也要帮助自己去灭掉努尔哈赤。可能是王化贞太想让熊廷弼闭上嘴了，于是，想也不想便将此上报朝廷，并列入自己的作战计划。而且，他还真的为此出兵进攻，直到确认那位蒙古酋长不会出现，才慌忙撤退回家。
最后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抚顺叛将、如今努尔哈赤的驸马孙女婿李永芳暗中联络上了王化贞的心腹将领孙得功，说是他愿意做内应，帮助王化贞与孙得功一举干掉努尔哈赤。实际情况则是，努尔哈赤通过李永芳答应这位孙得功，只要能够生擒王化贞并献出广宁城，孙得功就会像李永芳一样成为努尔哈赤的驸马并得到高官，双方就此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些内情，王化贞全然不知，对孙得功联络李永芳干掉努尔哈赤的策划则坚信不移，不但将此作为立不世之大功的奇秘，越发看不上熊廷弼，而且将握在自己手中、坚决不让熊廷弼染指的广宁兵马，全部交给孙得功节制。一切兵马、攻防、训练、装备、工事、粮草之类统统不放在心上，一门心思地盘算着这件不战而获全胜的奇功。并且还真的多次出兵攻打后金国防地，先后可能达五次之多，搞得煞有介事又很不好看。还一本正经地报告朝廷“但到中秋团圆时节，即可高枕聆听喜讯佳音”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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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广宁（7）
熊廷弼实在看不下去了，上书皇帝，请他约束王化贞慎重举止，“至少不要让敌人笑话”。王化贞听说后，愤怒如狂，立即上书皇上，说是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努尔哈赤小丑云云。
就这样，辽东前线出现了大家“战不战、守不守，笑啼不敢，而凡事牵制多”的局面。（《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