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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胃口向来不错，不过现在可一点都不饿。我跳起来，跑到隔壁沃尔夫女士那儿问她是否也获邀了。她说，她也去，还告诉我，旅途中领袖喜欢与几位女士先生一起进餐。当然，我不免担心着装问题，便问，您在这种场合一般怎么穿呢。我的行囊里几乎全是便装、毛线衫和套装。她安慰我道，别担心，不必专门换什么衣服了，这即无伤大雅。
我回到自己的单间，洗手，匆匆给鼻子扑了点粉，上点胭脂，好让别人不要察觉我因为过分紧张而苍白的脸色，然后快步跟上两位同事，沃尔夫女士和施罗德女士，向元首的车厢走去。［…］这一刻，我又天真又羞怯，不免双膝发软，走过长长的过道，去赴生平第一桌国宴。
一张六人餐桌已在元首的沙龙车厢摆开。希特勒自己还没来。我看着桌面的陈设，心安理得：没什么特别的嘛，没有我不认识的餐具。我知道希特勒是素食者，想着是不是其他人也不能吃肉了呢。我刚刚想问施罗德女士，其他客人就进来了。莫雷尔教授，他刚刚走到门廊，也真难为了。每一节车厢的门，包括元首的特种车厢，都只为普通身型的人设计，那么一个胖子也要钻进门来，可就不大容易了，我真担心那门框都要被他撑裂了。希特勒这位内科医生，我从前只是远远见过，这下子才发现原来他那么胖。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2（9）
新闻官赫韦尔紧随而入，他也不算瘦，好在够高，身材比例恰恰好。赫韦尔不拘礼节，我也因而从拘谨中解放出来。他讲了好多林兰德的故事，调亮灯光，他说，我们总得看清楚吃下去的是什么吧。后来，他又打趣说，如果希特勒还不来开饭，他就要吃自己随身带着的三明治了。
我们都站在桌子外围的狭小空间内。太窄了，侍从只好挪到椅子后面开路。我正要问施罗德女士自己应落座何处，希特勒和绍布、博尔曼进来了。他向先生们打招呼，但只与我们几位女士握手，请我们坐下。他坐在桌子狭窄的一头，沃尔夫女士在右手边，施罗德女士在左手边，然后依次是赫韦尔、我和博尔曼，莫雷尔陪末座——也难为他了——正对面是绍布。
一切都那么简单，那么随意。侍从和林格随即上菜。林格给元首送上奶油土豆和煎鸡蛋，碟子边放一杯“法欣格尔”矿泉水。希特勒边喝边嚼。
我已记不清其他人吃了什么菜。我只处处留神，紧张极了，大概没吃多少。莫雷尔教授倒有与他的腰围相衬的好胃口，吃得津津有味。
大家边吃边聊。除非有人问话，否则我不敢插嘴。希特勒对女客礼数周全。他嘱我们放松点，随便吃，还问我们要不要点别的菜，说得眉飞色舞，讲这列车从前的旅途故事，还有他的狗，开同僚的玩笑。
这样轻松又自在的谈话，大出我意料。博尔曼城府深，不大说话，只一脸和气，传闻中他只手遮天呼风呼雨的形象，全不似我今日所见。元首轻声说话，饭后他建议关掉天花板的灯，为了照顾他敏感的双眼，换点柔和的灯光。现在只亮着一盏台灯，列车轻轻晃着前行，韵调均匀。博尔曼教授旁若无人地打起瞌睡，我吃了一惊。上咖啡和小甜点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希特勒啜着香菜，赞叹味道真好。他礼劝施罗德女士也尝尝，可她不为所动。我们坐了好久。我细心聆听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不过今天已经想不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有很多回跟希特勒共餐的经历，也旁听过无数次会议，所以我怕已混淆了一些细节。这最初的一夜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我还对一切感到新奇。希特勒说了什么，对于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话的语气，他天性的表露。
列车时不时靠站。这时候消息调度员就要在电话线那头忙个不停，传递重要信息。有时侍从或国防军某副官会带信进来。元首从不忘记让爱犬金毛出去透透气，蹓狗的事就交给林格。希特勒直呼大家的姓，不加衔头。打个比方，他会叫：“林格，带金毛出去。”过一会儿，他又问：“博尔曼，几点了？”已是凌晨一点半了。他又向绍布打听列车明天几点到达慕尼黑，然后摇铃叫来侍从。闲聊收场，我们该告退了。林格也必须出去查讯有没有空袭的警讯，待他转回来，汇报没有异况，希特勒站起来，与每人握过手，径直离去。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2（10）
因为咖啡的提神作用，这时候我倒不困了。我们都得走回自己的车厢，却又停在餐车抽了根烟，我陪赫韦尔和洛伦茨坐了一会儿，然后再回去睡觉，直到走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将我唤醒。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见阳光洒在冰雪覆盖的树枝上。我们将于正午12点到达慕尼黑。
现在才上午9点。我赶紧梳妆，吃过早餐。大家都在聊着山庄和埃娃·布劳恩。她会在慕尼黑上车，跟我们一起去山庄。她的人，还有她与希特勒的关系，我怎能不好奇呢。当时我正与容格交往，也喜欢他的伙伴，容格告诉我，埃娃算是山庄的女主人，这是所有客人默认的。他还说，我得有所准备，在山庄——也就是元首的私人别墅——我们所有人是他的客人，要跟他一起吃饭的。当然了，“所有人”仅指很小的一个圈子，别的工作人员只能呆在山庄外围的屋子里，帝国内阁和国防军的领导层也在贝希特斯加登设有宿舍。
首先，我们会在慕尼黑停留一天。我可是一刻也不愿安坐了。车还没到站，我已热切希望能与家人见上一面。我离家已六个月了。火车驶入慕尼黑中央车站，平稳停靠。另一趟载着东普鲁士指挥部职员的列车半小时前已到站，车厢站台皆不见人影了。待乘客鱼贯而出，元首已不见踪影。他率先下车的，径直上轿车离去。
士兵和普通民众之间并无阻隔。希特勒已经回到普林茨雷根特普拉茨的私人寓所了。我则心急着要见妈妈，好一五一十告诉她我所经历的一切。她却不怎么为此兴奋，我想，她大概宁愿我安安分分在慕尼黑找份小工作，远离这些富丽堂皇又激动人心的生活场景。母爱本能让她敏感地察觉到我面前的一切陷阱——既有道义上的陷阱，也有危及生命的陷阱。然而，眼前的一切，我尚且目不暇接，来不及定定神仔细思考，就轻率迎上前去，还庆幸脱离庸常无趣的小职员生活，就能一下子弥补经历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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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3（1）
8月底时值1944年。，我们又坐在一起吃午饭了。希特勒的举止很奇怪。对我，他好像很不友好。自始至终，他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偶尔，我的目光与他相接，他们即暗暗给我使严厉的眼色，仿佛在质问我。
我根本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我哪里惹他生气了。后来，我也没有特别在意，心想也许那天他只不过心情不好罢了。
同一天，费格莱因给我打电话。“今天下午我能过来陪你喝咖啡吗？”他问。我觉得好奇怪，他为什么忽然要过来看我呢，从前他可没有这样问过。不过，我答应他了。约定的咖啡时间到了，可费格莱因并没有出现。最后，电话又响起来。他说报告会拖了很久，现在他还得继续工作，我能不能花几分钟过来看看他呢？好吧，我想，正好带狗儿出去散散步，我当即出发，向费格莱因的新屋子走去，那是指挥部楼群最外围的一栋。费格莱因向我致意。“嗨，很高兴你来了，你想喝点儿白酒吗？”天啊，我想，他疯了？我猜他可能有什么事情，要找我讨论讨论。“不，”我说，“现在我并不想喝酒。不过你本来应该到我那儿喝咖啡的，对么？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说的是，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忠于我先生，你还是要约会我呢？”他走到我身边，怜爱地伸开双臂拥抱我，说：“请原谅我坦白告诉你，你的先生已经死了。元首昨天就接到消息了，可他想等待再次核实，然后他发现自己没法子告诉你这消息。要是你遇到什么困难了，尽管来找我，我永远倾力相助。”他一边说着，一边带我过去，给我倒白酒喝。现在，我真的喝得下了。这一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费格莱因却没有留意到这一点。他滔滔不绝，继续说下去，我好像跟他隔了十万八千里，只朦朦胧胧听到他说什么“一场恐怖的混战”，一切都与战争有关，都与布尔什维克等有关，可这一天多么特殊……有趣啊，当时我根本没有听得下他说的话，今天反而还记得那么清楚。
忽然，我走到外面去了。夏天的太阳雨淅淅沥沥下着，我沿着小路走下去，走出了营地，走到鲜绿的草地上，静谧，孤独。我觉得太孤独了，彻心的悲伤。后来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听任何电话。吊唁和安慰，我都不需要。然后，元首堡垒那边打来了电话。“容格太太，您今天过来吃饭吗？”我说：“不，我今天不来吃饭了。”传令兵就挂了电话。可是电话又响了一遍。这次，听筒那边的是林格本人。他说：“无论如何，元首希望能与您说几句话，所以尽管您不想吃饭，还是来一趟吧。”最后我想通了，越早抛下悲伤越好，我总能闯过这一关的。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3（2）
我来到一个小房间，那儿曾是施罗德女士的客厅。现在是希特勒的临时办公室。现在这房间显得多阴暗多冰冷啊。林格关上门，希特勒一字不发，向我走来。他握紧我的双手，说：“啊，孩子，我太难过了。你的先生实在是个好人。”他的声音柔和而悲伤。我觉得，希特勒甚至比我更难过，此时安慰的语句反而很难说得出来。“你一定要留在我身边，不必担心，我会永远在这儿帮助你的！”忽然间，每个人都说要帮助我，我有点失控。
于是，我又与希特勒一起吃饭。他显得很不舒服，沉默不言，看上去衰老疲惫。怎么样的话题都撩不起他的兴趣。施佩尔说什么，希特勒都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我忧虑重重……你们不明白，我要做多大的决定，这包袱只有我一个人背负，你们谁都帮不上忙。”每次我们问他感觉如何，他都是这样回答的。医生在堡垒出出入入。柏林的专家全天坐镇，勃兰特检查过希特勒伤痛的手臂和颤抖的左手，给出诊断。最后，从柏林召来了冯·艾肯教授。他曾给希特勒的喉咙开过刀，手术很成功，因此深得信任。莫雷尔已经病了，也就没他什么事，他把照顾希特勒的任务交给助理韦伯，就回去躺在床上休养了。希特勒很喜欢那位新助理，这对莫雷尔热诚的职业感情无异于一记重锤。他终于发现，除了莫雷尔外，原来其他的医生也很会打针的。希特勒声称，要找出他的静脉血管进行注射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儿，能胜任的医生并不多。莫雷尔很是嫉妒，要东山再起，可他现在只能暂时离职，除非希特勒特别需要他。他肥大的脸庞上乌云笼罩。勃兰特与他的同事冯·哈塞尔巴赫发现，莫雷尔给希特勒开的药，居然含有士的宁士的宁，又称番木鳖碱、马钱子碱，是一种极毒的物质，在医学上主要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使用。——译注，以希特勒服用的大剂量来算，他总有一天会死于此药。
此前没有人检查过希特勒每日的药方。林格在柜子上摆了各种药物，一旦希特勒需要哪些，他就得送上去，而不必事先请教莫雷尔。后来，那两位外科医生写了一份备忘录，呈交希特勒看。结果，元首发了一通大火，把私人医生勃兰特踢了出去。希特勒完全不相信他了，尽管他从前跟埃娃私交甚笃。不过，责难病中的莫雷尔却是危险的，几乎会致命。
过了好些天，有人通知我们：“元首说很抱歉，但他想单独吃饭。”茶会也取消了。最后，元首整天卧床不起。他的侍从照旧敲响卧室门叫他起床，把早报放到外间的小茶几上。希特勒绝不会让哪位军官看到他穿睡衣的模样。病来如山倒，没有人知道他病得有多重。到底是不是那场暗杀后落下的后遗症呢？医生们推断，那是受到严重震荡的症状。因此，我们好些天未能见希特勒一面了。副官们也很失望。元首不愿接见任何人。有一回，奥托·京斯策跟我说：“元首的情绪极为低落。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东线的形势越来越坏了，就连那边的战况他也没有兴趣听。”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3（3）
莫雷尔从病榻上打来电话，吩咐他的助理该怎么照顾希特勒。于是，您瞧，希特勒忽然又来了精神，他躺在床上发号施令，让人汇报前线的战况，几天之后，他甚至重开茶话会。我想这是希特勒第一次允许客人到他的卧室里坐，而他却仍然卧床。必须承认，这让人很不自在。
堡垒内这个小房间，摆的都是旧家具，跟普通士兵的军营没什么差别。此外，还有一只巨大的木箱子，那是希特勒给金毛一家预备的窝，房间显得更逼仄了。我明白埃娃为什么总担心这担心那了——她根本不知道该送希特勒什么生日或圣诞礼物才合适。他穿着一件平常的灰白法兰绒睡衣，没有彩色带子，加上难看的黑袜子和老土的睡裤。他躺在床上，刚刚刮过胡子梳过头，那件简单的白色长睡衣是国防军特有的样式。因为太焦虑了，他没有系上袖口的扣子，我们可以看到他苍白的手臂。白惨惨的！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从来不愿意穿短袖衫裤了！床边搬来一张小桌子，我们坐在椅子上，团团一圈子围着他的床。若谁要出去——其实人并不多，就我们两位女秘书、博尔曼副官和赫韦尔——我们都得站起来，上茶也很不方便。
希特勒没说多少话。他只让我们给他讲点什么，这些天发生的事儿。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的表达欲全耗在大量书面报告上去了。这实在是件不讨好的工作，在我们看来，简直毫无意义可言。前些天，希特勒一份报告也没有看过。眼看惟一可以终结这个悲惨世界的人，现在手抓着一管钢笔漠然躺在床上，眼神空洞，好像已经身处地狱，真是让人莫名揪心。我觉得他好像忽然间明白了，他的思想、他的坚强意志都陷于泥淖，所有的成就都毫无意义。他躺下来，说：“我什么都不想要了。”希特勒从来不曾如此消极，他让我们都很吃惊。
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恢复过来，不再那么虚弱了。苏联人已经到了东普鲁士，这则消息让他一夜之间振作起来。现在，新堡垒也完工了。那绝对是座碉堡。希特勒搬进去住。这座巨型混凝土建筑内，路径、房间和厅堂设置错综复杂，仿佛迷宫。堡垒内也有专门给希特勒做保健餐饮的厨房，他的近身下属各人有各自的房间。他预计总有一天，元首指挥部会遭到定点空袭，而那个时候，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可以躲到这里。同时，在其他的堡垒里也进行着巩固工程。事实上，我们现在每天都听到空袭警报，但还从没真正看见过一架轰炸机飞过森林上空，也没有见过炸弹自空中掷下。不过，希特勒还是很警惕的，他认为头顶那些侦察机，全在为空袭搜集地形情报。
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