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俣�1个也不会太累。
等到我1岁多时，我们便举家从如皋小镇迁到当时被称为“花花世界”的上海。虽然上海的大都会环境对于我们来自小城镇的外来人来说很陌生，但是我们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愉快。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亲忙不过来，还请了佣人帮忙。许多同乡亲友到上海投靠我父亲，我父母待人很友善，热心助人，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而进进出出的亲朋好友为数众多。
父亲在将我们送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过他总会抽空教我识字，他的管教非常严格，有时我念错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学习时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在他回家考我前，我都设法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间就过了3年。到了1947年，父亲担心战乱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长，便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前往台湾。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湾经营农场，三哥李昌钢也随后在台湾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他们把我们兄弟姐妹安顿得很好，许多亲友也到台湾投靠我们。父亲定期从上海带钱到台湾，家中十分富裕，母亲和兄长们也十分慷慨地招待这些亲友或同乡，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中，真可谓“食客数百”。
记得我在9岁的时候，全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备办着除夕年夜饭，准备在父亲回家后大家一起开心地吃一顿团圆饭。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父亲乘搭的太平轮出事沉没，船上的几百名乘客全都罹难。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报纸、电台都陆续报道这一消息，称这艘运载几百名乘客及大批黄金的轮船的确在海上出事，无人生还。
这一噩耗来得太突然了，我们都不愿相信，我从来没有看过母亲如此悲伤，她觉得纵使轮船沉没，父亲仍有可能会在轮船沉没时死里逃生，便花大笔钱雇了一架飞机到出事的地区四处搜索，但是没有任结果。
父亲就从此与我们永别了，他为我们编织好的在台发展的美梦也破灭了。原来投靠我们家的亲友同乡纷纷离开，剩下从未出外工作过、年近半百的母亲，带着失去丈夫的创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于异乡陌地里担负起把10多个未成年子女抚育长大的重担。
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吃苦耐劳的女子。在父亲罹难后，她擦干眼泪，挑起我们这个有十几张口的大家庭重担。家里只有两个哥哥及两个姐姐工作，积蓄又少得可怜。为了养活这么多小孩，母亲起早摸黑，四处奔波，忙里忙外，填饱我们的肚子，替我们安排学校，有时看到别人都有父亲而自己却没有，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母亲却将自己的痛苦掩饰起来，开导我们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才能安慰父亲在天之灵。我们兄弟姐妹也理解家中的困境，都会设法帮助家务，或到外面打工以贴补家用。
上海的日子和台北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家里常常缺钱闹穷，饭都吃不饱，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缝缝补补继续穿。用电也是十分节省，为了省电，我们小孩都围在一张圆桌上一起看书做功课，睡觉时间一到，得马上关灯。虽然母亲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她知道父亲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尽管忙里忙外不可开交，只要一有机会她就查问我们的学业。家里没有钱，买东西都要考虑再三，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文具或学费，母亲总是想尽办法去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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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情深（2）
当时我们住在桃园郊区，但上学却在桃园小学，要走很远的一段路。自从父亲过世后，我都没有穿过新鞋，大部分时间都是光着脚。记得我入学那一年，学校不允许学生光着脚上学，虽然当时家里很缺钱，但是母亲还是挪出家人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替我买了双新鞋。我知道这双新鞋得之不易，不愿意将它穿坏，因此我总是在上学时光着脚丫提着鞋子走路到学校，到了校门口才将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门时又马上脱下来，提着鞋子光脚走回家。就这样，别的同学每年都换一双，而我这双鞋却伴随我很长的日子。
虽然家里经济环境很不好，但母亲对我们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大姐李昌云、三姐李小枫、四姐李昌婉、六姐李昌萍相继到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在大学教书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亲后来随同三姐搬到美国，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姐李昌婉和姐夫林伯安住。因为我在家中年纪尚小，学校成绩平平，母亲在我留学前就一再叮嘱我，要好好读书，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学位，为了不让她担心，我就答应她，一定会念到博士学位。在我求学的生涯中，我的兄姐均花了很多心血照顾我。四哥李昌鑫、五姐李昌霞、六姐李昌萍及两个妹妹李昌如与李昌芷，还有两个侄儿因为年龄相近，所以最谈得来。我们都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一家人。
初中刚开始，住在大姐家里，就读彰化中学，初二转到强恕中学。毕业后考上大同高中。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许多知心朋友。记得当时同班同学吴东明担任班长，他后来担任台湾“国安局”副秘书长；刘平衡在班上担任文艺股长，后来成为著名的画家；我在班上担任风纪股长，后来就走上了警政这条路。
念初中时，我很想当一名篮球运动员，一有空就练习篮球。虽然当时营养不良，发育缓慢，身材瘦小，但仍想争取加入篮球队。教练不想直接拒绝我，便叫我长到米以上再来。我知道自己的身高无法突飞猛进，篮球梦难以实现，便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在篮球场上花费的时间也不能挽回了。
等我觉醒到打篮球这条路走不通时，我的学业成绩已受到影响，学科成绩一律平平，只有加倍努力。1957年参加升学考试时，我的成绩还不错，海洋学院（即台湾海洋大学的前身），与淡江英专（台湾淡江大学前身）两所学院都录取了我。我权衡了一下，决定去海洋学院报到。
刚进入海洋学院就读1个星期，就得知台湾“中央警官学校”招生，这是这所培养警官人才的学院首度公开对外招考。这个消息十分吸引我，因为学员除不需要缴纳学费外，还可以获得生活津贴。尽管海洋学院的环境不错，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学费及生活开销给家人带来太大的压力，又不想一辈子都靠兄姐的帮忙，因此跃跃欲试。
我将自己的想法与家人商量时，他们都全力反对。我十分理解他们的顾虑，一来他们关心我的个人安全，二来以前旧社会的警察形象很差，贪污、欺压百姓的事情司空见惯。
我向家人解释道，当局已向外招生，就显示当局锐意改革警政的决心，而自己也可以通过报考去参与警政改革。
尽管家人依然反对，但是我偷偷去申请并参加了招生考试。放榜后，我幸运上榜，成为该学院首批对外招收的第二十四期学员之一，该期共招收50名学员，警校也成为我投身警政的开始。
警官学校生涯（1）
入学第一天；教育长及教官就对新学员训话，询问新学员为何要选择警校而成为警察队伍的一员。有的学员说，是因为以往被人欺侮，当了警察就没有人敢欺负。有的学员说，是因为当警察很威风，能保护社会大众。有的学员说，可以替将来做官打下基础。当问到我时，我就照实说，我放弃了海洋学院而选择了警校，主要是因为警校免学费，又有津贴，并且毕业后工作有保障。话音刚落，马上引来哄堂大笑，但教育长及教官都对我报以微笑，肯定了我的诚实。
进入了警校，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完全舍弃了不切实际的梦想，立志充分利用警校的学习环境，为自己成为一位好警察打好基础。校方的伙食对我这个在家里只能勉强填饱肚子的年轻人来说的确丰盛，随着营养的增加，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强壮。
警校的纪律和训练都非常严格。每天清晨6点钟就吹起床号，5分钟之内就要洗漱完毕并整理好内务，然后，马上出操。这种训练让我养成了早起晚睡的生活习惯。
除了没有放弃篮球活动外，我还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类活动，如柔道、摔跤比赛等，从这些课程中，我也学会了中国武术。我意识到做警察必须与社会各界打交道，口才要好才能做一位称职的警察。于是我参加了学校的各类演讲比赛，并得到了许多大奖。
我知道这个学习环境得之不易，除学习校方安排的课程外，我对外语也十分有兴趣，在校期间从不放过学习英语的机会，一有空就背书温习。1年后，警校的体格及纪律训练有素，加上营养变好，使我比以往强壮。此外在应变能力上的训练，使年纪刚到20岁的我显得相当成熟，而且成绩名列前茅，家人不再为我担心。
警校每到暑假都安排学员到派出所或警察局，和警员一起执勤巡逻。第一年的暑假我被派到台北的松山机场派出所实习，这个派出所负责机场的治安，责任非常重大。
有一天，我和另一名警员正沿着机场旁的街道巡逻。一架飞机从我们的头顶高速飞过，飞机离地面很近，离附近房屋的屋顶只有十几米，看上去差一点就要接触到附近的高压电线杆。我便向这位经常巡逻这一带的同伴说道，这架飞机怎么飞得这么低，好像要碰到电线杆一样。他答道，这是常见的事，这里的飞机都是飞这么低的。
话音刚落，我们就听到上空“轰”的一声，接着就是连续性的几声碰撞撕扯声，前面十几根几十米高的高压电线杆摩擦着耀眼的火花应声倒下。我来不及躲过，在我前方的一根电线杆就朝我的方向压过来，“轰”的一声倒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仍不断闪出火花。接着我听到前面不远的地方又传来一声巨响，听起来倒好像是地球被撞上一样，地面都有震动的感觉。我往前一看，一架飞机头部朝下、尾部朝上地撞在几间房子上，机身正冒出浓烟，房子全都给压扁了。
同行警员和我一样，都为眼前十几秒钟所发生的事情大吃一惊。他马上用电话联络：“松山出事，松山出事，军用机坠落，军用机坠落！”我们边跑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当我们接近机身时，机身上的字显得清晰些，同伴大声叫嚷道：“糟糕，好像是‘总统专机’！”
我们也顾不得倒下的电线杆及火花，拼命往机身跑去。指挥中心正发出指示：“快！快！赶紧将里面的人救出来。快！快救人！”
机身仍冒着浓烟，房子的大部分都被石头压着。我们用双手拼命地往里挖，拼命地将大块大块的石头搬开，汽油味、塑料烧焦的臭味刺鼻。我知道一定要争取时间，如果汽油遇上火花，不仅救不了机内与屋里的人，连自己的命都会送上。我用尽全力拼命搬，其他救援人员、消防队员先后赶到，大家同心协力抢救受伤的居民及机员。四处都是血迹，我一把抓住一个全身都是血的人，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用力地咬着牙。我估计他正强忍着伤痛，二话不说就想把他抱起，没想到他一把将我的手抢过去，往嘴里一咬，锋利的牙齿紧紧地咬着我的手腕。我尖叫一声，赶来支持的警员赶紧跑过来帮忙，才将我的手从他的口中拔出来。鲜血淋漓，我来不及包扎，赶快和同伴们将这位痛不欲生的伤者抬离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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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学校生涯（2）
我用布将手腕上的伤口包扎一下后，马上赶回去帮忙维持事故现场。尽管当时没有记者知道，但是附近的民众都赶来，有的好意想帮忙，有的好奇来看热闹，尤其是当大家知道坠落的飞机可能是“总统专机”时，围观的民众越来越多。警校的教官一直强调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员要保持现场，我连忙加入维护现场的行列，隔离围观的人群。真没想到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员除了要救人之外，还要维护秩序。
在情况稳定后，我才了解到，虽然这是“总统军用专机”，但当天他并不在机上，咬我一口的伤者是一位少将的儿子。由于我们及时抢救，居民与机员全部生还。
这次实习的经历让我受益良多，我对警察工作也更加崇敬。他们在随时可能爆炸的现场，维持秩序，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他人的性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此外，还要替世人除暴安良，替社会大众打抱不平。经过这次实习，我发现自己渐渐爱上这个工作。一向教育我们与人为善的母亲观察了我在警校的表现后，也逐渐改变当初反对我进入警界的立场。
在随后两年的警校生活中，我都十分盼望暑假的来临。我非常喜欢和正式警员一起执勤巡逻，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警校学习的3年中，我也结识了许多终生好友。我们一同生活，一起学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教育长梅可望，师长李兴唐、程盘铭、徐远龄等，他们除了向我们传授警政专业知识外，还以身作则，教育人生哲理，影响到我的一生……3年警校训练，为我的人生观奠定根基，尤其是校训——诚——更成为我的座右铭。
1960年，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分到台北警察局服务。记得我负责的第一宗凶案是杀人碎尸案。被害者的尸体被剁成无数碎块，分别装在6个大瓦缸内。当我走近时，已闻到一阵臭味，看到缸内发黑的尸块，目睹凶手留下来的现场，真可谓惨不忍睹。我开始感到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压得紧紧的，一股恶心的冲动升起。我强忍着呕吐，快步走出房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再到现场继续侦查。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眼前总是会浮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块，好几个月都不敢吃肉。不过，后来想一想，被害者的家属看到亲人遇害，且死无全尸，他们一定比任何人都悲恸。一想到受害者家属的处境，我意识到自己身为探员，有替天行道、替受害者讨回公道的责任，那种呕吐的感觉就逐渐消失了。
在以后的40多年刑事侦查及鉴识生涯中，我处理了8000多宗案件，目睹过上万具尸体，正是这种社会正义感和对受害者及其亲人的责任感，给予我巨大的勇气，我要用科学的方法让被害者的尸体说话，来替自己伸冤，协助刑警找出凶手。1995年底，我应联合国之邀，前往波斯尼亚调查当地灭族屠杀的真相。埋葬无辜死者的现场到处都埋有地雷，不远处，游击队出没无踪，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但是，我想到了当年日本军队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感到责任重大，我不要让这种已经残害过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屠杀继续下去。就是凭着这个想法，我一头钻入了这些臭味刺鼻、怵目惊心的死人堆里，寻找替这些无辜者伸冤的证据。
当时越战刚刚开始，台湾成为美军过境及后勤补给的基地，警察局要处理的涉外案件越来越多。有一天，一个美国大兵酒醉后在街上调戏台湾妇女，路人群起追打，后来他被追进了警察局。我当时正好值班，见到门外成群怒气冲冲的民众，我知道如果不让这位大兵留在警察局内，很可能会闹出人命来。
我马上通知美国宪兵队来领人。谁知道这个大兵见到我们警察仍破口大骂，向警察的制服吐口水，侮辱在场的警察。我上前劝阻，他不但不领情，反过来骂我，我不理会他的叫骂，没想到他得寸进尺，当着我的脸骂道：“你们中国人都是蠢猪……”
他骂警察，骂我本人，我都可以忍受。但是听到他骂起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