殴，狼狈不堪，避走杭州。汪康年与章太炎同乡且交善，汪自然袒章。
第49节，
张之洞一开始并没有参预《时务报》的内部纷争。
从“张之洞档案”来看，他最初对梁启超极欣赏。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97年1月30日），张之洞通过其大幕僚梁鼎芬发电梁启超：
“《时务报》馆梁卓如：南皮有要事奉商。明正第一轮来，住芬处。专待，盼复。芬。俭。”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到达武昌，次日即去拜访。他在信中详细说明了与张之洞相见的情况：
“十六日适南皮取侄媳，贺客盈门。乃属节庵入与之言，其午乃入见。南皮撇开诸客延见，是夕即招饮，座中惟节庵、念劬两人相陪，谭至二更乃散。渠相招之意，欲为两湖时务院长，并在署中办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又其辨过于伍”1米1花1书1库1 ；www。7mihua。com
张之洞撇开宾客专门与梁相见，又以梁鼎芬、钱恂两亲信幕僚相陪欢宴至日“二更”，再以“院长”、年薪银1200两相待，在我所见的“张之洞档案”中，张待梁之规格，似属其待人的最高优礼。然梁仍以《时务报》之需为由辞之。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1897年7月20日），张之洞又发电盛宣怀：
“上海盛京堂：梁卓如孝廉即经奏调在沪，曾见面否？此人必须优礼。如尚未晤，似须台端先往拜更好。洞。箇。”
对于一位年仅24岁的举人，要求如此施敬，意味着对其才华的肯定。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张之洞给汪康年、梁启超的信中再次邀请梁：“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欲得盘桓月余。此不多及。”是年秋，梁启超去湖南任时务学堂职时过鄂，张之洞仍与之多次交谈。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底，张之洞对梁启超遵从其师康有为的思想，已经极为反感，但仍有意做梁的工作，等待其改变态度。
汪康年毕竟是其旧属，张之洞也视《时务报》为自家之物件。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1897年9月24日），张发电汪：
“致上海《时务报》馆汪穰卿。急。汤蛰仙大令寿潜来鄂，谈甚洽。昨已赴沪，请挽留贵馆，三四日作一文，取其持论正大，既可分诸君之劳，兼以救他报新奇之弊。在鄂时，汤已许可。每月由敝处筹送薪资四十金。即送关。祈转致，并示复。俭。”
从电报的语气来看，与对待其在武昌的下属并没有什么两样。汪康年对此完全照办，并复电同意。此外，张之洞还经常委派他办理聘请湖北新学堂教习诸事，“张之洞档案”中存有两人之间此类事务的多件电报。
第50节，
二、张之洞与黄遵宪的交谊
前节已叙，在《时务报》的创办过程中，黄遵宪也是一位主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他又是张之洞极其欣赏的人才，“张之洞档案”中对此留下了大量的材料，多未发表，我在这里稍加详细地予以介绍。
张之洞电调回国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光绪二年（1876）中举。次年由清朝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奏调赴日本，任使馆参赞，撰写《日本国志》。后任清朝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官职历保为二品衔补用道。长期驻外的经历，使之对外国事务多有了解。甲午战争初期，两江总督刘坤一北上统军，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命署理两江总督，未行前即于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一日（1894年11月8日）电奏，请调时任新加坡总领事的黄遵宪来南京交其“差委”。光绪帝下旨予以批准。黄遵宪奉旨后，于十月十六日发电：
“遵宪蒙奏调差委，奉旨准往，即钦遵办理。约月底交卸，即行启程。谨禀谢。叩贺。职道遵宪。铣。”
此后，黄遵宪一路皆有电报给张之洞，报告行程诸事。至十一月底，黄到南京，张派其主持金陵洋务局，由此成为张在战争期间的主要幕僚。张荫桓等人赴日谈判议和，途经上海，电请黄遵宪到上海，共同商议对策；黄亦将相关内容向张之洞汇报。
甲午战争结束后，根据总理衙门的指令，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派黄遵宪到上海，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谈判办理江苏等五省历年教案。黄遵宪事事皆向张禀报请示，其中包括江苏教案、日本租界、法国兵船拟入长江、五省教案谈判地点等，张之洞对此亦有回电，予以指示。至十一月，黄遵宪将江苏五教案办结，张之洞对此也甚为满意，发电上报总理衙门。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命黄遵宪与容闳等人办理沪苏铁路招商等事。这些电报的数量较多，我也将相关的档案在注释中抄录，以供研究黄遵宪的学者参考。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6年2月12日），张将离开南京回任湖广，保举其在署理两江任内的人才，其中就有黄遵宪。
留苏及北洋任职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不愿全用李鸿章的班底，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奏调黄遵宪赴北洋差委，任总办水师营务处。光绪帝予以批准。王为此于十二月初十日（1896年1月24日）专门发电张之洞，请求关照：
“北洋以合肥故，连类而及，旧时在事之人，几为众射之的。其中人才本少，不得不借助他山。昨奉调黄道遵宪来直，已奉谕旨允准。除备文知照外，合先电闻。两江、两湖人才济济，务求分润，俾资臂助。感荷实深。韶。蒸。亥。”
王文韶虽是张之洞在战时及战后的政治盟友，但张得知王调黄遵宪，立意决不放人，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1896年2月16日）上奏：
“兹准直隶督臣王文韶咨，奏调该员赴北洋差委，奉旨允准。窃思洋人性情，凡商办一事，已与何人议办者，即不愿更换他人，取其端绪清楚，易于商量。且凡交涉等事，不能徇人率准，亦不能逞臆强驳，必深明中外事理，则其言易入。今黄遵宪议办江苏教案，深悉外洋情状、法律，操纵兼施，准驳中肯，尚为顺手。法总领事似颇多就范之处。虽多驳正，而该领事意颇欣悦。若另委他员，断不能如此妥惬”
张不仅要求将黄留下办理江苏等五省教案，并声称湖北将新开商埠沙市、宜昌有洋兵击毙官员、汉口将添租界，“是湖北一省兼有新增商务、洋务三处，实较他处尤为棘手。湖北远在上游，需才罗致，又较难于江南”，由此提出：
第51节，
“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湖北商埠初开，准将黄遵宪由臣调往湖北差委，并仍办理南洋五省教案。江轮甚便，来往甚速，上海有事，仍可随时派令回江。如此办法，似于湖北荆、汉、宜三处通商事务及江南五省教案均有裨益。”
对于张之洞的这一请求，光绪帝朱批“著照所请。”二月初七日，张之洞发电黄遵宪，以沙市开埠为由，命黄“速来鄂”。此时刘坤一已回任两江，听到这一消息，亦不放人，于二月十三日（4月5日）电奏：
“查江西教案，电经西抚，已委员携卷即日至沪，必须由该道商办，势难迁离。即其余各省之案，亦须该道接续办理。各口非驻有领事，仍须上海总领事、主教主持。该道既为法总领事信服，在沪与议，当易就范。且苏、浙、鄂、湘四口通商，曾商总署，拟均在沪由该道与商。四口之中，苏浙彼尤注意，是该道留苏，教案、商务皆得兼顾。恳恩准将黄遵宪暂留两江，俟各事大致商定，鄂有要事，再令往来其间。”↖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次日，光绪帝又一次批准。刘坤一为此发两电给张之洞，留黄遵宪在苏州，与日本领事荒川已次开议苏州开埠通商之事。
王、张、刘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三位总督，而黄是三人点名奏调的洋务人才，可见黄此时声望极大。然在此后的苏州开埠谈判中，黄遵宪与日本方面议定的“商埠章程”条款，引出了前驻箱根副理事（副领事）刘庆汾许多意见。刘发电张之洞大加批评，张即发电江苏巡抚赵舒翘及黄遵宪等人，要求修改。此中的曲折，也稍稍影响了张、黄关系。很可能是因苏州开埠谈判遭至各方责难，黄遵宪尚未完成谈判，即躲开争议，以“请假”名义去了天津，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到达。王文韶八月二十九日（10月5日）上奏，“委令总理北洋水师营务处并随同办理洋务”；光绪帝下旨“吏部知道”。十月初九日（11月13日），总理衙门发电王文韶，调黄遵宪“商苏州租界事”，黄十二日去北京。黄遵宪到京后，十三日光绪帝下旨预备召见，十六日光绪帝召见，十九日（11月23日）以“四品卿衔”命其为清朝驻德国公使，二十一日光绪帝再次召见。黄随即发电张之洞：
“顷奉旨，赏四品卿衔，简使德国。屡邀荐拔，敬谢恩知。遵宪。”
未久，黄遵宪因其任命被德国所拒，再次发电张之洞：
“遵宪禀。密。宪定派往英，奉谕前日，或唆英使到署偶询，遂改德。德使谓，华预商英，不商德，英不愿接，德当照办。现据英使函，言明无预商事，亦无不接之言。已由署电许公，未得复。此次来京，召见两次，上垂意甚殷，廿五召见张侍郎，连称好！好！惟国事过弱，终虑不堪驱策，孤负圣恩耳。艳。”
黄遵宪以上两份电报，说明了其受命到被德国所拒的过程，也说明了其对张之洞“荐拔”的感激。十一月二十日（12月24日），张之洞发电杨锐，命其转交黄：
“京。乔：转交黄公度。彼族误听传言，致阻乘槎，深为怅闷。译署必另筹位置。祈示。洞。号。”
黄遵宪收到电报后，立即回电：
“承温谕，感甚。初十，德使申给地沽（泊）舟之请，言华允所求，便可接黄。廿二，复来转圜。转（总）署既（答）以黄有别差，伊不愿往，辞之。至有无位置，自关国体，亦出自圣恩，宪未敢预闻。宪禀。敬。”
黄遵宪此次虽未获职，仍回任天津北洋水师营务处，然光绪帝已对其有较大的好感。
第52节，
湖南长宝盐法道任上时间又过了半年，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湖南长宝盐法道，黄立即发电张之洞：
“蒙恩补授湘盐道。夙荷恩知，重依仁宇，私衷感幸，敬谢垂廑。职道遵宪谨禀。”
张之洞闻讯后，发电祝贺，并称：“湖南官绅正汲汲讲求洋务，而苦无精通洋务之人，阁下此来大有益于湘也。何日出都，祈示。”黄遵宪收电后，再次发电：
“奉谕感奋。前在坡奉调，未及回粤。兹拟中旬南旋，准九月到湘。过鄂面求训诲，冀有遵循。遵宪禀。冬。”
然黄遵宪未回籍，也未等到九月，而是在陈宝箴的催促下，于是年七月中旬赴任。途中过鄂，与张有密切且长久的交谈。七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陈宝箴发电张之洞，有意让黄遵宪署理湖南按察使。张之洞次日回电，称言：◆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箇电悉。黄道遵宪署臬篆，极为相宜。当即将尊电录示黄道。黄意以台端初六日即须入闱，该道拟二十七日行，约初一日到湘，尚可谒见数次。至李臬司入觐批折，虽于初十日外方到，该道渥蒙优待，俾权臬事，到省后谨当静候数日。嘱代请示等语。鄙意黄道似以月初到湘为便，庶可早得晋谒。即候十余日，再委署臬似无妨。盖将委以重任，即无投闲之疑也。特此奉达。尊意究以如何为妥，祈速电示，以便饬遵。祃。”
陈宝箴、张之洞为黄遵宪的仕途作了精心的安排。黄到湘后，张、黄两人电报频频，交情亦好。
前已述及，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三日，清廷下旨召张之洞进京，黄遵宪闻讯即于初四日（1898年4月24日）发电张之洞：
“闻奉召入觐，此事关系中国安危，谨代通国志士叩贺。遵宪禀。”
此时张之洞对召见的背景一无所知，黄遵宪如此发电，很可能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共同参与了杨锐、刘光第在京的密谋。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张之洞决计北上入京，发电黄遵宪：
“急。初四电愧悚。此行不过备顾问耳。尊意有何救时良策，祈详电指示，以便力陈。感祷。洞。文。”
黄遵宪为此于闰三月十六日（5月6日）发回一份长电报，详细说明其外交与内政的主张：
“捧读文电，感悚无似。宪台此行，倘进枢府，必兼总署。自三国协谋还辽后，彼以索报、以争利、以均势之故，割我要害，横索无已，至今日已明明成瓜分之局。俄、法、德皆利在分我土地，惟英以商务广博，倭以地势毗连，均利我之存，不利我之亡。故中国是必以联络英、倭为第一要义。
“然联络英、倭，尚不足以保国；欲破瓜分之局，必须令中国境内断不再许某国以某事独专其利、独擅其权而后可；既不能理喻势格，何以阻其专利、擅权？故必须设法预图，守我政权，将一切利益公分于众人而后可。彼欲争揽于我者——铁路，不如商立铁路条例，无论何人，均许其入股。彼所垂涎于我者——矿山，不如商立开矿条例，无论何人，均许其开采。彼素责我以不愿通商，今即与之设开通之法，无论何处，均许通商。彼责我以不愿传教，今即与之商保护之法，有法保护，任听传教。自订约五十年来，凡彼所求于我者、责于我者，譬如昨死今生，一切与之图谋更始。所有均利之法、保护之法，但使于政权无所侵损。凡力所能行者，均开诚布公，与之熟筹举行。如谓华官不能妥办，宁可由中国国家聘雇西人，委以事权，俾代襄办。举从前未弭之衅端及他日应杜之祸患，均与之约束分明。
第53节，
“既许各国立（入）我内地筑路、开矿、通商、传教，应照万国公例，此均系各国子民自图之利益，不必由各国政府出头干预。不幸有进入内地亏产受害者，均照新议条例办理，专就商人、传教人本事，秉公妥办，不得于本事之外，牵涉他事，责偿于中国国家。倘再有无故侵我土地者，中国必以死拒。援大同之例，期附公法之列；藉牵制之势，以杜独占之谋；处卑屈之位，以求必伸之理。朝议一定，便邀约各国商办，并请各国公保不相侵占，务使中国有以图存。如此办理，英、倭必首先允诺，俄、法、德亦无辞固拒，或者瓜分之祸可以免乎？
“国势既定，乃能变法，以图自强。变法以开民智者为先。著先于京师广设报馆，以作消阻闭藏之气，博译日本新书，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再令各省设学堂，开学会，以立格致明新之堂。而先务之急，尤在罢科举，废时文，其他非一时所能猝及也。~米~花~书~库~ ；www。7mihua。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