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地渲染敌人的声势，意图在于促成和议。见到皇帝之后也是如此。为此，皇帝安慰激励了他很久。他害怕皇帝英明，始终没有敢于把建议谈和的话说出来，只是坚持请求允许他率兵进城，皇帝不许。从后来发生的情形判断，袁崇焕可能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在。否则，他不会把皇太极派到这里来跟他议和的使者，带进京城。
两天后，十一月二十五日，袁崇焕再一次请求按照其他援兵的成例，允许自己麾下的将士进城休息，皇帝仍然不许。（谈迁《国榷》，卷九十。）
十一月二十七日，袁崇焕率宁锦铁骑与八旗铁骑激战于广渠门外，袁崇焕数次受伤，只因身穿重甲方才免于战死。据说，如果不是他的一个助手拼死格斗，一个八旗骑兵的大刀就砍到他的头颈上了。激战中，京营官兵据城观望，并不救援。而危急之中，那已经占了上风的八旗铁骑居然离奇地撤离了战阵。几天之内，在北京城下，这种情形已经是第二次发生，而且都是发生在八旗军与袁崇焕所部交手之际。这时，袁崇焕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这其中的奥妙了。
当时，还发生了几件事，证实袁崇焕已经受到北京军民深重的怀疑。
袁崇焕的主要助手祖大寿和袁崇焕一起率军驰援北京。在北京城下，他带来的部队和袁崇焕其他部下一样，被拒绝进城休整。而且，城头上的守城军民痛骂他们是贼，纷纷抛石块袭击，结果砸死了几个战士。祖大寿派遣巡逻的士兵，也被守城军民当成间谍杀死。他手下的将士后来曾经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的委屈：“在北京城下驻扎时，城上军民一度用大炮轰击，炸死了不少战友。”
袁崇焕危矣。
公元1629年即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激烈厮杀了一天的北京城下，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城头上刁斗声声，城外八旗兵营里，除了巡逻兵和偶尔传来的战马嘶鸣，一片沉寂。沉沉黑夜，似乎在酝酿着更大的厮杀与阴谋。
两个明朝太监，一个叫杨春，就是在许多史书上反复提到的杨太监，另一个叫王成德。他们本来在北京永定门外南海子皇家游乐场里工作，前几天被八旗兵俘虏，如今由汉军将领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负责看押。此时，看押他们的将领出去了，两个俘虏在恐惧中难以入睡。突然，外面传来脚步声，他们赶快装出熟睡的样子。高鸿中、鲍承先走进军帐后，警惕地来到太监身边，仔细观察他们是否睡熟。随后，二人压低嗓音议论说：刚才，汗王单独一个人走向敌营，和他们营里出来的两个人说了很长时间的话，现在才知道白天撤退是汗王的大计。看来，和袁崇焕的合约成功了，咱们马上可以进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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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能承受之重（8）
两天后，十一月二十九日夜里，杨春与王成德趁敌人看守松懈，逃回北京。他们狂奔回皇宫，声称有重大机密要立即求见皇上。崇祯皇帝听完二人讲述后，认为与自己对袁崇焕的怀疑完全吻合。遂下定处理袁崇焕的决心。从而，揭开了整个晚明前清历史上至为惨烈的一幕。（《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
十二月一日，崇祯皇帝朱由检以议饷之名再次召见袁崇焕等一干文武。会议开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劈头责问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为什么援兵逗留不进？为什么和皇太极几乎同时到达北京城下？为什么一再要求进入北京？为什么在袁崇焕的兵营里有皇太极的使者？袁崇焕事出突然，一时瞠目结舌，竟不知该如何回答。皇帝随即下令捆绑袁崇焕，交锦衣卫镇抚司监禁。一位大学士看到皇帝竟然如此处置袁崇焕，颇为不安，叩头请求皇帝慎重，皇帝回答道：“慎重就是因循姑息，有什么用？”
袁崇焕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史书记载，随袁崇焕、祖大寿驰援京师的辽东三军将士，在北京城下放声大哭。
八个月以后，公元1630年即大明崇祯三年、后金汗国天聪四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他的妻子兄弟被流放到了边远地区。在皇帝为此下达的圣谕中，历数袁崇焕的罪恶，说他阴谋叛逆，欺骗皇帝，危害国家，为了获得敌人的信任而杀死大军统帅，导引大敌入犯京师，屯兵观望，暗藏敌人使者，坚请入城，居心叵测，是一个不齿于人类的万恶之徒云云。（谈迁《国榷》，卷九十一。）
袁崇焕从受到崇高而广泛赞誉、奉皇帝召唤出来重新工作，到他被捕入狱，时间不到一年半，到他被凌迟处死的时刻，刚满两年时间。时年四十八岁。他的家人受到了同样野蛮而严厉的处置，十六岁以上者全部被杀死，十五岁以下者，发配给功臣为奴。朱由检作出上述判决后，群臣顿首称谢。朱由检问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所有臣僚都认为，袁崇焕实在是罪不可赦。包括一年前那些给予了他崇高赞誉的人们。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不可理喻、多么可怕的官僚机器。
从袁崇焕被捕入狱到被处死的八个月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他是冤枉的，没有什么人试图帮助他摆脱困境。从皇帝，到满朝文武，再到士绅民众，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切齿痛恨，认为他罪该万死，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直到后来改朝换代之后，在敌人的文件中知道了他的冤枉为止。
袁崇焕被杀前三十年，公元1600年，一个名叫布鲁诺的意大利人被烧死在罗马百花广场。据说，当他被绑在火刑柱上时，罗马人民纷纷向他投掷石块并向柴堆上添加木柴，大火燃烧起来后，这位人类科学的殉道者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神圣的愚昧。”史书记载说，袁崇焕是在历时半天、被剐了三千多刀之后才死去的。帝国首都居民“争食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行刑的刽子手神情惨淡地告诉别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被杀的人心肺间能够发出那种声音。一位目睹者回忆说：“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在一个缺少理性、宽容和智慧的政治文化环境与民族中，那些民族优秀的儿女如岳飞、于谦、熊廷弼、袁崇焕们，似乎只能有这样的命运。
就这样，从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后金汗国天命十一年，袁崇焕在宁远城下重创努尔哈赤起，到公元1630年即大明崇祯三年、后金汗国天聪四年止，在皇太极与袁崇焕长达四年多的博弈中，如今，终于分出了成败胜负。
平心而论，不管是行险还是行诈，皇太极胜得超越、豪迈、大气；而袁崇焕，其杰出的胆略与才华也确是不同凡响，他的失败，实际是败在了皇太极、崇祯皇帝、他的同事和人民、再加上帝国制度与政治文化传统联合绞杀的政治迷局之中。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9）
袁崇焕的死和大明帝国的死一样，其内在逻辑无可回避。不同之处在于，袁崇焕的死令人扼腕叹息，而大明帝国的死，毫无值得惋惜之处，这个烂透了的政权早就该死了。对于这个王朝死去需要叹息的地方，仅仅在于其死去的过程拖得太长、民族与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过高而已。而这，可能恰好是大明帝国臣民所必须承受的。
袁崇焕被捕之后，大明朝军队兵败将死，帝国腹心京畿地区百孔千疮，一片糜烂。
——除袁崇焕外，被视为帝国柱石的一代名将满桂战死，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大将赵率教战死，帝国军队中中高级将领有三十多人战死、被俘、投降或失踪。
——后金汗国军队经过的地区，敌军未到便已经逃亡一空的有良乡、滦州、香河、固安、张家湾；城中一空而敌军并未进入的有霸州、三屯；投降数日后敌军方才姗姗而来的有玉田、迁安；军队先降而行政官员尚不知情的有遵化、永平即今天之河北卢龙；插上降旗而敌军并不理睬擦城而过的有顺义；敌军薄城后没有反应不知是想降还是想战的有房山；敌军来后降走后守的有乐亭、抚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党还醇良乡殉难。）
上述情形明白无误地宣示出下列判断是有根据的：大明帝国不仅仅是在打一场完全缺少总体战略指导的战争，而且是在为以往欠下的一切，连本带利地付出代价。这个国家从此变成了一个正在解体中的国家。
史书记载说，由于组织工作过于缺乏水准，这次来京入援的地方部队中，很多将士不但领不到军饷，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由此导致了不止一次的哗变。当时，陕西发生饥荒，盗贼蜂起。皇太极兵临京师城下后，延绥、固原、甘肃、临洮、宁夏五镇总兵全部率兵进京勤王，西北一带地方空虚。致使遭遇灾荒的当地饥民暴起为寇之后，迅速蔓延。而山西巡抚率领五千精兵驰援北京时，由于调动没有章法，将士疲于奔命，且没有粮饷供应。结果，饥寒之兵抢掠民间以充军用。事发后，那位巡抚被捕，五千劲卒一哄而散。就这样，西北援军纷纷溃散。许多证据显示，那些来自上述地区的哗变军人，烧杀抢掠着踏上了回乡之路，很快汇进了当地的农民暴动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暴动农民中的勇猛战士，有的还成为了最为著名的农民军领袖，譬如，有记载说，李自成就是甘肃总兵杨肇基部下的把总，他就是在此次赴京勤王途中，走到金县时哗变的。（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这个国家烽烟四起再无宁日，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
而亲身体会到了这一切的后金汗国将士，士气高昂饱满得似乎要爆炸。他们纷纷要求皇太极下令攻打北京城。皇太极意气风发，微微一笑，说道：
“现在拿下皇城里的那个傻小子，易如反掌。不过，他们疆土大，根基还在，不是旦夕之间就能垮掉的，得之易，守之难，不如练好我们自己的精兵强将，等着天意亡他那一天。”（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太宗伐明。）具有这种头脑的一个人，他的确有理由蔑视自己的对手——崇祯皇帝，那个自我感觉极好的“城中痴儿”——皇城里的傻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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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1）
松锦之战，使大明帝国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是大清帝国与大明帝国之间的最后一次殊死会战。这场大会战，是皇太极生前亲临前线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其判断和指挥称得上出神入化，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从此，明王朝再也没有力量对付自己的内外敌人了。
两年后，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公元1629年，是为大明崇祯二年、后金汗国天聪三年。这一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蒙古奔袭大明帝国首都北京。就在这差不多同一时刻，西北山陕地区陆续发生了高迎祥等领导的农民暴动。
此后，大明帝国烽烟四起，它不得不在对抗满清铁骑的同时，费尽心机地力图遏制四处流窜的暴动农民。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是皇太极，还是张献忠、李自成，均大受其益。他们结成了事实上的统一战线，成了素不相识、素无往来却亲密无间的同志和战友，他们奋战于不同的战线，向他们备受憎恨的共同敌人大明帝国发起攻击。
就这样，大明帝国曾经强横无比，由于自我感觉过好而极度傲慢，如今，受到了来自外部敌人和自己内部治下人民两个方面的憎恨。帝国无比艰辛地周旋于内外强敌之间，几乎是在转眼之间，便陷入了腹背受敌、四面作战的窘境。
皇太极曾经和他的部下谈起过自己对于明王朝的总体战略：大明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要想一下子推倒它不是那么容易。因此，自己要带领他们砍伐这棵大树的枝枝杈杈、根根梢梢。等到这树枝秃根朽之后，轻轻一推，它也就轰然倒地了。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皇太极看着壮丽如画的北京城，不无轻蔑地说道，此时拿下那皇城中的“痴儿”——傻小子，大约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攻之易而守之难，于是，他放弃了攻打北京城。皇太极具有极强的定力，其战略思想显然是明确而一以贯之的。为此，甚至有部下认为他太过于瞻前顾后，太过于谨小慎微了。
这一次绕道奔袭大明京师，皇太极获得重大战果。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又陆续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的长途绕道奔袭，每一次都战果丰硕，大体上达到了下列两个目的：其一，劫掠了大量人畜物资；其二，极大消耗了大明的力量。此外，于有意无意之间，还在第二战场、两线作战的意义上，特别强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张献忠、李自成们的发展壮大。
松锦之战，则大体上可以看成是他对大明这棵老朽的大树，完成了诸多砍伐工作后的最后一击。
此时，世间已无袁崇焕。
被认为是国家干城的大将满桂，死了；号称一代名将、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赵率教，死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战死沙场，死在了抗击敌人的阵地上，算是死得其所。有盖世之才的熊廷弼，死了；号称肝胆义气奇男儿的袁崇焕，死了。他们则是死在了自己的皇帝和同志们手中，死得惨烈无比，死得充满了负面的价值。而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孙承宗，也被皇帝不由分说地免去职务，黯然回乡了。
时人和后人谈到此时的大明帝国，时常使用的词汇是：贿赂公行，党争剧烈，刑章倒错，宵小横行。意思是说，贪污受贿成了公开的秘密，帝国官场中不问是非善恶只看是不是自己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国家重用奖励的大多是些坏蛋，品行高尚、才干卓越之士，或者命运悲惨，或者很快便被边缘化，而贪官污吏、宵小坏蛋们则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帝国堂皇的庙堂之上。在内外敌人和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大明帝国似乎在转瞬之间，便完成了从花团锦簇到百孔千疮的全过程。速度之快令人目瞪口呆。
此时，偌大的一个大明帝国，如果说还有能够和皇太极抗衡的人物的话，或许就只有洪承畴和孙传庭了。他们，上演了一出真正的悲喜剧。
松锦之战就发生在皇太极和洪承畴之间。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字亨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此人能文能武，富有才干，曾经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们的真正克星。当李自成还是高迎祥部下的闯将时，闯王高迎祥就大败于洪承畴指挥的一次大战中，他本人也被洪承畴的同事孙传庭所俘，并被送往京城处死。李自成成为闯王后，在与洪承畴的陕西潼关南原一战中，全军覆灭，李自成仅仅带领十八骑逃进商洛山中。恰在此时，皇太极发动了针对大明朝的军事行动。假如崇祯皇帝多一点点政治谋略和战略头脑，不是急吼吼地将洪承畴和孙传庭调去对付皇太极的话，李自成可能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他可能会死在商洛山中，而不是后来的九宫山。当时的大诗人、大学者吴伟业认为，大明帝国“危亡之局，实决于此”。（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六。）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意识到，这种见解，的确有根据而且十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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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2）
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638年，是为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冬天。
这年冬天和后来发生的事情，充满黑色幽默，其情节之离奇，让人根本就无法置信，可能足以令不管拥有多么丰富想象力的小说家都要瞠目结舌。
洪承畴担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