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子弟来沈阳，大家一起向皇太极劝进，上皇帝尊号。一位特使为此率领一个一百七十人的庞大代表团，来到朝鲜京城，希望不管怎样，只要能够让朝鲜承认皇太极的皇帝地位就好。结果，该代表团一进入朝鲜，就被监视起来，驻地周围也被军队严防死守，一出门，就要陷入围观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时不时就要挨几下砖头瓦块。代表团团长绝望了，深知不但难以达成使命，恐怕就连基本的体面都难保住，遂率全团不辞而别。朝鲜国王既不劝阻，也不欢送，只是派人追上使团，命其将写给皇太极的国书带走。同时，下令全国动员，准备战争。
同一年，公元1636年即大明崇祯九年、后金汗国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举行隆重的皇帝登基大典，将国号的汉语称呼大金改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元年。从此，后金汗国的天聪汗皇太极成了大清帝国的崇德皇帝、清太宗皇太极。
据说，大金和大清只是中文不同，在满文中是一个字，在满语中的发音也一模一样。有一种说法认为，皇太极志在天下，方有这中文的一字之变，以防止中原人民将对宋时大金国的深刻恶感，转移到如今的大清国身上来。为此，皇太极还在写给大明帝国皇帝的信件中，专门申明自己和当年的大金是两回事儿，没有什么太大的鸟关系。
又据说，在整个盛大典礼中，所有外国来宾和使节中，只有朝鲜使臣拒绝参拜，不行大礼。为此，甚至和皇太极负责礼宾的部下们撕扯起来。急于表现对皇帝无限忠诚的礼宾官员们推搡殴打这些外国使节，摁着他们的脑袋，强行让他们下跪。这些朝鲜外交官“衣冠尽破，虽或颠仆，终不屈腰”。就是说，他们的衣服被撕坏，人被打翻在地，却始终不肯屈膝。这些朝鲜使节公然宣称：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大明皇帝，不知道还有其他皇帝。为此，皇太极切齿痛恨，说：“朝鲜国王这是成心和我过不去。”（《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元年。）由此，下定了再征朝鲜的决心。
此时，朝鲜国王殷切期盼大明帝国皇帝能够像当年鼓励自己时所说的那样，励节弥坚之后，一举出兵干掉这个什么大清国。可惜，大明皇帝只是给他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帮助他视察防务，共同制订防御战略，并给他带来了许多鼓励的言辞。除此，没有一兵一卒。
当年十二月一日，改大金为大清、正式称帝半年多一点的皇太极，御驾亲征朝鲜。
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朝鲜军民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仍然拼死抵抗，用鲜血和生命坚持维护自己心中的正义。朝鲜都城被围困四十七个日夜，京城附近和京城以北各道、州城全部残塌破碎，变成废墟。蒙古八旗攻取咸镜道，一路死者遍地，房屋尽毁为灰烬，数月之后，犹不闻鸡犬之声，三年以后，方才又见人烟。最后，朝鲜国王宣布投降，并经受了极大侮辱。
当时，皇太极要求朝鲜国王必须举行投降典礼。于是，在京城郊外的汉江边上，背山面水筑受降台。正月三十日，朝鲜国王在满城痛哭声中，出西门，来到受降台下的后金大帐。从大帐直到受降台边，两旁站立着数百名身穿艳丽服装的朝鲜美女，泪眼婆娑地注视着她们的国王亦步亦趋走向受降台，向皇太极行君臣大礼并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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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智慧之宫（10）
和上次战争一样，早已没有了袁崇焕的大明帝国这一次也是毫无作为，毫无悬念。战争进行的时间表也差不多，正好两个月时间，完成了所有军事、政治、外交行动。
不同的是，这一次，朝鲜被后金汗国彻底征服了，双方由兄弟之国，变成君臣之国。
还有一个不同是，皇太极下令班师回銮时，朝鲜国王率群臣出王京十里跪送。
朝鲜这回真的成了大清国的附属国。从此以后，大明帝国的忠实属国，变成了大清帝国的藩属。大明帝国再也没有能够信得过并给予自己有力支持与援助的朋友了，哪怕是声援都没有了。非但如此，那只顾自己、置朋友于危难之中而不顾的巴掌，现在必然地打回到了自己的脸上，在未来大清对大明的战争中，朝鲜每次都要出兵、出军马钱粮帮助大清来打大明。
战争结束后，朝鲜几位力主抗金的大臣被交给了皇太极。这些大臣坚贞不屈，至死不向皇太极屈膝下跪，并口口声声称后金汗国使臣为“胡差”，称后金汗国为“贼奴”，称后金汗国的书信为“虏书”，甚至称皇太极为“贼酋”。他们在皇太极面前侃侃而谈，坚持认为只有大明朝才是天朝，只有大明皇帝才有资格称为天子，后金汗国不过是寇虏、是夷狄之邦而已，哪怕就是入主了中原，也绝无百年气运。史书记载说，皇太极盛怒，将这几位志士斩之，然而，气却不能不为之所夺。平心而论，此时的大明帝国真的对不起朝鲜。
战后，皇太极命令汉军八旗和投降的朝鲜水师围剿留在朝鲜的大明军队，战斗进行了数月之久，直到弹尽粮绝。此役，驻朝明军全军覆没，战死者共计四万七千余人，被俘者约三千人。这些战俘最后全部被朝鲜军队杀死，而且据说杀戮得极其惨烈。
史书记载说，当时，受刑者大呼：“我大明天朝有什么对不起你们朝鲜，你们这么对待我们？”行刑者告诉他们说：“朝鲜对大明朝忠贞不二，仁至义尽。而大明朝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实乃猪狗不如。”
就此，大明帝国，终于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了。
只是，不管朝鲜变成了什么，大明帝国已经都顾不得了。
此时大明帝国皇帝的苦恼，决不会比朝鲜国王的更少。他一再痛苦地发现，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自己摆脱那恼人的境地。
炮轰皇太极（1）
客观地说，努尔哈赤算是十分的幸运，因为在他向大明帝国挑战时，他和他的敌人都不知道，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实际上是差了整整一个时代。努尔哈赤和他的战友们使用的全部是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刀矛弓箭等，而大明帝国已经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近代意义上的枪和炮。努尔哈赤的幸运之处在于，掌握这些枪炮的是大明帝国军队。否则，如果碰上一支懂得如何正确使用这些火器的政府和军队的话，譬如，就像西班牙人对付美洲土著那样的话，努尔哈赤们可能早就死上一百回都不止了。
从现有资料判断，西洋枪炮传入我国的时间，最早大概是在大明正德初年，用公元纪年则大约为公元1510年前后。时人称之为佛郎机炮，原因是这种火器由葡萄牙人传入，当时中国人称呼葡萄牙人为“佛郎机”。不久，荷兰人又带来了红夷大炮，当时广东福建一代沿海民间称呼荷兰人为“红毛番”，写成文言谓之“红夷”，他们使用的大炮就很自然地被叫成“红夷大炮”。后来，中国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进口了一批西洋人制造的这种大炮，被皇帝敕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披红挂绿宣示于人，就被北方民间亲热地误称为“红衣大炮”。这些大大小小的枪炮和倭寇带来的鸟铳枪，大体上都属于西洋火器之属。
到努尔哈赤发起抚顺之战、正式向大明帝国开战的1618年，西洋枪炮引进中国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翻检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袁崇焕之前，偌大的一个中国，似乎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曾经很认真地对待过这种将要改变整个世界的武器。这些人是戚继光、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著名的军事著作，书中对那些当时最为重要的枪炮火器有过一定的研究。这些枪炮火器在后来的世代里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屈辱和烦恼。而透过戚继光的这些研究，我们则大体上可以窥见这位常胜将军面对这些先进武器时，也曾经有过的无穷烦恼。
当时，由于帝国君主臣民特殊良好的自我感觉和一言难尽的管理制度，致使这些先进武器的制造过程，时常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之中。其制成品在材料使用、枪身长短、口径大小、枪管薄厚、内壁光滑与否等技术指标上，没有统一之标准，基本是各行其是。
——选用材料时，没有统一的质量要求，来自各省的材料是好是坏，由验收的官员决定。如果这位官员觉得好，从地方上解运东西来的人就可以顺利交差；如果这位官员认为不好，来人的麻烦就大了，其损失可能是多方面的，从时间、金钱，到政绩、仕途。于是，彼此心照不宣，东西好坏是次要的，只要能够搞定这位官员，将东西顺利入库后，便大家都是好东西，从而万事大吉。
——制作过程则大体由每一位工匠掌握，自己看着差不多就行了。决定性的因素，大概要根据工匠工作时的情形决定，如心情好或者坏，工作时正巧想认真做点儿事情或者刚好没有心情做事，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到上述的技术质量等指标。
——制成品的验收入库则由专门的太监机构负责，其运作原理和前面谈到的材料选用大体一致。只是这里需要搞定的人，由政府官员变成了宦官太监。
遂使这种杀人利器在实战应用时的效果大成疑问，其最显著的后果是，使用这种武器的士兵不知道这东西什么时候会在自己的手中爆炸。
有记载说，为了对付努尔哈赤，天启皇帝在位时，曾经郑重其事地督促有关部门，仿造西洋样式制造了一批枪炮。制作成功后，专门举行献宝典礼向皇帝报喜，并在皇帝面前表演其威力。结果，为保证一次试射成功而千挑万选出来的枪，在天启皇帝兴致勃勃的注视下，轰然爆炸在那位射击的战士手中。那士兵伸在前面托枪管的手立即被炸飞到了天上，一时间，血肉模糊。
徐光启是大明帝国晚期名臣，我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位大科学家之一，大名鼎鼎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是由他推荐给崇祯皇帝，并从而进入中国历史的。天启皇帝在位时，徐光启官居礼部侍郎，崇祯皇帝继位后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其职权大体相当于今天兼管宗教、教育、外交、外贸工作的内阁副首相。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徐光启发挥过重大影响，同时，他极力主张引进西洋枪炮并大力消化发展之。为此，他和他的学生孙元化多方奔走，以便推动最新技术的引进。他曾经令人黯然神伤地谈到，由于时常受到工匠们的欺瞒，致使有关部门督造的枪炮经常炸膛，事故发生时，每每伤害极惨，使之变成让人闻而色变的危险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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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皇太极（2）
同一时期，还有更加让人悲伤的记载：在帝国官场的倾轧角斗中，有人将制作试验这些火器变成了###的利器，为了加害政敌，而故意制造或留下隐患，在试枪试炮时引发枪膛或者炮膛爆炸。从而，有效地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转化为虽然不知道敌人之所在，却无比阴狠的、真正看得到硝烟和充满血腥气息的战争。
在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一干人的坚持努力下，帝国终于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正式引进了第一批西洋人制造的枪炮，结果，在外籍军事人员试射时，发生炮膛爆炸，当场将帝国聘请的外国军事教官和数名助手炸死。导致帝国决策层中对于是否引进这些武器装备和技术，发生激烈争论。好在这种争论没有得出愚蠢的结论，于是，又先后两批引进这种大炮。而随第一批一起进口、试射炸膛余下来的大炮，则由皇帝敕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然后，全部被孙元化督运到了宁远，在袁崇焕的手中，于著名的宁远保卫战中发挥正常且威力巨大。（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九，天启六年三月；《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三月甲子。）后来，一直有人认为，那门试射时炸了膛的大炮，根本就是讨厌天主教和徐光启的政敌做了手脚所致。
就这样，已引进国内一百多年的一种先进武器和技术，竟然在帝国制度下被运作成了这副模样。在这个悲惨的过程中，我们也就完全可以明白，在一种开始时无需理喻、后来无法理喻、最后变得无可理喻的制度下，把喜事办成丧事就是这样成了一种常态，而如何将丧事化成喜事也就自然成了帝国官员们所必备的技艺与才能。
上述情形在戚继光的时代已经出现，到袁崇焕时，几十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不止一种史料记载说，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些枪炮会不会炸膛和在什么时候炸膛，因此使用它们的士兵们便只好尽可能地离那玩意儿远一点。譬如，本来应该双手将其托举在胸前，瞄准后施放，如今为了减少危险，只好用一只手抓住离枪膛尽可能远的部位，然后，扭过身子，将枪朝后远远伸出去射击。至于是打到天上还是落到地下，已经无法顾及。
这些早期铳枪只能单发，临战阵时填充弹药是个麻烦。因此，典型的西洋战法是：枪手排成方阵，第一排采用卧姿射击，第二排为跪姿，第三排为立姿，射击后迅速与后排战士交换位置，退到后面填装弹药，如此轮番射击，形成密集的杀伤火力。与此时代相差无几的西班牙殖民者就是用这种战法杀进了南北美洲。可能是因为帝国文武自我感觉过好的缘故，似乎从来没有成建制、成系统地引进过这些，在零星引进这些武器时，也没有同时引进与之配套的军事理论。于是，这些武器与诸葛八卦阵杂糅起来，自然成了一团乱麻。结果，本来是对付骑兵最好的利器，如今却变得还不如烧火棍。因为，一排枪放完后，大家乱糟糟地填充弹药时，旋风般的骑兵已经把马刀挥舞到枪手头顶上了。那时，这些铳枪就真的没有烧火棍顺手了。
戚继光的伟大在于，他经过苦心钻研，居然设计出了与西洋战法相差无几的战术，而且和可以作为屏障的战车结合起来之后，威力大增，简直就成了蒙古骑兵的天敌和克星。事实上，戚继光的研究、训练与实战心得，已然成为我国后冷兵器时代的、近代最先进的军事与战术思想。除了俺答封贡之外，这可能是戚继光坐镇蓟门十六年，蒙古骑兵从不来犯并转去辽东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倘不是制度因素作祟，中国人实在不需要在西洋人面前为自己在器械制造和战争方面的智力感到惭愧。中国人事实上最需要检讨和惭愧的，恰恰是那个一到关键时刻就要出来作祟的——制度。平心而论，在此方面，中国人大约很难为自己的智慧感到骄傲。
因此，戚继光始终没有能够解决枪炮质量问题。事实上，这已经是帝国制度层面的问题了，远非一个戚继光或者张居正所能解决得了的。
炮轰皇太极（3）
而更加令人痛苦万状、从而只能扼腕叹息的是：
公元1583年即大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所谓十三副遗甲起兵，同时，因为清算张居正的缘故，张居正的亲密战友与部下戚继光被调离蓟门，冷处理、边缘化到了广东。
公元1587年即大明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长白山脚下的偏僻小镇费阿拉称王，同年，戚继光在郁郁寡欢中默默无闻地死在岭南。
在后来近四十年岁月里，当努尔哈赤先是持弓仗剑、后是率领八旗铁骑横行天下时，戚继光在蓟门练兵中证明对付骑兵最为行之有效的这些战术思想，却在他的祖国被废弃和遗忘了。原因是，这个国家的皇帝不喜欢张居正和戚继光，因人废言与因言废人是这个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两大传统，除了皇家的尊严和权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