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前清秘史(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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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前清秘史(上部)-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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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只有一次机会(2)
皇帝将目光转向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两位尚书赶快回答:“哪里敢不尽心尽力?”
  袁崇焕继续报告说:“吏部和兵部任用什么人,罢免什么人,调兵遣将等等,总要朝中和边疆事事相应,才能得心应手。”
  皇帝将目光射向吏部和兵部尚书,二位也立刻俯首回答:“哪里敢不尽心尽力?”
  袁崇焕顿首叩谢,曰:“以臣的能力,收拾辽东有余,调剂众口不足。一旦离开朝廷国门,立刻就如万里之遥。嫉贤妒能、忌能妒功的人时时处处都会存在,他们害怕皇上法度威严,即便不敢用权力掣臣之肘,也完全可能用意见来扰乱臣的方略。”
  史书记载说,崇祯皇帝站起身,侧耳仔细倾听,片刻,谕:“你的报告一条一条历历在目,毋须疑虑,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钱龙锡、刘鸿训等人也盛赞袁崇焕:“肝胆义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此时,距离崇祯皇帝灭掉魏忠贤及其同志们,只过了半年左右时间。实事求是地说,崇祯皇帝的确是在没有军国重臣的支持下,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做到的这一点。当时,人们切身感受到了魏忠贤权势的无比庞大、显赫与令人畏惧,时常忘记他只是帝国制度之下皇帝身上的一个寄生虫这一事实。因此,帝国臣民对于十七岁的崇祯皇帝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掉魏忠贤,显示出了由衷的景仰与赞叹。天纵英明、乾纲独断、宸机独运、深谋远虑、雄才伟略等是人们谈起这一事件时,特别普遍使用于皇帝身上的词汇。
  从其一生行事判断,崇祯皇帝本人肯定同意这些赞美,并真的认为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伟大帝王。若是真正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话,他实在应该对于朱元璋等列祖列宗所苦心设计的帝国制度,充满感激之情,而不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实际上,正是那样一个制度,才能够在短短六七年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在帝国中枢培养出魏忠贤这样的庞然怪物。同时,又在更加短促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帮助崇祯皇帝除去这样一个似乎是不可一世的怪物。
  此时的崇祯皇帝心情舒畅,自我感觉绝佳。如今,他也觉得袁崇焕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真正的大将之才。因此,给了他极高的礼遇。为了统一事权,在大学士们的建议下,崇祯皇帝收回了赐给其他边疆文武的尚方宝剑,专门只赐给袁崇焕一人,并明确允许他便宜行事,意思就是将决策权管理权全部下放给袁崇焕,允许他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根据实际情况独立作出决定。
  从此,“五年复辽”这个颇为轻率的承诺,就成了真正的梦魇,沉甸甸地压在了袁崇焕的心头。后来,他作了许多努力,试图为自己体贴皇帝而导致的失言拓展出一点回旋空间。结果,他的每一个努力,都变成了新的绳索,将他束缚得更加牢固。无从理喻的帝国制度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上。
  袁崇焕熟悉熊廷弼。多年前,在第一次奔赴辽东前线之际,他曾经与熊廷弼有过长谈;他更加熟知孙承宗的境遇,几乎是耳闻目睹了孙承宗从高峰到低谷的全部过程。知道了这些之后,和熊廷弼一样,袁崇焕实在不该轻信皇帝的真诚,不该轻易陶醉在皇家那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宠爱与眷顾之中,不该再次回到这个无比险恶的帝国政治迷局之中来。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皇家本来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而一切制度保障偏偏又全部都倾斜到了皇家权益一边,对于民族中那些出类拔萃之才、那些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们,从来都没有在制度上、观念上予以保护的设置与设计。于是,打压与残害便成了他们时常需要面对的处境。这是私天下而非公天下的必然结果。
  对此,袁崇焕并不是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仅仅一年前,临近被迫去职之际,袁崇焕曾经给皇帝写过一封信,其中,十分沉痛地谈到:
  ——勇猛无畏地进击敌人,则敌人必然仇恨;奋勇当先地屡立功勋,则众人必定妒忌。任劳必然召怨,蒙罪才会有功。怨不深,政绩就不显著;罪不大,功勋就不能成。对于那些功臣能臣,诽谤信装满了皇帝的抽屉,毁他的谣言充斥了皇帝的耳边,这一切,自古以来无不如此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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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只有一次机会(3)
袁崇焕所说的这一切,的确真实地、历时数千年地存在于我国的政治历史之中。
  这一次,袁崇焕在应该可以理解的状态下,不那么慎重地作出承诺之后,再一次给皇帝写信,信写得同样中肯而痛切:
  ——帝国辽东事业,在渐进而不在突进,在务实而不在虚张声势。用人与被用之人,掌握在皇帝手中,怎样才能够用而不贰、信而不疑是其关键。驾驭边疆文武和驾驭朝中诸臣大不相同。原因在于,边疆乃多事之地,一日数惊是为常事,军中可惊可疑之事更是特殊地多,故请求皇帝能够只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瑕疵。责任重大,造成的冤家就多,于是,所有有利于封疆大事的,都会不利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本身。何况被逼急了的敌人,也会从中实施离间之计,因此,做边疆之臣实在很难。本来陛下爱臣知臣,臣可以不必这么疑惧,只是其中关系重大,我不敢不让您知道呵。
  袁崇焕仿佛一语成谶。他所说的一切,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一应验,而且惨烈了不知多少倍。
  到了辽东前线之后,袁崇焕才知道,在他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辽东前线已经早已不是一年前的老样子了。就如熊廷弼、孙承宗当年面对的一样,一切都在重复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老故事:大明帝国军队里的军官们又开始公开喝兵血、贪冒军饷;士兵们经常无法领到足额的粮饷,有时干脆就根本领不到饷,民心士气又一次散掉。花费巨资修建的锦州、杏山、高桥等地城防,也都先后陷入后金汗国之手,并再一次被毁掉。
  袁崇焕刚刚来到山海关,连续四个月领不到军饷的宁远士兵便发生哗变,着实给了他们的老长官一个下马威。袁崇焕星夜驰往宁远,一边平息哗变,一边向朝廷请求足额按时调拨军费,并开始着手整顿部队。
  据说,崇祯皇帝看到袁崇焕申请军费的报告后,其反应是:“带兵的人对士兵如果真能像家人父子一样,他们自然就不敢叛,也不忍叛。不敢叛者,是因为畏其威;不忍叛者,是因为怀其德。怎么就会发生哗变呢?”(《烈皇小识》卷一)皇帝所言,固然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却也透出了一股浓浓的、让人觉着很不好惹、伴君如伴虎的味儿。那话里话外的意思仿佛是:看来,袁崇焕也是个俗人,除了要军饷没什么新鲜的。他对袁崇焕恩宠备至仅仅是不久之前的事情。生长在深宫膏粱之中的小皇帝似乎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道理,很有点质问袁崇焕何不率领将士们在精神上食肉糜的意思。最糟糕的情形是,他甚至可能觉得袁崇焕是在以兵变为借口,向皇家勒索军费。
  公正地说,在这件事情上,袁崇焕的确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袁崇焕真正做错的,是诛杀毛文龙。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他再次回到帝国官场。后来,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杀死时,诛杀毛文龙是其重要罪名之一。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袁崇焕罪有应得,认为别说他勾引满洲鞑子到北京来杀人放火,就凭杀死毛文龙这一条,袁崇焕就死得不冤。再后来,袁崇焕被皇太极设计冤杀的内情大白于天下之后,人们又为袁崇焕感到痛惜。为了替他遮掩,于是,再努力把毛文龙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政治文化传统,造就了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历史学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毛文龙既没有当初人们说的那么好,也没有后来大家说的那么坏。只是,对于大明帝国和后金汗国来说,他的存在与否非常重要。因此,袁崇焕将他杀死,实在是熔九州之铁都无法铸就的大错,是令亲者痛、令仇者快、令历史嗟叹不已的大错,其影响称得上既深且巨。
  毛文龙字镇南,祖籍山西太平,父亲行商于浙江钱塘时,生下毛文龙,是故,以浙江为其籍贯。据说,此人少小不喜欢读书,爱好谈兵。后来,出走投奔叔叔,承袭了叔叔百户的职位。早年,在辽东明军中服役,曾经是李成梁的部下。萨尔浒大战之后,就在努尔哈赤颇有席卷辽东之势时,毛文龙毅然领命,带领不多的几个部下,深入努尔哈赤的敌后,开展游击战并建立根据地。他们活动在今日之朝鲜、吉林、辽宁相接地区和辽东半岛的金、复、海、盖、旅顺等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骚扰得努尔哈赤一年数惊,日夜不得安宁。随着努尔哈赤种族歧视政策的越演越烈,毛文龙的部队也日益壮大,很有可能达到了几万人的规模,并在皮岛上建立起了军事基地——东江镇。“时时袭击建虏,有所斩获”。(谈迁《国榷》,卷九十。)
  

博弈:只有一次机会(4)
皮岛就是朝鲜的椴岛,据说之所以被称为皮岛,是因为椴字在朝鲜语中发“皮”音,又在很长时间里驻扎着明朝军队,于是在明代史籍中便被记为“皮岛”。翻开地图,可以很容易发现,这皮岛紧挨着朝鲜海岸,海上距离辽南地区近在咫尺,由此出发,或翻山,或跨海,骚扰得努尔哈赤防不胜防。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并将首都迁往辽阳、沈阳之后,皮岛和毛文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头之患。毛文龙曾经率部一直深入到努尔哈赤大后方的老家附近,将敌人生产、生活、战斗之物资变成自己的物资。然后,取道鞍山,翻过摩天岭,在距离辽阳和沈阳只有百十里地的地方再骚扰一番,一旦感觉疲劳或见势不好,便安然退下海,扬帆远去。毛文龙屡屡得手,故极为嚣张。
  这种情形对努尔哈赤刺激很大,因为毛文龙经常出没于图们江流域的延吉、辉春、图们、汪清一带地方,这里就是努尔哈赤的老家。只是努尔哈赤化家为国之后,家乡的青壮年人口已经大部分跟着他出来打天下了,留在那里的都是老幼病残,努尔哈赤很难抽调出兵力去防守那空虚的后方。而八旗铁骑又是典型善骑的北兵,对大海完全找不到感觉,因此,长期以来,后金汗国基本都拿毛文龙毫无办法,努尔哈赤之所以不敢放心大胆地向西进攻,和毛文龙伸手就可以抚到自己侧后背上有着绝大关系。因此,大史学家谈迁才会记载下这样形容毛文龙的一段话:就像努尔哈赤身上的虱子,打不得又捉不到,虽然伤不了筋骨,却能够令人日夜不安。这也可以算是对游击战的经典描述了。
  努尔哈赤曾经派人对毛文龙大谈明朝的腐败,并许以高官厚禄诱惑毛文龙,结果,被毛文龙严词拒绝。因此,毛文龙在时人的眼中颇有抗金志士的声誉。有一种说法,说是毛文龙的江浙同乡、大书画家董其昌曾经向朝廷报告说:国家若能有两个毛文龙,则努尔哈赤便可灭,辽东便可复,那些投降了努尔哈赤的我国叛逆便只能束手就擒。当时,毛文龙确有胆略,其声望之高,远在早期的袁崇焕之上。由于这些不算小的功勋,毛文龙屡受嘉奖,官居总兵,挂将军印,授左都督,赐尚方剑,在皮岛开镇设将军府,规制如同内地。成为当时地位崇高,且极为重要、受到朝廷特别重视的一支力量。
  袁崇焕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越来越不能容忍毛文龙,以至于必欲杀之而后快者,大约和下列情形有关:
  可能和晋商、浙商善于经营理财的天赋有关,这毛文龙同样生财有术、天资不凡。在战火纷飞之际,这厮突然做起生意来,而且做得规模极大,使这位抗金志士不但成了位高权重的帝国重臣,还成了富可敌国的巨商富贾。
  皮岛是朝鲜进入渤海湾、交通中国的海上要冲,也可以控制辽东半岛到山海关内的海上运输,两岸三地之间满载货物的商船乘风破浪经过此地者甚多。忽一日,毛文龙突然下令,对过往船只,不论大小,一律征收通行税。然后,更在军事重镇皮岛之上开设市场,以优惠政策召唤八方客商及四处逃人前来贸易,以便征收货物税。结果,把一个他来之前荒无人烟的八十里皮岛,经营得熙熙攘攘、红红火火,据说常驻与流动人口达到了十多万。
  当时,大明帝国已经下令断绝了金、明两地的贸易往来,贩卖后金汗国土特产品被视为非法,致使内地那些渴望用人参补养的有钱人,对那生长在辽东深山之中的植物根系望眼欲穿,土特产价格高涨得超过了黄金。于是,市场意识与嗅觉极其敏锐的毛文龙,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将从后金汗国前来避难的逃人们组织起来,成立采参队,由军队护送他们分批次乘坐军用船只,溯鸭绿江而上,在努尔哈赤起家的地方登岸,入深山采参。回来后,毛文龙平价收购,再送到胶东半岛各口岸乃至于京师间发售,一时间,毛文龙成为一方巨富。于是,昔日之志士,如今的富家翁,于皮岛之上,号称海上天子,以海上王自命自居自娱自乐。从此,文龙不思进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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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只有一次机会(5)
毛文龙对自己的作为理直气壮。原因是,他向朝廷报告说,自己手下共有二十万大军,请朝廷发饷,一年大约至少需要数百万两白银。这话说得多了,可能后来连他自己都相信自己确实有二十万名部下了,遂使朝廷万分难过。
  此时,毛文龙的路数和他的老长官、晚年的李成梁差相仿佛,精通社会财富再分配之原理,深知天下钱财不是一个人能赚得完的,他大把挥洒银两于京师权贵、政要、太监门下,就连在省部级干部中就有好几个干儿子的魏忠贤,即便对袁崇焕可以丝毫不假以颜色,对他也要格外高看一眼,内阁大学士们也都仿佛是他的同胞兄弟一般。
  如今,魏忠贤已经倒台,内阁也几经变动,再加上这一年年的银两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差不多比朝廷正常年景时一年的财政收入都多,即便加征了辽饷,也不够填这么多大张着的狮子之口。于是,难过之余的朝廷重臣们开始颇有烦言,最后决定派人前来核查人数。来人虽然受到毛文龙有如招待国王一般的款待,却仍然没有办法将其部下人数核定为二十万,只好以十万人上报。按照当时的朝廷建制规定,皮岛又称东江镇,行政上归山东登莱道管辖与输饷,这登莱道衙门十分较真,核查来核查去,只查对出了两万八千人,便只按两万八千人向皮岛输饷。从而,为坚信自己有二十万部下的毛文龙一直以来广开财源、自谋财路找到了维持心理平衡的特别充足的理由。
  此外,驻扎在人家领土之上,毛文龙不认为自己应该感谢东道主,反而觉得自己应该受到东道主的感谢,于是,就以协助东道主保家卫国的名义,时常向东道主索要钱粮,搞得朝鲜国王不胜其烦。那努尔哈赤是何其厉害的角色,他很快就派人联络朝鲜国王,重申友好结盟之意,以图共同对付明朝和毛文龙。毛文龙探得消息后,立即飞速报告朝廷,并且要求朝廷委派自己为朝鲜监督,意思就是想由自己来当朝鲜国王的太上皇。不要说崇祯皇帝,就是那三十年不见朝臣的万历皇帝、如痴如醉地迷恋木匠手艺的天启皇帝、再加上一个主意比谁都多的魏忠贤,也没有谁敢下达这样的指令。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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