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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真意味着没有学会圆滑。在复杂的生存中也就是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在人群碰撞中，敏感的人又极易受到伤害，由此还因害怕受伤害而更加敏感。
特立独行和敏感脆弱，这种自我性格上的对立也主导着萧红的命运。她要改变命运就只有一直寻找，永远不知道结局，摇摇晃晃而无可信托地一再离开，一再开始。说到底，这样的人生，成本肯定是很高的，幸福和快乐当然也是可数的，这是萧红即使再有百倍千倍的顽强也无法绕开的“怪圈”。
生命就是这样，走呀，来呀，很寻常。快乐或者无可奈何地看尽沧桑都是过程。
与萧军相爱的时光是萧红一生的奢华。奢华是雨后的彩虹，是最美，却要无可挽回地飘散。
清醒而又无路可走。这是萧红以及所有守着生存尊严的女人们的悲哀。能忍耐却很难一直忍耐。这种尖锐，很多有独立思想的女人都意识到了。陷入其中的女人，最终的结局都十分的凄婉。这方面的案例，古今中外都有。比如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也感觉到了：“要么觉得世界在抛弃她、拒斥她；要么觉得世界向她紧逼，强迫她进入一个预定角色。”对这种截然对立、完全不能调和的空间，普拉斯反应激烈，后来是精神分裂，以崩溃自杀解决。
在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触摸，仍然是女性生存无法超越的边缘。何况对于好几十年前的萧红呢？
她唯一能做主的，也就是以平静的语调写出女人无力按自己的心愿决定命运的辛酸。
《生死场》中的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人生视野的狭小使她们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只收获到悲哀。小说的主人公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最后金枝决定出家当尼姑。美丽、温和而又多情的月英，患了瘫病，在丈夫的痛骂和虐待中身体生蛆，牙齿发绿。在《小城三月》中，翠姨朦胧的性爱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
传统文化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直到抑郁而死。
“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这是萧红笔下的女人的绝望和无言的抗争。
萧红以她深邃的自觉探索着女性的命运，质询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这样的质询让萧红面向生存的现实，也让她笔下的人在生存中现实。她作品里的人似乎缺了一些七情六欲，少了喜怒哀乐，麻木地生活着、忘不了悲哀的女疯子隔三差五地到庙台上去哭自己死去的儿子，哭完了，仍是回家去吃饭、睡觉、卖豆芽菜。
萧红写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才30岁，如此通透地运用写作来表达她对人生的看法，怀着大悲悯的心怀回望她曾经懂得的人物和生活，我想这不只是颖悟，而且表述了她自己对生存的抗争。
她不止一次地问：“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她不止一次地问，自然是因为她没有答案。然而她心里的执著，却是火山熔岩凝结成的山谷，褐石如流。一切对她只是过境之风。所以人们说，萧红悲剧性的命运注定了她的与众不同。她沉郁的悲哀铸成了她作品的丰碑，却也如同一片秋后的枫叶，萧萧而下，在雨中零落成泥。
泥，并又是一种常态。这也是萧红的生活品质，面对苦难如同日升月落一样平常。所以苦难无论怎样向她施下咒语，带着她呼啸，她最后都能安静地回到地面。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老了也没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着，那是自古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太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至于那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看萧红这样的文字时，我们又怎么会不能明了萧红的坚强呢？
因为坚强，所以软弱。
对女人，这不是悖论。萧红也是如此。所以她总是重复面临一些起始问题。与萧军的分道扬镳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蕻良的婚姻又是同一个问题的开始。
同样的痛苦周而复始。带来的是萧红深深的人生寂寞和对温情的依附。
她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结婚时，一些朋友因此颇多异议和谴责，他们质问萧红：“你不能一个人独立地生活吗？”
无力或者说不愿从与男人们那种不愉快的关系中分手自立，不是因为萧红对社会和生活的畏惧，而是身为女性她无法囚禁自己对感情的需要，对爱情的渴望。这种对感情的依附是女人的桎梏，即使不断遭到骤雨的打击，女人们总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她们一次又一次体验情感的创痛和无奈，又有谁能真的摧毁那深藏在灵魂之中的期待呢？拥有或者失去，都不是她们的努力所能做到的。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萧红临终语。
夫妻生活其实也是一方与另一方的紧逼，是人盯人。时间长了，又学不会松弛的技术，一方或两方或许就会寻找新的感情对象来转移支付体力和心力的疲劳。
具体到萧红，她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是一直在追求男女平等的。但即使同样的东西，也有位置的不同。何况情感也并不在平等的范畴里，自觉不自觉地被感情所支配，萧红也避无可避。她自己曾经说过：“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同样是在萧红的散文里，我也看到萧红因为萧军的爱情而感情有托的阶段里，曾经是如此的快乐。
那是在她和萧军的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因为青春的奔放和爱情的快乐，常常在哈尔滨的街头没有顾忌地边走边唱，像一对在青春的爱情里沉醉的可爱的孩子。而那时候他们的物质生活是多么贫乏啊，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他们那时仅有的财产：旧的水壶，小刀子，三只饭碗。
因为贫困，她生下的孩子送给了别人，这个孩子后来一直不知其踪。
而正是爱情化解了艰苦生活的侵蚀。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我坐在小屋，像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 “我们吃什么饭呢？吃面或是饭？”
“居然我们有米有酒了，这和去年不同，忽然那些回想牵住了我……借到两角钱或一角钱……空着手他跑回来……抱着新棉袍去进当铺。”
萧红在散文里写下的这些文字，是她和萧军在哈尔滨生活的真实记录。
风华妙年的女子，背叛了富裕的父亲出走，躲在小小的屋子里，寒冷里穿着单薄的衫子。面对着空空的四壁忍受着饥饿，等着她的爱人归来。这样的情形和艰辛，萧红写来是如此的静寞而真切，这又是一种对生的怎样的宽容和忍耐，对爱和温暖的怎样的激情呢？
如此我也认为：有人爱，能够爱，其实是女人们自己进行精神突围的重要自卫武器——一个女人无力改变客观生存时能够迎面承受的一份慰藉和底气。
骄傲于个性的昂扬，不为社会要求的方式去生活。这是萧红的勇敢。深深恐惧和逃避，迫切的渴望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有另一个人的存在：爱她，关心她，支持她。这是萧红的情感虚无。萧红的一生，女性有过的苦她都吃了，女性有过的甜她也尝过。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与抗争、女性夹缝生存的尴尬和无奈，使她既极端渴望能自持自立，又极端需要依靠他人，特别是男人。由此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颠沛流离与安居中摇摆不定，她的生命力就在这样的困顿中饱经磨难，并被迫接受被放逐的寂寞、孤独和痛苦。
身体上是种种病痛缠身，未老先衰。隐痛是在心里，心里是种种问题缠身。但不用泪水祈求，不求生活给她解释，萧红泼辣辣地像她笔下任着风吹，任着太阳晒，可是却越开越红、越开越旺盛的花，把今天的我们也炫耀得闪眼。
而这，也是萧红总是让我隐隐地疼，隐隐地，心里就会因了对她的追寻而沉默起来。她的一生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她以生命书写着生命，而不仅仅是在文学中向往着自己的追求。而这一切，都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喜悦和悲伤、快乐和痛苦来形容的。像她在《度日》中所写：天色连日阴沉下去，一点光也没有，完全灰色，灰得怎样的程度呢？那和墨汁混到水盆中一样。
墨汁混到水中，是心里充满爱充满追求却又无能为力的呼兰河女子萧红的无奈，对一个柔弱女人，是心灵深处最不堪的一击。
萧红自己说：“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我以自己的心情来理解她的这句话，我想，这毒性，恐怕就是她在今天仍然让我们敬重的理由，她留下的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更有她的血肉和灵魂。
这就是中国女性奋斗进程中唯一的萧红：无论她的生命中有多少逃亡与饥饿，无论她面对多少困苦与不幸，她都用她的笔写着她的大气的文字。她身上洋溢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和勇敢远远超过了人们对女性所希望的那种力量，她的朋友们亦不能理解她那些不顾一切的勇气到底来自哪里。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在还不具备性别平等的大时代里，想要让生命的光线淋漓尽致地射透萧瑟命运的女子。
我以为，这只能说明她对生活对人的极其热爱。
后来，可以和她呼应的只有自己的童年记忆了，以寂寞的心境，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这就是她的传世之作《呼兰河传》。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我将与长天碧水共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临终时在纸上写下了上面的这段话。这是1942年的1月，萧红31岁，肺结核日益严重，躺在香港一个三等医院的病床上。这时的香港已陷入战火中，医院药物匮乏，庸医误诊，她的喉管被切开，口不能言，生命变得似是而非，转瞬将逝。
一朵绽放的花突然零落，这是美的消逝，有多少人可以爽然读解？孤单伫立在生死之界的萧红，以这样的不甘，体悟生命消逝的无尽忧伤，我们可以感知，她风疏雨骤的心里一定有流弹如雹。
饥饿，逃婚，流亡，失业，友情，爱情，难产，仇恨，疾病，指责和冷淡…… 萧红一生由北向南漂泊。她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如此一路，她最后停在这个31岁的冬日里。这个冬日，她终于可以得到真正的永恒的自由和安宁了。但她又是多么希望死神不要带她走，而是帮忙把尘世的重负重新放在她的肩膀上，然后她仍然要无限期待地忍耐着，看生活到底还要在她的肩膀上放些什么。
面对风吹草动中浩荡的世界，她的不甘，正是对这个世界的无尽的热爱，如同千里万里朝拜的香客。
正是由于这样的理解，夜深失眠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都市清淡起来的灯光，久久无语。我是如此地想念萧红，直至精神和身体都疲惫不堪。
这样的想念，只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却总有相同的人。这就是我如此地想念萧红。
热爱生活的萧红终究也没有解决关于生存的求解。在某种情绪的愤慨和伤叹中，她走了。触摸她的我却感到了疼痛。疼痛过去了。我看到热爱着人们的萧红看到了爱的界限。隔着这爱与爱的距离，桀骜而敏感的萧红触到了苦难的深不可测。
我想，因此可以解释萧红在《呼兰河传》里为什么会虚拟一个梦境，几乎竭尽全力地抓住一个又一个童年细节，因为她终究一生，用宽容和忍耐执着地改变命运的努力并没有带给她切实的、确凿的、真实可靠的生活。从黑龙江的呼兰开始，她由南到北一次一次被生活追赶紧逼，最后退无可退。
如此，她唯一可以把握的就只有童年了，尽管并不一定是快乐的。
只能把握童年，这是萧红心境的寂寞和悲凉。爱情的失落、难以忍受的生活中诸多的遗憾、悲惨以及战争的逼近，使她更加渴望和向往温暖、爱和家。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清清楚楚，“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她饱蘸了深情在呼兰河的童年中寻找心灵的归宿。她营造并憧憬的美才如此单纯而震撼。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呼兰河传》里的这些生命是如此的恣意。这是萧红的现实生活终究无法实现的简单的快乐。
或许是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撑过去的吧。一方面萧红以营造风景的心情用文字接近自己的快乐，从精神突围的角度眺望自己抗争的意义。同时的另外一方面却是在显示生活的意义上，萧红并不把目光停在文字的虚空里，虽然现实的苦和难已经伤眼，她也并不去追寻和拷问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她全力生活着，所有深怀着的憧憬和追求，只是一个女子对简单的快乐的期求。一份可以安居的老百姓式的生活。
这是萧红的豁达、硬朗和乐观。
1938年5月，萧红在武汉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从这段话可以理解到萧红对于平常生活的渴求。这种渴求在她的第二次婚姻中左右了她的爱情观。与萧军在哈尔滨街头边走边唱的萧红更显冷静和理智。这也说明了萧红对于人生之旅途的疲倦。她赠给端木蕻良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
她却注定不会有。她注定要一个人走路，继续宿命的漂泊。
内地的城市相继陷入了战火。萧红随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在香港她写完《呼兰河传》后，贫病相加，走到生命的终点。
据说，在她离世的最后日子，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蕻良都不在身边。
她的一生就这样以悲剧的名义展示给我们一种精神意义。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分析说，一个想在社会关系上获得自己独立性的女子，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支持者，“现在，社会已公认了这一历史的缺陷。那早已开始了这梦想的人，却只有希望于将来”。
骆宾基此言，应该是在解释萧红一生的穷途吧，但我想来想去，却是觉得如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亮点总是会让人爽然叫嚷，萧红面对穷途的态度，她在永远无法统一、永远矛盾中坚持着的人格理想，恰恰是时光之河里流出来的桃花片，让人顿觉望眼欲穿想要知道那花的来历，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