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素条陈,透切时弊,昨因高理臣给谏奏请派其出洋入万国弭兵会,亦近事之差强人意者。”
杨可能也向张之洞报告了此情,而张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1898年2月16日)发电,明确说明了他与康的分歧:
“急。京。乔:康长素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切祷。”
“意甚险恶”,用词已是相当严厉。此是后话。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1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德教案已结复翻,闻以曹州逐教士藉口,恐终成巨祸。诸当道议论如何,群僚有何高见善策?速示。钝。佳。”
十二月初五日曹州教案发生,张闻讯后要求杨锐查明此期清朝与德国的谈判情况。十二月二十六日(1898年1月18日),张又发电杨:
“京。乔:急。读有电曷胜焦愤。挟借款之议者,此时将此款借我还东洋耶?抑挟从前所借之债耶?长江各口不准擅租,语未解,有派兵船入江护商之意否?速明示。转达乙盦、黄楼,以后来电勿书名。钝。宥。”
“有电”,即杨锐于二十五日发给张之洞的电报,从张复电内容来看,是当时英、俄迫清朝借款事件。英国通过借款要求在长江流域占有优势地位,张对英国具体条件不明,特别是英舰是否即入长江,要求杨查明复电。“乙盦”,沈曾植,“黄楼”,张之洞之侄张彬,张之洞为安全及保密起见,要求他们的来电均不署名。
除了德国在山东修建的胶济路,江苏特用道容闳此期要求修建津镇铁路,对芦汉铁路更有利益上的冲击,张之洞等人决心阻止。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1898年1月26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闻德造山东铁路,已允许。又闻容闳报效百万,请造清江至天津铁路,亦准行,必系洋股,惶骇万分。德路接容闳路,两年可成,德陆军长驱,一日而至永定门。京城危矣。两事皆京城确电,惟不知德路究系如何允法。祈设法速谏阻。中国存亡所关在此矣。切祷。务望即复。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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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
此电的最为关键之语为“祈设法速谏阻”,即让杨锐发动奏折攻势,阻止容闳的计划。此电发出后不久,张之洞又于正月初九日(1月30日)再发电杨:
“京。乔;急。庚电悉。德路造至济南,与我路接,确已议允。容闳铁路,自清江经济南至津,正与德路接。容报效百万,要地有人主持。容名为华商,实系洋股。外国华工多商少,断无巨赀,更无事前报效百万之理。且在美华商财产归洋人保护,与洋股无异,且铁路股票转卖,各国洋人皆有,容路即洋路也。路近款足,两年必成。德路一年必成,胶州到京止一千四百里,德路接容路,陆军长驱,一日可抵京城,不及战,并不及迁矣。总署意欲以容路阻德路,实以容路引德路耳。皆百万作祟也。芦汉路至速须五年,且容路成,西路废矣。容路成,中国危亡即在目前。广雅昨有电奏切谏,不知动听否?必有多人迅速力阻方好。焦急。切盼。钝。佳。”¤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庚电”,即杨锐于初八日的复电,张之洞此电再次说明容闳主持的津浦路与德国将建的胶济路的关系,实际上是开出杨锐作文的主题。根据张之洞“必有多人迅速力阻”的指令,杨锐在京城中也有所行动。张之洞之侄张彬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的密信称:杨锐“又言,前闻容铁路可不办,近又闻虽南北电阻,仍无益,定拟举办。伊拟一文,尚未脱稿,成时觅人陈达,但恐当道之计甚坚,无能挽回了。”杨锐虽遵令“设法速谏阻”而“拟一文”,也准备觅台谏以“陈达”,但已感到“无能挽回”。
前已述及,光绪二十三年底,杨锐与刘光第商议,拟请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在他们的密谋下,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徐桐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4月19日)上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事宜”。经慈禧太后批准后,光绪帝于闰三月初三日(4月23日)发出电旨,命张之洞“来京陛见”。由于杨锐此前并没有说明,张之洞也不明底里,收到电旨后,几次发电给杨锐,让其打探消息。沙市事件发生后,清廷见日本有军事干预的迹象,便让已到上海的张之洞返回湖北。军机大臣翁同龢很可能是让张回鄂的主谋。杨锐与张之洞之间有着许多电报往来。恰在此时,另发生了一则事件。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康有为、梁启超在李盛铎等人的支持下,发起保国会。黄绍箕、杨锐、乔树枏皆参加了其中部分活动。天津《国闻报》于闰三月二十三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录保国会第一次与会人名单,其中有黄绍箕、乔树枏。《国闻报》于闰三月二十四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录“入会列名之人”,其中有乔树枏、杨锐。张之洞很可能看到此两则消息,于五月二十六日发电其侄张检、其子张权,从侧面了解情况下:
“康、梁近日情形如何?仲韬、叔峤与之异乎?同乎?众论有攻击之者否?即复。壶。宥。”
张对杨锐等人的政治态度表示了担心。六月初三日,张之洞再电张检、张权:“康气焰如何?黄、乔、杨与康有异同否?前电久未复,闷极。速复。”“黄”,黄绍箕;“乔”,乔树枏;“杨”,杨锐。张之洞再问此事,仍是保国会的传闻,他因未收到回电而“闷极”。张检等人的复电我虽未见,但肯定报告了杨锐等人在保国会的活动中与康保持着很大的距离。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1898年7月23日),杨锐之兄杨聪在四川酉阳学正任上病逝。杨锐听到消息,即刻要求奔丧。然此时进入戊戌变法的关键期,张之洞于六月十三日发电其子张权,命其转给黄绍箕、杨锐:
“急。京。张君立:转韬、峤。佳、蒸、真三电未复。昨有电旨催黄遵宪、谭嗣同迅速来京,系办何事?必康秘谋,速复。钝。元。”
“佳、蒸、真三电”,即初九、初十、十一日张已有三电给杨锐等人,此电又让查明电旨命黄遵宪、谭嗣同迅速入京的背景;对张之洞来说,杨锐此时在京的作用甚为重要。他不愿杨离开。杨锐的门人黄尚毅,对此称言:
第38节,
“戊戌诏开经济特科,南皮及张长沙百熙,均以先生应诏。是年六月,先生胞兄听彝先生卒于酉阳学正任,先生痛悼,欲回籍奔丧,南皮电止之。先生不可,定期十五启行矣,而十三日朝旨以湘抚陈宝箴荐,诏先生预备召见。十四日召对”
杨锐屡次参加会试,皆不中。光绪二十四年初,光绪帝从贵州学政严修之策专设“特济特科”取士,张之洞等人保之。按照当时的规定,保荐若至100人,将举行考试。“听彝”是杨聪的号。“定期十五”,指七月十五日。张之洞“电止之”的电报,我还没有找到,但找到六月二十五日(8月12日)张之洞发给张权的电报:
“急。京。张君立:敬电悉。转商茂萱,东海如荐贤,叔峤实为不愧。此人才非仅特科也。可否?祈示复。”
“茂萱”,乔树枏,“东海”,指徐桐。张之洞请乔树枏与徐桐商议,由徐桐出面保举杨锐。与此同时,张之洞的大幕僚、杨锐的同乡王秉恩也于六月二十六日(8月13日)连发两电。其一电给杨锐:
“北京绳匠胡同,内阁杨叔峤:昨电奉慰,想鉴及。闻当远赴,足征友谊纯笃。惟视敛已来不及。酉、涪水陆现在均难遄行。不如即令肖严取道常辰、镇(上竹下旱),倍程前往,部署一切,较为妥速。阁下即欲归视,俟秋冬间为宜。此时暂留,勉应特科,以副师望,以光盛典。至属。秉恩。”
“肖严”,即肖岩,杨锐四弟杨悦。王秉恩请杨悦先行办理杨聪之丧事,而让杨锐“秋冬间”再“归省”。“昨电奉慰”、“以副师望”两语,说明了张之洞确有电报“止之”离京。王秉恩另一电给乔树枏,由其出面劝杨:
“北京绳匠胡同刑部乔茂萱:比来朝政日新月异,阁下信电颇稀,殊深跫望。师帅命即由祥记兑寄百金,以为电资,用完续兑。同人均欲叔峤暂缓出京,勉应特科,想有同情,望慰挽之。东海夙重钝叔,何不特荐马周耶?息。”
“东海”,徐桐。“马周”,唐初大臣。此处指唐代中郎将常何荐其门客马周于唐太宗之事,即让乔树枏说徐桐以保举杨锐。张之洞等人虽以“经济特科”为由阻杨锐奔兄之丧,但最深一层的原因是恐失去其最重要的情报来源。然杨锐似没有因此被说服。七月初七日(8月23日),张之洞又发两电,其一是给杨锐:
“急。京。乔:《邸报》五月二十五日谕旨催考特科,何以云不遂考?《申报》云已有八十余人,确否?酉阳运柩事,肖岩似可任之,运到涪州停寺内,候足下冬间到彼筹办,似不迟。如必出京,川资需若干,当即寄。钝。阳。”
“何以云不遂考”一语,说明杨锐发电要求奔丧;而张之洞再次劝说杨锐冬间再出京。其二是给张权:
“急。京。张君立:昨汇百金,查收。特科究竟何时考?叔乔如必欲出京,汝可同来。川资需若干?当寄往。编纂经书何以停?速详复。壶。阳。”
第39节,
至七月十三日(8月29日),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人才奏折到达,光绪帝当日下旨,命杨锐预备召见。七月十六日,光绪帝召见了杨锐。二十日,光绪帝命杨锐及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杨锐写信给杨悦,说明其不能奔丧的原委。张之洞听闻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消息后,于七月十九日(9月4日)发电张权:
“京。张君立:急。叔峤召见奏对如何?有何恩旨?”
这封电报还开列一连串的问题,张之洞想了解的秘情甚多,然其第一项仍是关于杨锐。七月二十一日(9月6日),张之洞起草了杨锐的电报:
“京。乔:急。召对大喜,欣贺。王照是否即直隶开小学堂之王小航?何以堂官谓为挟制?所条陈何事?何以遂蒙超擢?速复。钝。养。”1米1花1书1库1 ;http://__
很可能考虑到杨锐的新身份,张又将该电改发给张检而未发给杨锐。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钱念劬何日召见,有何恩旨?速复。钝。东。”
“钱念劬”,钱恂,张之洞手下的大幕僚,此时因张的保举而入京召见,张之洞从侧面打听消息。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张之洞听到英、俄为争夺中国北方利益而开战的传闻,发电杨锐:
“京。乔:急。闻英、俄已开战,确否?速复。节电已转交。入直其系何日?钝。歌。”
“节电”,指杨给梁鼎芬(节庵)之电;“入直”,指杨入值军机章京事。这是我所看到的张之洞发给杨锐最后一封电报。第二天,戌戌政变发生。
由于“张之洞档案”的形成及保管等因,在移交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之前,会有许多遗失;我所看到的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发给杨锐的指令,只能是其中一部分。但就以上张之洞的亲笔电报,已经可以想象,张之洞的手伸得有多长,杨锐的工作任务又有多重。
第40节,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尽管在“张之洞档案”中可以看到大量张之洞的亲笔电报,但除了前引杨锐的7封电报及《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中杨锐的一封密信,我找不到更多的杨锐在京中给张之洞的信函电报。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不明,但我可以肯定,杨锐在戊戌变法期间会有大量的密报给张之洞,而这些密报中会有戊戌变法的许多隐情与细节。
就目前为止,史学界发现的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只有两件。李宗侗教授提供一件,孔祥吉教授发现一件。
先看李宗侗教授提供的一件。1959年李宗侗在台北《大陆杂志》上发表《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一文,并在杂志封面上影印了杨锐原信。该信虽由汤志钧教授所引用,但未能注全其出处,且未将头尾引全。学术界的转引者,亦有所不解。故再次引录下于:
“受业杨锐谨禀夫子大人钧座。
敬禀者。窃前月十二日由折差寄呈一禀,计蒙垂察。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昨日之电,则出刚意。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谬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公条陈科举一奏,立奉俞旨,一切允行,天下仰望。上方锐意新政,凡关涉改革之事,但有论建,无不采纳,转较胜于身在政府也。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近事数则,别纸录呈省览。谨修丹禀,祗请钧安。伏祈慈鉴。
受业锐敬禀”
该信的内容,主要有三事:一、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一事,先阻于翁同龢,后阻于刚毅;二、张之洞与陈宝箴联衔改科举一折,光绪帝允行;三、京中人士虽厌恨康有为,但去康无方。从内容来看,发信的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李宗侗也予以注明。还须注意的是,李宗侗说明了该信的来历,称其在地安门外“估人”处收购了张之洞的信札等文件“两木箱”,此件是其带到台北来的“劫余之一”。
再看孔祥吉发现的一件。孔祥吉发现的这一密信,被其命名为“百日维新密札”,内容极其重要,也多为研究者所引用。(以下称“百日维新密札”)该信既无写信人署名,亦无收信人台端,从信中所述内容可知,该信也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孔先生根据李宗侗于1961年发表的《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高阳李氏所藏清代文献跋之一》,比较该文发表的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杨锐给张之洞之密信,确认“百日维新密札”收信人为张之洞;然“百日维新密札”又存于“李鸿藻文件”之中,孔祥吉认为写信人为李鸿藻之子李焜瀛(字符曾),称言:
“我所发现的这两通密札,被整理表糊者分类在“外官禀”一类,很令人怀疑。因百日维新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已于光绪二十三年去世,何以会有外官再作密禀。因此,我怀疑这两通密札均系鸿藻之子李符曾写给张之洞的。”
孔祥吉的证据是,在“李鸿藻文件”的“外官禀”之中,另有“笔迹纸张亦皆相同”的一信,末尾有关于捐照的内容,孔祥吉推论称: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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