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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佳氏的命运，可能极大地影响了她的两个儿子。褚英的乖戾和不可理喻，代善的庸懦和凡事忍让，应该与他们的母亲有着绝大关系。
褚英是努尔哈赤与佟佳氏的嫡长子，幼时曾经被送到李成梁处充当人质，长大后号称能征善战，多次立下显赫的功勋。因此，努尔哈赤曾经让他代理自己主持国政，看上去很像是要培养他做接班人。结果，这位褚英很快以自己的作为，让他周围几乎所有人感到恐惧和愤怒。当褚英的母亲可能失去了影响力时，这些手中掌握了不小权力的亲贵们，便觉得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向努尔哈赤控告他的儿子。
据他们说，褚英至少有三点令人厌恶的罪行。
其一，他企图使这些控告他的人们——除了他的弟弟们之外，全部都是努尔哈赤最信任的人——彼此之间失去信任与和睦；
其二，褚英对于通过战争获得财富已经不能满足，他还要不停地勒索弟弟们的马匹和财物；
其三，当周围的人们使他感到不愉快时，他曾经不止一次放出狠话，说是等自己继位之后，就要干掉那些让他厌恶的弟弟和大臣们。
努尔哈赤十分烦恼，采取了让他闭门思过的措施。据说，在此期间，褚英做的事情是——祷告上天，诅咒父亲和他不喜欢的人快点儿死。于是，努尔哈赤下令将他圈禁在四堵高墙之内。不久，将他处死。
佟佳氏之后，努尔哈赤的第二位大妃是富察氏，有人称呼她为衮代皇后。她为努尔哈赤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四大贝勒之一、著名的三贝勒莽古尔泰就是这位衮代的亲生儿子。努尔哈赤起兵不久，衮代便成为他的妻子之一，与他患难与共，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清史稿》中记载说：当九部联军前来攻伐努尔哈赤时，这位衮代夫人担心努尔哈赤胆怯，焦虑得寝食不安。从中可以看出，在努尔哈赤创业之初，这位女士曾竭尽全力支持过丈夫的事业。因此，至今在东北满族地区流传着不少关于她的传说。可见，这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努尔哈赤成为天命汗之后第五年，年近五十、已经色衰的衮代突然获罪，被努尔哈赤下令离弃。不久，她的亲生儿子莽古尔泰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妈妈。而且，不久，这个恶子便被努尔哈赤封为四大贝勒之一，成为后金主持国政的最高决策层成员。这使人有理由怀疑，努尔哈赤与这桩恶行有关。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以他的遗命为由，杀死了努尔哈赤生前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为他殉葬。从努尔哈赤的品性与为人上考察，他十分可能留下这样的遗命。这样做，和女真人的生死观念、丧葬习俗也颇为吻合。与中国历史上那些类似或坏得多的宫廷烂账比较起来，这应该算不上是特别恶劣。
努尔哈赤速写（9）
在大清朝历史上，出身叶赫部落并值得特别关注的人不少。除了那位东哥之外，叶赫部酋长的另一位格格孟古，也颇为不凡。这位人称孟古姐姐的格格，十四岁嫁给努尔哈赤，并且可能曾经深受努尔哈赤的喜爱。她是皇太极的母亲。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汗位之后，将大金国的汉语国号改为大清国，并正式称帝，成为大清朝理论上的第一位皇帝。他的母亲孟古格格被追认为努尔哈赤唯一的皇后——孝慈高皇后。由此，这位出身叶赫那拉氏的孟古也可以被看成是大清朝的第一位皇太后。
孟古格格生活得很不幸，努尔哈赤是她的丈夫，叶赫部落是她的亲人和家乡。前一位叶赫部落酋长是她的堂哥，死在努尔哈赤的部下手里。这还不算，努尔哈赤下令将她堂哥的遗体劈成两半，只将一半还给其亲人。在笃信人死之后有灵魂可以转生的古代，这种做法的意思就是让你永远不能超生，在当时算是狠毒残忍到家了。
叶赫部落酋长金台吉，对抗努尔哈赤，兵败后纵火自焚未死，被努尔哈赤下令用弓弦绞死。两家结下的应是血海深仇。但是，叶赫部落的人仍然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除孟古可以被看成第一位皇后——皇太后之外，清朝的最后一位孝定皇后——隆裕皇太后也出身于叶赫那拉氏。康熙朝重臣明珠是叶赫部落酋长金台吉的嫡系孙子；他的儿子纳兰性德则是整个大清朝享有盛名的满族第一才子；鼎鼎大名的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在世界范围内可能是大清朝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了，虽然不见得是好的知名度。这种情形似乎蕴含了某种特殊的政治遗传基因密码，表明女真人并不以种族仇恨为政治分野的依据。
据说，金台吉自焚时曾发出毒誓，哪怕我叶赫部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你爱新觉罗。这句话似乎成了魔鬼的诅咒。二百多年以后，当大清朝葬送在慈禧老太太手中时，曾经有人油然想起过这句不祥的咒语。
在血腥和杀戮中发育出来的制度，势必需要血腥和杀戮方能维护。如果这样的制度也值得为它欢呼的话，中国人的确是够可怜的。
平心而论，和那些古代游牧民族的英雄们如成吉思汗等等比较起来，如果一定要找出努尔哈赤究竟有什么长处的话，大约只能说，他很幸运，因为他有两个不错、或者说是优秀的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除此之外，真的看不出他还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假如不是因为这两个儿子，他和他的什么八旗制度可能像“四长制”、“大人会议”之类一样，早就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里面了。
公元1625年即大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努尔哈赤下令迁都，将首都由辽阳迁到了当时还不到辽阳一半大小的沈阳。努尔哈赤迁都的理由特别有意思，他说：“沈阳四通八达，如果想向西###大明，渡辽河，路直而且近；要想向北征伐蒙古，两三天路程就够了；若是向南进攻朝鲜，走清河一路即可。沈阳的浑河与苏子河相通，在咱们老家苏子河源头伐木顺流而下，木材就用不完；想出游打猎，这儿山近野兽多，而且河里的鱼虾之利也可以兼收并蓄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就这样，前一半，表现了一位游牧渔猎部落酋长成为后金汗国汗王的勃勃雄心；后一半，则从后金汗国汗王退回到了一个游牧渔猎部落酋长。
事实上，这就是努尔哈赤。他到死也没有完成从一个部落酋长到一位政治家的转变。更遑论伟大的政治家了。
其实，与其花时间讨论努尔哈赤及其八旗制度究竟为历史贡献了什么，实在不如深入考究一下，为什么大明帝国——一个发育得如此成熟、如此富庶、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饶、自我感觉又如此之好的国家，怎么就会被一个人口还不到自己的百分之一，文化发展刚刚离开渔猎时代、起家于穷乡僻壤的半原始部落，搞得如此之狼狈，最后竟至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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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梁，唉，李成梁（1）
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曾经是大明帝国真正的英雄。
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之间的恩怨纠葛，错综复杂，极为诡异，至今无人能够完全考证清楚。
诚如我们所知，早期的努尔哈赤远不像后来人们所愿意相信的那样强大与传奇；而早期的李成梁则是一位真正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一位起于贫寒却曾经百战百胜的将军。
可惜，当努尔哈赤日益强大起来时，这位英雄却在大明朝万历十年之后扑朔迷离的政局中，如美人迟暮般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末路。努尔哈赤崛起的整个经过，几乎贯穿在李成梁没落的全部过程之中。双方此种消长的原因何在，正是我们需要在此展开的。而这种消长的结果，就是大明帝国辽东局势的糜烂日深。
仔细观察一位真正的英雄走向末路，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体验。
四十岁时，一位巨眼识人的大明巡按御史发现了李成梁。
当时，这位具有朝鲜族血统、出身于中级武将世家的李成梁，正在辽东铁岭卫走投无路，苦度时光。这里，就是今天出了个赵本山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的辽宁省铁岭市。
李成梁，字汝器，又作汝契，号银城。他的先祖李英是朝鲜人，明朝初年从朝鲜渡江来到中国，定居在辽东铁岭卫。并且，以军功当上了大明帝国的中高级军官。按照帝国制度，军职可以由子弟世袭；然而，由于家道中落，到李成梁这一代时，贫困交加，穷得连去北京办理袭职手续的盘缠都没有。四十岁的李成梁，空怀一身本领和满腔雄心大志，却只能在窘迫中长吁短叹。
恰在此时，他的幸运之星降临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成梁见到了那位来自北京中央机关的巡按御史李辅。李成梁器宇不凡，给这位御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慷慨地拿出一笔不算少的钱，赠给这位在贫穷之中已经蹉跎到不惑之年的好汉，资助他来到北京，获得了辽东军事要塞险山堡参将一职。这一年，是公元1566年，是为大明嘉靖四十五年。这一年，努尔哈赤八岁。
险山要塞位于今天辽宁省丹东市西南约十二公里处。
参将一职是明代镇守边疆的领兵官，职位在总兵、副总兵之下，大体相当于今天的边防部队团级军官，负责一地或一路的防务与策应。就此，李成梁获得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从此，这位虽然落魄却仍然在《明史》记载中被形容成“英毅骁健，有大将才”的中年男子，一飞冲天，成为一颗照耀在帝国东北部上空极为耀眼的将星。（《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李成梁。）
第二年，公元1567年即大明隆庆元年，四十一岁的李成梁第一次在对抗蒙古骑兵入侵中崭露头角。他由于“赴援有功”而一战成名，随着捷报进入帝国最高层的视野。战后，虽然继续驻守险山要塞，却已经官升副总兵。按照帝国军事制度，总兵一职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或军分区司令，负责统帅镇军即整个军区或军分区部队，为正兵；副总兵分领三千兵，为奇兵；游击略低于副总兵，分领三千兵往来防御，为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此时的李成梁已经成为至少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的高级将领了。
这一年，四十三岁的张居正在他的老师徐阶提拔重用下，以礼部侍郎迁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兼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预机务”——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与制定。
此后十六年，前六年名臣云集，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联手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隆庆新政；后十年，则是更加著名的张居正新政。这十六年，是李成梁走向辉煌、功成名就的十六年。在惨烈的政治、军事搏杀中，先后任职相当于今天内阁副首相、首相的张居正给予李成梁极大支持。这种支持，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欣赏、信任、重用之外，帝国制度上的保证，譬如在张居正万历新政中最为重要的“考成法”，可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万历六年正月，一个名叫速把亥的蒙古部落酋长率军大举入犯，李成梁闻报之后，昼伏夜行，飞兵出塞，长途奔袭两百里，出其不意地直捣敌营，连续杀死对方五位首领级人物，阵斩并伤敌数以万计，李成梁大获全胜。
李成梁，唉，李成梁（2）
当年底，速把亥会合其他部落，集结三万多兵力，声势浩大地前来报春天的一箭之仇。李成梁竟然摸透对方心理，一点不变地又来了一次昼伏夜行、长途奔袭两百里。那蒙古酋长事先准备得颇为充分，却怎么也没想到李成梁会把一模一样的故事再演一遍。结果，大营被李成梁奇袭踏破，伤损比前一次还要严重。一年之内，两次飞兵出塞二百里，并大获全胜，这在当年是了不起的大功，为帝国有史以来所绝无仅有。为此，皇帝专门登上皇极殿举行大典，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按照考成法，功臣被加官晋爵，先是加封为太保，世荫本卫指挥使，继而晋封为宁远伯爵，岁禄八百石。受到帝国如此大张旗鼓的表彰，李成梁喜悦之余，为了表示对张居正赏识提拔的感激之情，给张居正送去一笔数额大约不小的礼金，结果，被婉言谢绝。张居正的理由是：按照帝国制度，李成梁获得的荣誉和地位，都是靠他自己一刀一枪出生入死换来的，不需要感谢我。我若是收了他的钱，就是侮辱了他。我也无法面对高皇帝的在天之灵。这个故事令人感叹，至少让我们知道了李成梁能够成为一代名将和张居正能够成为一代名相的部分理由。
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长途奔袭是这位将军最擅长的战法。在没有摩托化部队的冷兵器时代，这位将军带领以步兵为主的部下，曾经多次星夜急行军二百里以上，一鼓作气直捣敌人巢穴，将毫无防备的来犯之敌打得措手不及、一败涂地。显然，要想做到这一点，仅仅骁勇善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出色的情报工作。同时，这种战法，对领导者的判断力、组织力、执行力、亲和力要求极高；对统帅与部队的意志、毅力、训练与特别能战斗的团队精神也必定要求极高。
这一切，李成梁都做到了。在数十次战役中，李成梁“出师必捷，威震绝域”，在职业生涯前期，几乎百战百胜地捍卫了帝国边疆，立下极为显赫的战功。成为——如果不是声望更高、战功更为显赫的话——至少是与同时代的戚继光并驾齐驱的一代名将。因此，当时，在军中与国人口中，有“南戚北李”一说。他们成为大明帝国后半叶军事成就的最高代表，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与爱戴。
四年以后，速把亥再一次卷土重来。当时，这位酋长在蒙古部族中最为剽悍凶猛，号称勇冠蒙古各部。他曾经在战场上亲手将李成梁之前的一位大明帝国辽东总兵斩于马下，并先后数次重创其他几位总兵率领的大明军队。与自己忠实的骑士们呼啸着杀入大明边关，如入无人之境地烧杀抢掠后从容离去，成了这位酋长最为快乐的节日。就此，为患边疆长达二十多年。成为令大明帝国君臣将佐谈而色变的一方巨祸。
自从李成梁出现后，这位酋长便屡屡败在李成梁的奇袭之下，令他感觉很不爽。于是，越败越勇，发誓要和李成梁决一胜负。这一次，据说他是动员了所有兵马和子弟精锐，准备一举拿下李成梁。李成梁则改变战术，将速把亥的兵马引入设在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境内的埋伏圈里。结果，开战不久，此人便被李成梁所指挥的部下一箭射死。酋长的弟弟抱着哥哥的尸体痛哭而去。从此势力大衰。
就这样，李成梁屡立大功，受封为伯爵，跻身于帝国贵族行列。在当时，他的地位、名望等，很有可能已在戚继光之上。有一种看法，包括《明史》的作者们认为，恰恰因为戚继光威名太盛，坐镇蓟门十六年，使敌人从来不敢来犯，于是转道入侵辽东，才给了李成梁屡立战功的机会。即便如此，仍然难以掩去李成梁军功的耀眼光辉。历史上，甚至就在李成梁的同一个时代，面对与李成梁同样的敌人，损兵折将，丢尽帝国脸面的军人和官吏可是不在少数。
当时，在张居正的主持下，帝国推行“考成法”，赏罚严明。为了表彰李成梁，万历八年，在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的广宁，修建了一座大牌坊，上刻“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伯”，给予了李成梁将军极为崇高的荣誉。在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