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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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那天-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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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样不好,如果第一印象不好还要接触,那不是对自己的感情太不负责了。 
乔颖不再说话。我总觉得她的话就是有点全面撒网,重点捕捞的意思,只不过她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乔颖:“老师,你大学的时候什么样子?” 
乔颖看看我说:“就和你现在一样。” 
我的背上升起凉意,尽管我一厢情愿地以为结婚生子之类的事距离我非常地遥远,但它确实一天天地向我靠近。正如我们童年的游戏一般,小时候,都愿意自己当皇帝,但当上了之后却要重重说明自己是光棍皇帝,因为当时那三宫六院在我们看来是莫大的耻辱。现在谁也不玩儿这样的游戏了,女同学们也不再忌讳将来的结婚生子,已打定主意把家务活推给自己的那一半去干。或许我们将来真的会像小不点儿曾经给我说过的一样“嫌货才是买货人”,一个个大萝卜白菜样子地被人挑来挑去,最后和一个最嫌自己的人待在一起,又或者像乔颖老师一样,始终不向世俗低头,到头来接受甚至像我们这样的小辈的疑问,怀疑自己青春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地玩儿上一把?但好好地玩儿上一把之后呢?没有青春时的努力,自己是否就是一个更加掉价的白菜,不得不和一个更贱的人待在一起呢?那么,青春时候好好地玩上一把则需整个后半辈子做代价,值不值得?我总是思考这样的问题,或许一切可能根本都是水到渠成的问题,正如我们不知不觉忘掉了三宫六院的耻辱一样,我们也会不知不觉地开始自己的成人生涯,忘掉这些思考,忘掉这些纯粹思考的烦恼。正如程增元找到朋友后的洒脱和对我们玩笑的不在意,可能他已觉出这些玩笑和曾经有过的那些顾虑的无聊了。   
金犊奖(1)   
接到《台湾时报》“金犊广告作品奖”的宣传单时,我正好是一门课结束而另一门课尚未开始的时候。那时我慵慵懒懒地躺在床上,看着太阳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光线无时不在地照耀着我,就决定参赛了。 
构思很容易,我当天下午就想出了五个。吃完晚饭刷洗饭盆的时候,我对好朋友程增元说:“你会说闽南语吗?” 
程增元愣了一愣说不会,问我干吗?我说金犊奖发奖可是在台湾,我去领奖的时候想找个翻译。 
程增元看了我一眼说:“你做完了?” 
我说没有,但是构思已经齐了。 
程增元就不耐烦地向外走,对我说:“你知道皇帝为什么能一辈子干那么多事?就因为他只动口不动手。你快做吧!” 
我问他:“你不准备参加?你是专门学装潢的。” 
远远地传来他说“不”的声音。 
第二天我开始搜索资料,恰巧北京又在那几天刮起了大风沙,我拼命地骑着车子四处乱窜,寻找一个叫做“爱立信R2300”的手机形象。或许我长得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手拿最新款手机的人,那些销售小姐总喜欢在和别人聊天中回答我的问话。只有一个老板认真地听完了我的叙述,对我说:“你说的那个款式,我们这儿没有。” 
我转身欲走,听到他又说:“我们这儿没有,北京也没有。” 
我道了一声谢,心里冷笑他自大。老板接着说:“这个款式还没出来呢!” 
从那个商店回去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脸上的风沙拼命把五官向下坠,坠得人一点儿笑意都没有。我悄悄地对自己说:“当你觉得一件事绝望的时候,也就是快要成功的时候。” 
我似乎上了大学后就经常以此鼓励自己,但绝处逢生的机会实在不多,老天爷考虑再三,给我的名额又太少。我动了动嘴巴,感到脸上的尘土掉下了一层,这才骑进校门。到校门口的时候,正好碰见同班同学王华。她一见我就嬉笑,说:“舒涵呀!你现在怎么看都像曼德拉了。” 
我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她在脸上罩了一层纱巾,敢于开口,我却不能。我在风沙最大的时候,也曾用纱巾遮上脸,却总感觉有人故意超前看我的脸,再退回去,如是者三,我就一把把纱巾从脸上扯了下来。这件事不好说,王华是个漏斗嘴,加之女生资源共享得厉害,说不定明天就成了她们的笑料。王华又说:“张舒涵,晚饭一块儿吃吧!” 
我说可以。 
吃饭的时候,王华问我这几天在干什么,我说参加金犊奖比赛。王华说男生和女生就是不一样。我说我现在特别羡慕你们呢!多清闲。王华说那下一辈子让你当一个女的你干不干?我说打死也不干。王华哼了一声。我问她下辈子当个男的愿不愿意,她说愿意。我问为什么。王华说:“你看你们男生愿意追谁就追谁。” 
我说这话混账,还是女生追男生的成功率高。王华白了我一眼,说:“知道什么?男生可以追任何一个他喜欢的,女生就只能从她喜欢的人中选一个。不公平!” 
王华似乎当时正在和外班的人谈朋友,我不想多问。王华接着说:“八二班全班也在做这个,你让他们把资料借给你看看不就行了?” 
八二班是程增元的班。我愣了愣说:“不会吧。增元说他没做呀!”晚上我找到程增元的时候,他正在刷牙。我问他是不是他们班在做,程增元说是呀!声音和那天回答不是时一样响亮。我大声问他为什么那天跟我说没做?他说他确实没做,我说你刚才还说做了,他说他做的是另外两个,不一样,资料也不一样。我问他能不能帮我把“爱立信”的形象借出来。程增元说不能,人家花了多大的工夫从网上拷下来的,能随便借?我说增元你真行。程增元低下头拼命地刷牙,刷了一会儿见我不走,说:“张舒涵,你没话的时候不要故意找话说,很无聊。” 
然后又拼命刷他的牙。我转身回宿舍了。 
晚上,我给栗子敏说起了这件事。栗子敏心不在焉地说:“那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皱起了眉头,实在厌烦这句市侩语,也感到了话不投机。下了床,自己去了操场。 
操场此时已是静无一人,我慢慢地走着,看着天上的星星,想着地上的自己。那些星星多像我们,看着那么近,用手去摸时,又离得那么远。我想起了学习素描时我们画球,先用正方型来削割,逐渐地,削的面越多,它就越像一个圆。人的心,恰似这个圆形,我们相对于别人所了解的,只是那么多个面中的一个。知子莫若父,知夫莫若妻,父亲最了解的是儿子一颗心中为人之子的一面;妻子所了解的,是他为人之夫的一面。若让父亲去了解他为人之夫的那一面,恐怕打死也不行。正如增元和我是好朋友一般,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因为我们作为朋友的那一面是脾味相投。但转过一个面去呢?我们都是孤立的自己,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自己,别人又怎么能了解得了自己呢?我曾经听一个女同学哭着对热恋中的男友说:“你一点儿不懂我的心。”我不由得走快几步,笑了起来。你的心有那么多面,让他怎么了解,不光他,恐怕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心在想什么,以其昭昭,使人昏昏,你男朋友当然要昏昏然了。我曾见过我们班的入党积极分子詹丽交心,总觉得好笑。你了解自己的心吗?即使了解,也是一部分,你向组织交全心,那么你自己都没有了解自己的心;那么交半心,不,连半心都不到的那一小点心啊:他们还会认为你在交心吗?都是胡闹,一个人,干吗要去了解别人心底的秘密呢?一个人,干吗要去了解别人心底的秘密呢?   
金犊奖(2)   
我和增元依然是好朋友。金犊奖的资料我又跑了几家网站,付出的钱财不少,收获却实在不多。我没有放弃,仍努力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一个比我低一届但大一岁的学生问我:“你怎么没把产品形象弄进去?”我说我没找到。他说我这儿有啊!就这么拿了过来,终于把它们打印了出来。交上作品时,我的心里颤抖了一下,这是我一个月的心血,汗水,或许更多的是汗水吧! 
但是就在那天中午,金犊奖结束投稿的一天,我突然想起我的封页没有打上印钉,就是说,他们分类的时候可能会把我的正稿和副稿搞混。我急急地拿了车钥匙去追送稿的人,在路上又把信封拆开,把印钉钉上再骑车拼命向学校赶。看看手上的表,晚了就完了。这门课的老师原来教我们专业英语,第一次上课就迟到了。而且更坏的是,老师叫栗子敏去干活的时候问他:“张舒涵这个人怎么这么怪?”栗子敏心中不平,对老师说:“张舒涵姐姐妈妈都是学英语的,张舒涵高考英语考了一百多分。” 
回来栗子敏学给我听,我说完了,老师一定以为我傲气,说好听点也是恃才傲物。 
栗子敏倒不已为然,说:“才上一节课看不出才气的。” 
我拼命骑着车子,上午是一下课就出来了,没来得及吃饭,肚子里饿得难受,看见摊上有卖水果的,就买了一串香蕉。摊主给我上秤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知道坏了。 
敲教室门的时候,我心里很平静,只觉得自己是干事情去了,问心无愧。老师开门的时候,我才想起提着香蕉,这样进去似乎不大好,但背转身找地方似乎更不好。我对老师说:“对不起。” 
老师轻悠悠地说:“你在我这儿说了几个对不起了?我都替你对不起了。” 
我不好说前几次是因为睡过了头,而这一次是货真价实的对不起。在这个空当,老师已经看清了我手里的东西,对我说:“你挺知道保养的,这么知道保养干脆中午饭就别吃了,每次迟到都这么三四分钟,我都替你脸红,下一次多迟到一些,一下午!” 
我提着香蕉回到了座位上,风沙打过的痕迹有点痒,但我不敢随便龇牙裂嘴,怕老师说我存心不良。这是老师的错吗?自然不是,无论哪个老师对迟到的学生都心生厌烦,更何况还提着几只香蕉。是我的错吗?好像也不像。我一下课就拼命蹬车,到现在腿仍在发抖,是累的。我已尽了我的全力。我想起了我和增元吵的那一架,能说是他错吗?我既然对手中的资料视若珍宝,以心比心,他的同学也肯定是这样,叫他怎么好去要?我四处找资料为了学习有什么错?我们两个当时在洗手间里愤怒异常,大概就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太不一样了,我们都以自我为出发点了。我并没有以朋友的那一面对照我,他也没有拿朋友的那一面对照他,出发点不同。从他的出发点看,他是对的;从我的出发点看,我是对的,所以我们两个都气恼万分而无一个心里发虚。电影里见到的吵架必有一方错的观点仍在影响我们,正如眼前的老师,她一定认为她是对的,那么我就是错的,正如我认为她很蛮横一般。 
下课的时候,老师问:“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 
我举起了手。老师看了看说:“你留着点问题吧!没听的和听的一样会,我都觉得说不过去。” 
我默默地放下了手,眼睛看着我放在地面上的香蕉。人都走了之后,王华扭头问我:“张舒涵,你是不是中午没吃饭?” 
我点了点头,听她叹了口气。 
很久以后,当我和这个老师又成了好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对我说:“张舒涵,你到办公室来,我给你说一下作业。” 
在办公室说了很多,老师后来说:“张舒涵,你确实有才。”又说,“你毕业后希望干什么?” 
我说:“希望将来悠悠的孙子能在教科书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舒涵的名字,在今天不仅代表了一种登峰造极的美学艺术,而且是一种不屈不挠地向人类命运抗争的标志。’” 
老师遮住脸笑,悠悠是她儿子的小名。我起身告辞了。 
那时金犊奖已经有了结果,我院五十人参赛,十五人入围,两个金奖,四个银奖,一个鼓励奖。都没有我,也没有增元。得金奖的是一个连老师都说画得不太好的女孩,胖胖的,像个大娃娃一般,人缘很好。   
大四学生 ——焦炙的心   
曾经有一个戴眼睛的老师向我哀叹现在的学生没有一颗安静的心来学习。我也惋惜学生们不懂得珍惜大好的光阴,以至于蹉跎岁月。那段时间,这位老师很是把我当知己,总是向我抱怨一些内容。大体上都是世风日下之类的话。我把这些话讲给同宿舍的王一河听,他在外面找着工作,就属于不安静的那种。王一河小声对我说:“别听他扯淡!他那时候包分配,进入大学就无忧无虑,咱们进入大学还得争,怎么静?屁话,都像他一样将来准饿死。” 
我用下巴抵在桌面上,在桌子底下用一本书轻轻敲打着左手。老师正在说着毕业设计的事。四年,真是弹指一挥,从大一的唧唧喳喳讨论明天的春游到大四的各自为战,默不作声地找工作,岁月的流逝给我带来的感觉只是空虚。当我回到寂静的宿舍;当我来到到处是灰尘的教室,我感受到无处不在的虚落。 
和我一样准备把青春奉献给艺术的还有一个叫程尚的小伙子,我们两个原来是志同道合,但是大三的时候,他的父亲开车出了事故,他必须出去找工作。那时他干装修,嘴里老是冒出像石膏线、富贵红之类的名词,一周七天他干六天,星期一休息。有一次星期一,我正好病了躺在床上,听到上铺的翻滚声吓了一跳,醒悟过来上铺有人,觉得又像回到了大一。问程尚在公司怎么样,程尚说:“我有一次胃疼得直打滚,总监就一直说这怎么好,我感动地认为她担心我的身体,后来才知道她担心她的工程。”顿了一顿,“亏她还是个女的。” 
我在下铺笑出了声。程尚说:“张舒涵你别笑,将来你也是这样,我告诉你,你还记得咱们学的那个山东酒令吗? 
人在世上飘, 
谁能不带刀, 
一刀砍死你, 
两刀砍死你……” 
我摆了摆手说我不是笑这个。程尚问:“那你笑什么?” 
我说大一的时候咱们都说要减肥,现在减下来的只有你们出去干的几个。别人都是花钱减肥,你们倒好,拿钱减肥。 
程尚怔了一会儿,我用脚蹬蹬上面的床,程尚“呀”了几声。我起身看时,他的脸向着墙壁,又睡着了。我用手指掐了一下突突向外跳着叫疼的太阳穴,睁着眼睛看桌子。那时,我们的桌子远不像现在这么多灰尘,堆满了东西。有时,王一河从外面拿酒回来,我在床上躺着听他们吆喝,他们就会说: 
“人在世上飘呀, 
谁能不带刀呀, 
一刀砍死你呀, 
两刀砍死你呀……” 
然后就是碰杯的声音。这样的日子虽然很少,但毕竟有过。我和程尚都是看客,倒也正好方便了他们。坐在桌子周围,一边一个,倒像是搓麻将。秦雁行有时会向我举杯示意,于是举杯邀看客,对影成三人了。 
秦雁行是我们宿舍惟一有资格嘲笑减肥的人,因为他最瘦,脸相也奇怪,介于哭笑之间。大概是长相的缘故吧,他每次去应聘,人家都会礼貌地告诉他在家等候,留下你的呼机或手机号码。秦雁行一次次地留号码,也逐渐明白了道理。他总说他想进人事局,我觉得跟他的境遇未必没有关系。秦雁行跟我说话的时候总会谈到他的不如意,应聘不上是因为前面那两个兔羔子毕业的学校都比他强,而自己的这个学校,臭到了姥姥家了。“考官说咱们这个学校是技校,我说是大学,争了两句他就让我走了。” 
我对他说学校并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个人能学到多少东西。 
秦雁行用毛巾擦擦嘴,轻蔑地看了我一会儿后猛地蹿到床上,对我说:“这种屁话你也信?” 
我心想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老师拿长美的学风和我们的相比得出的结论,但我觉得伤心。 
后来因为一些私事去找那个老师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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