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想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老师拿长美的学风和我们的相比得出的结论，但我觉得伤心。
后来因为一些私事去找那个老师帮忙，那个老师表示了无能为力之后，说：“张舒涵，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儿的学生花那么多的时间找工作？”
我苦笑着摇头，心里也想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我问王一河，老师是什么毕业，王一河说是研究生，我说那是不是不愁分配，王一河说那当然。我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再后来，我回想着自己对他人的评语，我想我不会再对别人轻易下结论了。我不了解你，因为我不是你，没有你的经历和际遇。好和坏的评判标准，往往会因为丁点儿的差别而导致结果的大相径庭。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总像是戴了一副有色眼镜一样，一切东西都会变色，即使你意识到了，擦去颜色时，不经意间哈上的水气又会模糊你的视野，除非你不再呼吸，可这可能吗？这种道理人人都知道，只是太熟悉的，他们反而忘记了，正如同他们忘记了呼吸的空气一般。
大四学生 ——迷惘的未来
王华端着饭盆坐在我的对面。我把饭盆向后移了移，给她让出地方。两个人闷声吃了一会儿饭。她问我：“张舒涵，你毕业之后干吗去？”
我说不知道。王华摇了摇头。我问她：“你干吗？”
她说她也不知道。
我心里想这还不是半斤八两吗？又听到她说：“你知不知道？”我愣了一下，看见王华伸手在桌上画了一个圈。
“将来呀，社会上的财富都是一定的，但是已经有了许多不劳而获的人，那就肯定有劳而不获的人，比如说现在的我们和将来的我们，我们现在就是要使自己的努力付出有所回报的人。”
我承认她的话有道理，但是总觉得很丧气。几天前上课时老师为我们打气，说：“放心吧！国家不会让你们二十几个人饿死的。”
学生相对无言。后来老师走了，我们互相说饿个半死那不是更难受吗？活到那种程度，干脆一了百了，死了算了。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不相信这些活蹦乱跳的人会去死，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只剩下一把骨灰。我曾经看到过一篇小说描述死亡如何美好，作者说，为什么没有死尸还魂，那是因为冥界实在太美好了，死人不愿意回来。这些鬼话我说给同学们。同学们翻着白眼看我：“那你不去试试？”
我无言以对。我们工艺美术系一共是六个班，搞染织的只有我们这么一个班。当时报考时，老师对我说报染织的人最少，我就报了它，结果录取了 。后来我们班和装饰班两班女生吵架，她们骂我们是缝袜子的，我们说她们是泥瓦匠。这时我才怅然若失。仔细检查自己的专业课程，竟没有一门看上眼的，也就是说，连袜子也不会缝，这才害了怕。打听一下前几届毕业的学生，搞染织的大部分都改了行，有搞室内纺织品的，有搞包装的，有搞三维动画的，最见鬼的是一个人去机关当了职员画图表，只是为了争取留在北京。偶尔和他见了面，说起毕业时，他总是惭愧地说：“不讲了，不讲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问他是不是还像原来一样上课时画速写。他对我说：“我只有四百块钱工资啊！你出坏点子让扣我的钱，我就找你吃饭去。”
那时候是大三，大三学生的心最慌，看着大四的学生忙忙碌碌，到最后一个个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莫名其妙地会心里好一阵难受，觉得看到了自己的将来。有时候在街上看到了一个要钱的老人，会莫名其妙地胡思乱想：“自己的将来会不会是这样？”回到教室拼命地画画，画完之后拿给老师看，老师说：“不错不错。”
我问如果去市场上卖呢？
老师“哎呀”了一声，笑着说：“放心吧！那肯定是不行的了。不然不显得人家那些老师傅也太笨了吗？都画了几十年了。”
我又问他：“那我们到底学了些什么？”
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关键在于你们的头脑与众不同。”
我想不出我们的头脑与别人的有什么质的区别。前两天，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郑智珍被人打了脑袋抢了钱，后枕骨都敲碎了。刚返校时有人跟我说起，我都不敢相信，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她披肩长发都没有的时候，才知道这是真的。看来我们的脑袋与别人的没什么不同。有一次，我和她在餐厅正好看到“平安是福”这句广告语时，她愣了半天，对我说中国文字真是伟大。我以为她是说广告语就点了点头。她的病拖了一年，先是摘掉脑盖骨，戴了脑罩消炎，炎症消失后，又摘了脑罩重安脑盖骨。按规定，学生可以报销一定的医疗费，但后来报销的时候，学校和医院像滚太极似的绕来绕去地推，于是，我们便看着她整天戴着帽子匆匆地来去。晚上在宿舍聊天，秦雁行对我感慨：“我知道张三丰怎么创出太极拳了，肯定是被人打了一棍。”
我没有说什么话，看着秦雁行瘦弱的身体，明显发育不良的头发，看着他猛地拉开被子，钻了进去。灯灭了，眼前一片漆黑。我轻轻地闭上眼睛，仍能看到秦雁行的剪影在我面前晃动，接着是郑智珍的，豪伐老师的，同学们的，全都在我的面前晃动了起来。我听到上铺的程尚又在小声地哼：
“人在世上飘，
谁能不带刀……”
教我们图案设计的是臧豪伐老师，三十多岁的人，却总像一个大男孩，每次都能看到他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咬着手指头。他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倒也方便我们到他家玩儿。他总是劝我们少去接触社会，现在安下心来把书读好，将来干什么都成。这话有道理，我很相信，因为豪伐老师就是吃过这个亏，当时没有学好英语，现在就不能更好地赚外国人的钱。可是后来教我们室内设计的老师在上完课和我们闲聊时让我们一定要到社会上先磨砺自己，锻炼心理承受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不然走上社会后的失落感是受不了的，“当初就是因为没有经验，最终只能到这里教你们了。”老师指着自己摇头。这话似乎也有道理，有这位老师和他说的一位由于失落而跳楼的同学为证。但我还是搞不清我将如何去做。我忘了曾经是谁说过，把生活重新过一遍，他就能成为圣人。我觉得让这两位老师重新选择的话，他们还是会抱怨，只是语句对换了一下而已。
有一次听到姐姐说起她的一个同学结婚，可是又因女方向姐姐的同学加收两万元改口费，改口叫他的父母为父母而最终吹了的时候，我笑得前仰后合，全然忘了姐姐那位同学忧苦的脸庞和在人背后留下的泪水。正如我们看喜剧的时候，看见里面的人哭就想笑，因为我们身不在其中，却乐在其中。我曾听好心的人劝解忧伤的我时淡淡地说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而我却总不能对那些烦恼的事情释怀。我总想，或许，我们抛开这个肉体，把自己当做别人时，我们可以活得更快活，可以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许多幽默快乐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
送你一面三棱镜
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以一个同学为模型的小文。写完后，我发现自己已喜欢上了他的小气，他的毛病，觉得那些也变得好可爱。
开学时，我在打饭的路上遇见了他，我当时正在和另一个同学说狮子王的动作，随手学了一个狮子的动作。到宿舍后，他愤愤地问我：“你刚才那个蛤蟆模样是不是在学我？”
我的身躯被他顶在床上，毫无分辩的力量。我才发现我又厌恶了他，文章中的那个人物，一下子距离好遥远了。
高中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同学，不知为何被称为“母鸡”，整天脸上挂着笑，下了课就去抢我们的篮球，屡投不中。我们就喊：“驴——投不中。”
“砰”的一声，球响应号召似的反弹出来，“母鸡”慌慌张张地去拣球，跑过来再试，球的幅差越来越大，“母鸡”的笑容也越来越灿烂。大概是看我们无人称赞吧，他决定找一个女孩。一天他指着一个让我们看。我们说：“那女孩比你高咧！”
果然不出所料，当第二天我看到那个女孩像寻找保护伞一样找到一个男友，悄悄低头，羞红着脸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扭头看见“母鸡” 像中举的范进一样翻白眼坐着。走去和他说话，他说：“那男孩比我高咧！”
又活过来了。
大概是他的笑容始终灿烂吧，终于有女孩子找他聊天。我们则害眼病似地看着他们双双对对，心中好生羡慕，觉得怎么好事都让他一个人占住了，学习、朋友，甚至于恋爱。
“甚不公平。”当时有一个同学愤愤地对我说。
现在这个同学的脸和我眼前的这张顶住我前胸的因愤怒而变形的脸重合到了一起。我望着他，心里既厌又畏。我这时知道了我们不同于“母鸡”之处，他始终快乐，我们始终烦恼。生活恰如一杯水，都是平平淡淡，但喝起来各人的感觉各不相同，酸甜苦辣，冷暖自知。当你感觉到它甜或苦时，它真的会变得有甜有苦，但其实，都是一杯开水，没有滋味。
我想起了自己的写作，我曾努力地琢磨些警世恒言，并在本上写下我的感受，洋洋自得。其实，经验，看似一词，实则两词，经历和体验。那份体验，说不出来，说出来的，也好像开坛香白菜一样，一开坛，就跑了香味，只剩下白菜了。我写的那个同学，也只是我想像中他的一个影子，把文章认同于生活，我是错了。
我经常想起“母鸡”，但时至今日，已忘了他的面孔，只记得他的笑。我们都是看不透生活的，无论“母鸡”的笑面人生还是我的惨淡经历。生活正如一杯水，是平淡的，人却是或喜，类似“母鸡”；或忧，好比我；或怒，好比我这位同宿舍的同学。佛家说芸芸众生，千姿百态，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上初中时，我曾看物理老师做实验，把光透过棱镜变成七色，非常美丽。说光是白色也好，是五彩也罢，都是真实的，但做不了哲人的。看不惯白光，受不了高处寒的，大可以为自己配一副三棱镜片，七彩生活顿时呈现，只要你不盯着烦恼光去看，生活依旧快乐。最怕的是看着那些烦恼，只说自己好苦好累了。庸人自扰，这话说得太好了，世上本来就无事。
回头看看自己的写作生涯，不是为了名声，不是怕了父亲，而是一种乐趣。我喝水喝出了忧愁，没人耐烦听就欺负瘦弱的本子，在它身上涂画，把那些曾令自己烦恼和心动的，换一个目光去看它，把苦想成快乐，并在写着时笑出声来，笑出了许多乐趣。于是把它坚持下来，为的是躲入另一个世界，消除一些烦恼。我所写的，也非原来的生活，只是它留给我的一个拉长的影子，所以觉得自己有吸食海洛因的感觉，其实道理相同，都是为了快乐。
还有一个同学，也在一个宿舍里住，整天一副苦命相，到处做苦瓜脸状。我虽和他同住，却几乎忘掉了他的脸。在宿舍里，总觉得他在阴阴地看着你，没有笑容，隐在阴影里。偶尔和他的目光相撞，他也总把目光转向别处，依然没有笑容，似乎他多病。他不停地叹息，说自己命好苦。
喜怒哀愁，四种味道，我们四人分而尝之。苦人无法埋怨，因为只挑了苦字。“喜”字送给“母鸡”， “哀”字留给自己，“怒愁”二字分赠我的两位同窗，够公道了。
同在一个太阳下，喝着同样的水，却品出不同的味道。拿一把地上的蓝色快乐三棱镜，看看蓝天，愁苦的事情到一边去凉快吧！阳光照不到你。
送你一把三棱镜，愿不愿意接着？
随你。
师傅们
澡堂的师傅又黑又壮，穿一件民国时期的黑色中式上衣，打四平拳似的坐在那里。从那里经过的同学扔下澡票冲进去，他不理不睬，末了把票收成一摊摊开，明天再卖。听着里面发出一声声惨叫：“师傅啊！水烫死了！”
拿把钳子夹一夹，里面又鬼叫：“师傅啊！现在是冬天啊！”
那位师傅就进去摸一摸水，不说话，把热水再开一开，依然泰山一样坐在那里。学生打着颤抖从里面气愤地冲出来，看着他黑社会大哥一般的模样，几句意见早不知吓到哪儿去了，匆忙走了出去，回头说：“王八蛋。”
就这样或凉或热地洗了两年澡。有一次洗完了澡，一位同学仍是满头泡沫地站在那里奇怪地看着他的淋浴头，拼命踏脚下的板，看到澡堂师傅进来冲洗澡堂，才恍然大悟是停了水，说：“师傅师傅，您看我这头。”
那位师傅用手指指旁边的水龙头，同学哀鸣道：“那是凉水。”
澡堂师傅继续冲他的澡堂。那位同学骂骂咧咧地把头伸向水龙头，哀叫变成了哀嚎。这时那位师傅说：“关水哩！还学生哩！穷讲究。”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话，也是惟一一次。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师傅，也没去打听他，没有意义。接替他的是原来管我们早锻票的师傅。
早锻票的官名叫早锻牌，因为其像饭票一样珍贵，学生都称之为票。得到它也很简单，只要你肯早晨围绕长赢友好医院跑上一圈，就可以看到这位师傅在终点等你去拿牌。但关键是早晨起床甚是困难，我们都是在月底被老师催得屁股着火时才去猛跑几张，交账完事。那些有了女朋友的同学便羡慕煞地看着我们，因为他们还得跑女朋友的票数。于是，翻墙，绕道，种种发明纷纷而至。据说有一位同学还从脑筋急转弯中得到启发，见着老师后屁股朝后走，然后猛回头，歉然道：“老师老师，刚才我跑过来没看见您在这儿！”
居然被他骗了几十张牌，但机密外泄，几十个人同时猛回头，老师恍然醒悟自己不是隐形人，一张也不给了。大三的学生便指点我们：“笨样儿，用烟换他的。”
后来真的有人换成了，拿着票在我们面前炫耀。老师也开始耍滑头，七点就走人，许多人跑到位却没人发牌。“比女朋友迟到都难受”，一位朋友说，“不换也不行了。”
至于我自己，我向来都是使用翻墙术的，不敢当面行贿，总觉得面子上不好看。我也没有女友，不知道被女友晒上是什么滋味，但老师催牌的喊声似催命一般令我惊心动魄，忍无可忍之后，我决定厚着脸皮去换牌。
好像当时充分准备了一大堆的理由，例如“工美系工作繁重，晚上熬了夜，白天确实醒不了”，“这几天正好赶上交作业了，对不起老师”之类一大堆的话。后来拿着烟到了教工宿舍，那位老师的眼亮了一亮，问：“多少？”
交易就这么稀里糊涂完成了，台词一句也没用上。我拿着牌回了宿舍，在空中挥一挥，看着同学们的眼睛像北斗星一样发光，心里却觉得这一次贿行得窝囊。以后的清晨，长赢友好医院旁边清净多了，直到下一届新生的到来。
99届新生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大三，不用去跑步了。后来听到售早锻票的师傅被人揭发，下放到澡堂。洗澡的时候看了一下，他果然在那里正襟危坐着，两只手随时战斗似地摆着。我放下澡票就进去了，不敢再撩起他的火头。
相比之下，可能食堂的沙锅饭师傅对我们要客气一些。晚上学习晚了，没有吃晚饭，就去新开的沙锅饭那儿，看着那师傅乐呵呵地给我们端上一碗，高兴地划去我们卡里的钱。钱一天天地少下来，菜也一天天地少下来，男生咬紧牙关为顾全面子不吭声，女生却叫了起来：“师傅师傅，您这菜都不够猴吃的了！”
大师傅搞不懂猴子需要吃多少，愤愤地盯菜一眼，又看一眼女生的盆子，一勺菜舀上来，女生嘻嘻哈哈地跑了，剩下的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