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我有必要指出，这整件事完全不是我平常会做的事。它是那么彻底地违反我的本性，简直像绕了三百六十度；所以，那似乎又回到我的本性了。背负着我这种宗教背景的人，有不少棘手的事，其中一件事就是常常弄不清哪些是真正的你，哪些不是；而且要搞清楚还真不是普通的困难。这也是我长达十一年、每节十三美元心理治疗最后无法再继续的原因。
每当碰上道德两难的状况，不管当时的治疗师是谁，总是给我一句金玉良言：信任自己。坐在诊所那一体成形的橘红色塑胶椅上，我拼命念着这句护身咒语，信任自己，信任自己，但我总是回到教会教我的事实：当信上帝，个人是不可信任的。
我并不喜欢把生命里不好的事情都怪到教会头上。可是，嘴上说不喜欢，我又好像时常这样做。我想我的不喜欢，是因为世人对基督教福音派的抱怨已经够多了，不必我落井下石。我的意思是，当你大半辈子得以笃信自己死后一定会上天堂，性生活方面所受到的低程度挫败，只是很小的代价。
问题是，怀着世事非黑即白、非善即恶这种两极化二元论长大的人，一旦决定放弃这套理论，用自己的方式待人处事，你的思考方式常常会选择黑的、恶的和自我怀疑的这一边。例如，汤姆买芥末酱没有回来时，我说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戒指事件我做错了”；其实不是，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上帝终于因为我不守教规，要用这个方式惩罚我了。好像伟大的上帝忙于拯救被大水困在屋顶的难民，以及治疗新生儿心脏破洞的同时，“真有时间”用这件事惩罚我。而且，我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真实（如果真有这种东西）笃信它字面上的意义。基督教福音派对一切事情的解释完全依照字面，我们不懂何谓象征。
我认识同性恋吉尔的时候，他是基督教福音派，但他现在是个男同志，所以我不知道他算什么。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是很虔诚的教徒，我们一起在教会的地下室担任弱势儿童的家教。教会当时有个宣教计划，每星期二晚上会用巴士载来一些儿童让我们“影响”。我们对着他们大唱耶稣的歌，可他们都在互相丢东西玩，然后我们再陪他们做功课。
这其中的秘诀，在设法挑个不管你送他着色本、贴纸簿或铅笔组都惊喜地抱住你的七岁可爱小鬼，而非每星期都用一张讨债鬼臭脸问“你要给我什么？”的十四岁恶少。我真不明白我们这样每星期来来去去的，是为了什么。小朋友们大概是想要贴纸吧，至于我，大概是想要交个男朋友。我想要一个已是教友、因此听了我是教友不会跳起来走人的男友，他要既好看又聪明，既有幽默感又有好工作，该骂脏话时毫不迟疑，虽然没有看完圣奥古斯丁写的《上帝之城》，至少曾经试着去看，而且他能跟我妈谈宗教、跟我爸谈生意，喜欢印度菜、懂得穿衣服，朋友慈眉善目、本身高雅大方好像住过国外。我张开眼睛到处找，在教会的地下室看到吉尔。
对了，我好像还没有告诉你吉尔姓什么，可见这位仁兄的故事还漏了最重要的一大段。吉尔姓张，但张吉尔先生绝对不是亚洲人，这正是我忘了说的部分。吉尔曾在阿拉巴马州一所浸信会大学念书，除去各种琳琅满目的校规，学校规定没有订婚的学生不可以接吻。于是，大家赶紧找人订婚。每个人都订了婚，大多数人也结了婚，其中百分之六十的人在毕业的三年内离了婚。据他说，他很想亲吻“新约圣经课”一位很可爱的同学，接着他就结婚了。
这位同学是中国人，名叫张莉莉，吉尔希望他们的孩子从拥有具种族特色的姓名步上人生的坦途，所以冠了妻子的姓；想来，这其实是非常先进的观念。莉莉观念的先进也不亚于吉尔，婚后八个月，就跟教阿根廷探戈的舞蹈老师跑掉了。吉尔接收了他们的朋友、家具、结婚礼物以及她的姓，这个怪异举动的理由，他从来没有给我满意的答案。
我之所以迟迟不承认吉尔那晚熟的同性恋倾向，紧抓不放的理由就在这里：他曾经结婚，所以他可能不是。每次他换灯泡时一边转一边喃喃自语：“向右紧紧，向左松松。”我就告诉自己，同性恋男子不会结婚，所以他不是。而当这个幻想即将破灭时，吉尔和我开始有了性生活，我又在他半夜起床打扫时告诉自己，同性恋男子不跟女性做爱，所以他不是。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生理上办不到。而吉尔曾经结婚的事实，也使得他的很多事情得以有个合理的解释，例如那张占去大半间公寓的樱桃木大床，那是莉莉的爸妈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另外的半间则放满银盘、铜烛台和水晶花瓶，在客厅的玻璃陈列柜里摆着多达十四人份的精美瓷器，而每件擦得亮晶晶的家具都有各自配套的垫子。
我早该知道吉尔是
同性恋者，一如看到凹陷的罐头那样。问题是，凹陷的罐头不一定就不能吃，对不对？不然，它为什么还可以卖？还是有人买凹陷的罐头啊，还是有人把它们买回去，愿意一赌打开来的食物还可以吃。而让我告诉你，当你是个二十五岁的处女，而且只跟基督徒（还必须是某种特别的基督徒）约会，你的选择真的只剩凹陷的罐头了。
我跟吉尔终于分手时，我转头看向教会的地下室，生平第一次看到异象。我看到布赖恩？贝里曼坐在那里，三十二岁的单身律师，教会地下室的王子。绝对的道德感使他不相信约会，只相信祈祷。他从十六岁就开始祈祷理想的妻子出现，并且草拟了理想妻子应该具备的条件。这张清单一直在修正，然后祈祷，然后修正，然后悄悄地在教会的单身女性手上流传。清单的前几项是：纯洁的心，温柔而安静，凡事顺服。这是你想要的丈夫吗？我听到一个声音问我。当然不是真正的声音，但它就像大白天一样清楚。我顿时了解，如果我继续在教会里寻找丈夫，最后的结果只剩凹陷的罐头。吉尔虽然毛病多多，但他至少帮我除去了处女那个桎梏，这表示我可以出去外面跟那些想同我上床的正常男人约会了。
我想问，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我的敌人其实很难描述，你要怎样去除那些经年累月灌输给你的思想呢？没有人想要进过当铺的二手衣，没有人想要盛开之前就被摘去的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认为这讲法很合理。谁都不想要进过当铺的旧衣，谁都不想要别人摘掉的花。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又不是衣服，我也不是花啊。我不是一项物件。
看透这个道理的感觉真好。我至今仍然认为，我的女性主义基础或许并不稳定，但是它从这里开始萌芽。我不要自己被人物化。汤姆常说，我随时可以在传统和前卫之间跳来跳去，端看哪一种符合我的目的；虽然他说这话不是要恭维我，我倒是想拿来赞美自己。
但是，我也常想，我为什么没有变成全然的女性主义者？这可能是因为我刚放弃一套很自以为是、坚信只有自己才是正统的理论，因此并不急于跳进另一套；当然，也有可能我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用笨蛋。哎呀，我对有些事情，当然有足够的女性意识啦。生活在把女性物化的社会是一回事，但从小就灌输女孩她只是一项物件，这其实很要不得。那只会使我更想把自己送进当铺，只为了可以唾弃那些说我不可以的人。所以，我也果真把自己当掉了，感觉很好玩，并以为我从此自由了、一切桎梏就此全部抛开。
其实，并没有，我并没有真的自由，最重要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例如，每次我想起汤姆跟我的关系，我仍不由自主地相信，真正的问题在于汤姆对于嚼过的口香糖，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兴趣。他一直有免费的牛奶可喝，何必把母牛买下来？如今，他只是想喝另一头牛的奶了。我有什么权利惊讶？这不正是我听了一辈子的警告吗？这么多斩钉截铁的见证告诉我，性自由会有怎样的结果：我将落得独自一人，没有人爱我，也没有婚姻和孩子，成为饱受指责和同情的对象，连信仰的慰藉都将失去。
于是，跟亨利上床后的早上，我独自一人地醒来（因为他已经离开），没有人爱我（我感觉没有人爱我，这个说法比较抓不出语病），我不得不自问，教会说的哪一点没有实现？
我发现在说明个人的信仰时，几乎全都集中在性的议题。我相信你一定在想，圣保罗、汤姆斯？阿基纳、马丁？路德留下来的精神教诲肯定不止这些。那当然。但是，那些理论太无聊了。事实是，我对这整件事的感觉非常复杂，有些很负面，比较不负面的也很难用文字来形容。
我在想，如果我生在基督科学教派基督科学教派（Christian Scientist），其信徒拒绝使用现代医药。的家庭，这些疯言疯语会围绕着完全不同的领域打转，例如要不要去看医生。方式会是这样的：我很久都不肯去看医生，一直到我因为怀疑、好奇或病到快要死了而不得不去看医生的时候，才终于去看医生。一旦看了医生，我发现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运转，于是我更加怀疑看医生的价值，于是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拿去看医生，于是我就再也不是基督科学教派的信徒了。我当然看得出这其中的荒谬，虽然，看出自己的荒谬其实并不容易。
那个星期六早上我醒来的时候，亨利已经离开了，我在床上又躺了一下，想要感觉我的感觉。这是我做心理治疗后养成的习惯之一，然而最近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每次我坐下来感觉那些感觉，就想吐。我开始回想贾尼斯？芬克尔教我的方法：让感觉像海浪般冲刷而过，以看白云飘过的心情，旁观感觉飘然而过。
算了，我坐起来，决定不再大惊小怪。它是一夜情，笑一笑让它过去吧。我起床进入浴室，突然看见他留给我的字条竖立在洗手台上方的镜子前面。我立刻拿起电话，找考狄利娅。（碰到这种情况，我会找考狄利娅，而不是邦妮。）
“字条上写些什么？”考狄利娅听我一路说到字条时立刻问。
“你要记得他是我的上司，我认为他会把这件事当成办公室笑话。”我说。
“字条上写些什么？”她再问一次。
“他说我‘表现良好’（Fine work）。”
“有没搞错？‘表现’良好？”
“没错，字条上写着：艾莉森，表现良好，亨利。”
“看吧，他想把事情弄得比较轻松，耍点嘴皮子，说点不伤人的话。”考狄利娅说。
“我看得出他的用意。”
“但你还是被伤到了。”
“的确。”
“其实你不必担心。”
我还是担心。“依照我的感觉，如果你和某人在床上欲仙欲死，而且不止一次、还是两次，你应该会留在她家，进行早上的那一套东西，不是吗？”我说，“我觉得这样才比较合理。”
“你们做了两次？”她问。
“对。”
“连着两次？或中间有间断？”
“中间有间断，他睡了一下。这有关系吗？”
“应该没有，我只想知道所有的细节。”
“你有什么想法？”我问她。
“好。”考狄利娅深吸一口气，“有可能你欲仙欲死，但是他没有同感。”
我一时无言以对。“有这种事？”
“我跟乔纳森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像在天堂。”考狄利娅说，“而他只是躺在那里，希望我是内衣模特儿。”
“他这样对你说？”
“我们的关系非常诚实，那可恶的家伙。”
乔纳森真的很可恶，对考狄利娅做了很多可怕的事，她总是说他们在一起那么久是因为性。考狄利娅认为性很重要，她这方面的经验很丰富，也有许多有趣的理论。其实在我终于和亨利有欲仙欲死的性事之前，并不觉得和汤姆有那么好的性生活，就是因为她的一个理论，她说：真正美好的性事就像电影里那样。如果你看着电影中的床戏说：“拜托，那只是电影，真实生活中才没有这回事呢。”那么你就该知道，你的性生活还不够好。
我跟
同性恋吉尔刚有性生活时，曾经就这个理论向她挑战：“那你要如何解释‘致命吸引力’的床戏，那怎么可能是好的？”我记得曾这样问她。
“丢下正在洗的碗盘？”考狄利娅高高扬起一道眉毛的表情，让我知道一个女人会丢下正在洗的碗盘，那一次的性肯定不得了。
“好吧，我的确神魂颠倒了一下，哎，两下，”我说，“我上了两次天堂，可是事后我躺在那里，你知道我想些什么吗？”
“你想些什么？”
“我们的关系何时会到达我办完事立刻可以去浴室擦乳液的阶段。”
“艾莉森，我真觉得你有毛病。”考狄利娅说。
“我知道。”
“这一个不像另一个，相信我。”
“我知道。”
“这一个跟另一个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也可能是你的吸油煎饼。”考狄利娅说。
“我的什么？”我惊讶地问。
“用平底锅煎煎饼的时候，第一片常会吸走所有的油，最后只好被扔掉。”考狄利娅向我解释，“亨利可以吸掉汤姆留下的油，你的平底锅会变得很好用。”
《爱情芥末酱》8（2）
“我不觉得这是很好的比喻，不过听来不错。”我说。
“这是我妈妈的理论。”她说，“问题是她偏偏嫁给了她的吸油煎饼，每次吵架就对我说：‘吸油煎饼一定要扔掉。’”
“依你看，我该怎么办？”
“很简单，先享受这片吸油煎饼，然后丢掉。”她振振有词地说。
我有点担心以上对话给大家的印象是，亨利这件事让我很烦恼，我或许该花点时间澄清。我并没有真的那么烦恼。我的意思是，从纯客观的层面来说，我应该感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毕竟他趁夜里离开公寓，还留下什么“表现良好”的字条，以及他甚至没有在那个星期六星期日打电话给我；但是，我又必须承认，某种无法否认的兴奋，正在我的心里蠢蠢欲动。
我的意思是，天哪，这个男人甚至连我的中间名字都还不知道，就跟我上了床！那种感觉，好像我正过着只在书上看过的生活，好像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牛仔竞技场上的牛仔，或十六世纪的葡萄牙探险家，或日本京都的艺伎。
我受到的冲击真的有这么大。在规矩与限制、期待与教条下长大的我，只知道性是用来巧取或豪夺男人承诺的手段，他们也教导我：如果你用性换来的结果少于承诺，就是你的策略用错了；多年来，我一直要把这些理论丢掉，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执行，如今竟然可以一举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光为上床而上床，根本没有要换取任何承诺。这就是性的自由，不是吗？听了这么多“性自由多么危险”的话，从来没有人说出全部的真相，它非常、非常像真正的自由。
星期日下午，我写了一篇专栏，谈中国餐馆和提拉米苏。我发觉它缺乏转折，然而问题也在这里，写这种故事需要很多转折。偏偏我习惯写专栏，而且是很短的专栏，所以不太会写转过来转过去的东西。好的专栏应该只针对一个想法去挖掘和发挥，直进直出，要转让读者自己转，他可以转去看其他的专栏，可以蹲下来系鞋带，或下公车，或随便他要做什么。
好吧，故事必须往前走。你需要知道的就是，我在那个特别的星期日下午依照惯例写好我的专栏；星期一早上，带了存着“中国餐馆与提拉米苏”那篇文章的磁片，依照惯例走路去报社。我觉得神清气爽，到了办公室后奥利维娅和马特立刻说，我的气色比平常好很多。我猜任何女孩若在周末偷偷跟她的顶头上司上了床，周一大概就是我这副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