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了一座大牌坊，上刻“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伯”，给予了李成梁将军极为崇高的荣誉。在朝鲜保留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记载：“辽广之人，但知有李大爷而不知有他人。”（《李朝实录》，宣祖四十一年七月丙戌。）对于李成梁以边帅之身所创下的军功之盛，《明史》作者评论说，是大明帝国“二百年来未有也”。（《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李成梁。）就是说，作为帝国边防军高级将领，李成梁独领风骚二百年。
李成梁，唉，李成梁（3）
公元1582年即大明万历十年，是大明帝国晚期历史上意义特别重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时年五十八岁、凭借一己之力和十年坚持，几乎实现了大明帝国辉煌中兴的张居正，重病后死了。
此后数年间，帝国政治地覆天翻，张居正时代所制定的政策、法规、制度被一一废止，帝国政界在动荡不安中变得晦暗不堪。受到张居正支持重用的戚继光被迅速边缘化，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五年前以战功受封宁远伯爵位，进入帝国贵族行列的李成梁，如今五十六岁，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他同样受到过张居正的支持和倚重，然而，可能由于下面的三个原因：其一，远离京师，与张居正没有过多的私人交往；其二，赫赫战功给万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三，动荡不安的辽东局势离不开这位骁将。从而，李成梁避免了池鱼之灾。
第二年，公元1583年即大明万历十一年，清算张居正的工作拉开序幕。随后，张居正家产被查抄没收，十余口人饿死在被贴上封条无人敢于启动的家中，张居正那些或真或假的罪行被公告天下。
时年五十七岁的李成梁，耳闻目睹了张居正的生前身后——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辉煌到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全部过程；也耳闻目睹了另外一位真正的英雄——戚继光，从威震天下、威名赫赫到默默无闻地死去的全过程。
我们无法知道李成梁对此的感受如何，无从知道他是否物伤其类，是否胸怀不平？但肯定有证据表明，从此以后，李成梁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一件不大的谎报军情与战功开始的，随后，逐渐加速度，并扩大为几乎是全方位的堕落。此时，如果张居正回到人间，可能会完全无法理解，自己曾经深切信任与支持过的老部下，如今怎么竟变成这副完全不同的模样？
仿佛冥冥之中真有天意。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远离帝国首都的白山黑水之间，发生了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在乱军混战中被李成梁部下误杀的恶性事件。
相隔千里之遥的两件事情，显得同样特殊地乖戾不祥。它们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两件事情看作是大明朝死去和大清朝新生的起点。从此以后，谈论大明帝国时，似乎只要说“这个政权正在死”，就可以了。而大清朝则在此时现出了自己极为微弱的一丝丝曙色。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将会不停地看到，整个帝国呈现出来的，几乎全部是病态的景象。面对着生气勃勃的努尔哈赤，大明朝所发生的一切，可以典型地告诉我们这种病态已经是如何的无可救药。
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不久，开始了他血亲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称颂为“以十三副遗甲起兵”。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努尔哈赤还太年轻，太无足轻重。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父、祖被官军误杀，如果被误杀的不是朝廷认可的建州酋长的话，大约没有什么人会把这个满腹悲伤、委屈和愤恨的小伙子放在心上。
因此，关于他在此期间的记载，大体上都不是当时的实录。这些后来流传下来的东西，充满了种族的、国家的、英雄的、贼寇的、忠诚的、叛逆的、牛皮烘烘的、低三下四的激情。有些，像“卧薪尝胆”的故事一样，带点儿悲伤而阴冷的人生智慧；有的又像“水晶鞋”那样，满是激动人心的纯情浪漫和天真可爱……
诚如我们所知，清代官方与民间史籍的不可靠程度，大约可以排在我国历朝历代包括堂皇二十五史之首了。原因来自于到那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持续时间最久的文字狱。这种注定要留下恶名并受到历史永久诅咒的文字狱，在顺治皇帝进入山海关以后，便初露端倪，在康熙皇帝时期锋芒小试，在雍正皇帝手中头角狰狞，在那位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时代登峰造极。因此，“隐恶扬善”便成为这一时期以及后来我国主流知识分子和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任务与工作方式。因此，这些记载中的许多部分都经过了刻意的扭曲与修饰，从而时常显得云遮雾罩，或者怪诞乖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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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梁，唉，李成梁（4）
这种情形反证了大清朝官方史料中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努尔哈赤所在的爱新觉罗系建州女真，曾经受到过大明帝国长时间的优待和汉族人士的长期帮助。这些历史事实，常常受到大清国权贵们的刻意歪曲与打压。好在漫长的岁月里，累积起来的资料已经够多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再加上不需要很多的一点儿常识，似乎就能够还原出当时的大体面貌。
努尔哈赤是大明辽东建州左卫指挥世家的子孙。“卫”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军事制度，在理论上讲，一个卫应该有军人五千六百名，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旅的编制。随着岁月的流逝，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人员也不停地逃亡流散，到努尔哈赤的时代，卫所制度残破不堪，早已不复当年的光景。努尔哈赤家族属于边疆部族。他的可以明确向前追溯的六代祖先，都是接受过大明朝廷封赏的地方土酋。永乐初年，他的六世祖带领斡木河——即今日图们江下游的女真部落归服朝廷，被永乐皇帝封为建州卫指挥使，带有政治上笼络抚慰的性质，可能并非真的具有一个卫的军户编制。努尔哈赤的六世祖还曾经跟随这位皇帝，一起远征过漠北，即今日之外蒙古地区。
公元1442年，即大明正统七年，设置了建州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努尔哈赤的几代祖先便世袭成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到他的祖父时代，整个家族迁居到了赫图阿拉，隶属今天辽宁省新宾县。当时，他祖父兄弟六人，号称“宁古塔贝勒”。宁古塔是满语“六”的意思，贝勒则是满语“大人”、“老爷”之意。贝勒这个词汇，后来成为满清王朝的一个皇室贵族爵位。
当时，这“六位老爷大人”分住六城，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他们居住在泥草房里，四周围着木栅栏，比那些身份低贱人家所居住的地窝子，已经豪华了许多。其情形大约和我们今天在东北比较偏僻的农村所能够看到的那些村落差相仿佛。与今天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于相互间的攻伐械斗频繁，这些村落便时常坐落在形势险要之处，并围着土城土寨，以资保卫。这种情形表明，这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虽然名头不小，其实际的势力范围，不会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北方乡镇大很多。
然而，事情的不可思议处恰恰就在于此。
事实上，当时，不论是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头衔，还是建州都督同知甚至都督的头衔，虽然级别不低，听起来也吓人，实际上离开了他们那小小土城之外，其权力便有限得可怜。除了每年来自朝廷不多的财政补贴，他们最大的实惠就是朝廷发下来的敕书。这些敕书的作用大约类似于后来的委任状、特别通行证、特别身份证、特别护照之类，还兼有贸易特许证或今天的进出口许可证的综合功能。只有在这些敕书——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努尔哈赤们才能够把大东北出产的人参、貂皮、东珠等等宝贝，换成他们极其需要的各种生产与生活资料。他们也才能凭借获得敕书的这种特权，控制住自己的部族人众。大明帝国对于边疆包括东北地区成百上千女真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城主、部落头人、土著酋长的控制，凭借的就是敕书——政治、经济羁縻再加上军事威慑这两条腿。
努尔哈赤即建州爱新觉罗家族就是这几十上百个部落酋长中的一个。从当时辽东——东北的情形判断，他们实在没有理由比其他土豪酋长更应该被高看一眼。这种情形在敕书分配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政府发给东北地区女真部族的敕书可能一共有一千五百道，建州三卫合计可以分到五百道，而努尔哈赤父、祖总共才可以拿到三十道。
问题在于，有证据显示，迁居到赫图阿拉，即今天辽宁省新宾县境内的努尔哈赤父、祖，与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结下了可能是十分友善的关系。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曾经断言：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结托极深”（孟森《明清史讲义》）。这就使事情变得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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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梁，唉，李成梁（5）
努尔哈赤进入辽东总兵府的时间，肯定比大清朝官方史料中所愿意承认的时间要早得多，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也要长得多，很有可能在他十九岁分家出来独立生活后不久就开始了。在一些史籍中，分别有努尔哈赤曾经做过李成梁的书童、侍卫、侍卫长，甚至被李成梁收养为义子的说法。这些记载，显然不应该被看作是空穴来风。
在众多记载中，都曾经谈到过努尔哈赤逃出总兵府，投奔叶赫贝勒的故事。其实，这段故事的真实情形，很有可能和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因为血气方刚的努尔哈赤犯了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在男女关系上出轨，有了生活作风问题。
在斑驳庞杂的史料和传说中，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
努尔哈赤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了李成梁不错的待遇。他们像家人一样亲切相处，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后来父、祖被误杀，也没有能够妨碍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之间的友善与亲密。在这朝夕相处中，他可能受到了一位美丽多情的汉族青年女子的青睐，而努尔哈赤，对这位女子也并非毫无感觉。据说，这位女子不但青春年少、美貌如仙，识文字、通经史，而且慧眼识英雄。总之，中国男人对女性的一切梦想，她都具备。不幸的是，这位女子偏偏是大明帝国辽东总兵、勋爵李成梁将军最宠爱的第六位如夫人。于是，后面发生的故事就很像那些不入流的电视连续剧了——
——这位女子不仅仅给了青年努尔哈赤两性间的男欢女爱，也不仅仅熏陶培养了他对于《三国演义》的热爱，她可能还在努尔哈赤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之前，就洞悉了这个女真族小伙子的雄心与才干，于是，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用自己的生命帮助心上人脱出了险境，最后，好汉起兵造反，并终于成就了一个中国式英雄的光荣与梦想。
这就是在东北地区流传甚广的关于“紫薇夫人”的故事。
据这个故事说，由于上天的启示，李成梁曾经一度对努尔哈赤动了杀机，这位“紫薇夫人”用自己的生命，帮助努尔哈赤脱险。后来，有一种传说，说是努尔哈赤成了大金国的天命汗之后，曾经莫名其妙地册封一位不知姓名的汉族女子为“歪梨娘娘”，原因是这位女子为了保护并拯救努尔哈赤，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梨树上。今天，在辽宁省北镇市，有一位广受崇拜的神灵“歪脖老母”，香火极盛，前去朝拜者络绎不绝。有人坚定地证明说，这位“歪脖老母”极其灵验，以至于当地政府已经将朝拜她的号召，制作成巨大的招牌，矗立在连接关里关外最重要的高速公路旁。我们知道，李成梁时代与努尔哈赤早期的大明辽东总兵府并不在辽阳，更不在沈阳或抚顺，而恰恰是坐落在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市。这几件事情中似乎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
这样的故事对于中国男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这里说出了他们几乎所有人白日梦中的主要内容。不过，很有可能却也道出了当日的部分实情。
这种事情在我国知识分子的笔下和民间并不罕见，因此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毕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些不是那么神圣崇高的字眼。李成梁不会感觉愉快，努尔哈赤也会觉得有愧于老长官。因此，这些富有人性意味的事迹便常常被大清朝权贵和史官们刻意掩饰和歪曲，变成了神话故事，以证明天意的不可违和造反、叛逆的正当性。
在《关于汗王的传说》中，这个故事已经变得很不浪漫，充满了令人厌恶的天命说教和神灵鬼怪的大肆渲染。在那里，努尔哈赤“脚踩红色七星”，贵不可言，惹得脚踩黑色七星的李成梁妒忌如狂、杀机大起；而那位美丽的如夫人则成了天命的捍卫者，立志要为肩负上天使命的异族青年去死，且死得其所，死得毫无悬念，死得心甘情愿，死得莫名其妙。于是，本来就缺少人文情怀的中国文人的白日梦，一变成了基本没有人性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奴才们的意淫，再变则成了恨不得全国人民都为他们去死的政治教化，变成了大清朝意识形态工作者神化自家领袖、表达自己对领袖热爱程度的一项努力。对此，我们应该并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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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梁，唉，李成梁（6）
这一事迹，在《清史稿》中可以看出一点蛛丝马迹。
可能是关于那位“紫薇夫人”的传说过于广泛，或者是说明这一点有助于增加努尔哈赤形象的辉煌，于是，在《清史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故事的一点影子——
——翻开四十八本《清史稿》的第一篇，先是对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整体介绍。说该人“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大意就是此人仪表堂堂，志向远大，深有谋略而不外露，且声若洪钟，过目不忘，与人交往时度量很大，云云。接下来，说到努尔哈赤在他的父、祖被误杀时，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于乱兵中被抓进总兵府，然后，说到努尔哈赤脱出李成梁的总兵府时，该书记载“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清史稿》本纪一，太祖本纪。）就是说，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妻子惊异于努尔哈赤的仪表，于是，背着人悄悄把这个家伙放跑了。
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记载，显然让人有理由作出更加符合逻辑与常识的猜想。比较起来，倒是上述英雄传奇好像更加可信一些似的。
公元1587年即大明万历十五年以后，万历皇帝从不上朝开始，逐渐进入了他长达三十余年的消极怠工，被他的臣子公开批评为“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皇帝。而此时的李成梁也年过花甲，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然而也就是从此，从谎报军情开始，和自己的皇帝一样，进入了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葬送帝国辽东事业的末路生涯。
这件事情并不大，发生在公元1590年，时为万历十八年。当时，一股敌寇侵入辽阳、沈阳、海城、盖县一带抢掠。李成梁秘密派遣一支奇兵出塞袭之，结果遭遇埋伏，战死一千余人。按理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常胜将军打了一次败仗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何况，这是历史记载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李成梁第一次失手。然而，李成梁却在报告战果时，隐瞒了战死的人数，只上报杀敌二百八十人的战功。此时此刻，帝国上下大约已经习惯了将军的神勇，于是，没有什么人深究，将军自然受到了表彰。我们知道，那些中国官场上的坏事，但凡开了头，就会如同从山上飞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