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天保持着临睡前看一会儿书的习惯。虽然退休了，出来工作让她觉得对社会还是有用的，跟大家在一起心情也很愉快。在MSRA她还学会了几句英语，比如“Out of stock”； “This is for you”； “Microsoft Research Asia”。
我不是神童 谢幸（1）
古语有言：“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
在影响个人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几千年前人们便已明白这个道理，孟母三迁，引为千古美谈。孟子最终成为世界闻名的思想家，与环境对他的熏陶感染有着很大关系。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过的人都听过这样一个笑话：如果要统计智商密度的话，希格玛大厦可能是世界上智商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正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量来自不同领域的世界级科学家，比如沈向洋、洪小文、许峰雄等人，研究院才能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一般，不断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来到这里。也只有优秀人才聚集的地方，才能做出世界级的成果，才能培养出世界级的学者。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与之类似的话，那就是我曾经就读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近年来，关于少年班发展与存废的问题在媒体上不时引发讨论，争议颇多。因为自己是从少年班毕业的，朋友们也常会好奇地向我打探，少年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不是里面的人个个都是神童？其实，这些都是误解。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所谓的神童真是凤毛麟角，甚至没有。那里的学生只是非常的勤奋、自信和不服输。但是，就如同研究院一样，当优秀的人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就会从量变到达质变，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会受益于这样的环境，最大化的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自成立至今，一晃少年班已走过三十个年头。2008年3月初，我回到合肥，参加了少年班三十周年的庆典大会，见到了很多久违的校友。在庆典大会上，很多校友都做了精辟的发言。其中，我特别赞同来自83级少年班的师兄、目前在耶鲁大学工作的邵中教授的发言。他说：“少年班可能是世界上最能让你知道你还不够聪明的地方之一，因为你周围的人个个都有比你强的地方。我相信所有少年班同学到毕业的时候，都会深深地意识到：只有勤奋踏实才能成功；小聪明远远比不过大聪明；成功需要你去认真地理性地去观察社会，思考人生，规划人生，给自己树立远大的目标并且不懈地去为之奋斗；成功还需要你有一种不受外界诱惑及对事业追求的执着精神。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我对你们有个建议，希望你们以后不要用神童这个词；用这个词你们是在贬低少年班学生的刻苦勤奋！”可以说，我对少年班的体会和他完全相同。所谓神童只不过是媒体的炒作，少年班真正的优势在于它提供的无可比拟的教育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会学到勤奋和自信，学到如何去取得成功。
（谢幸与少年班同学参加军训时的合影，第三排左三为本文作者）
时光倒回到1992年，那一年，我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经过全国高考以及几轮复试，我幸运的来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地方。刚到这里，我便发现同学们个个都很优秀，自己在大家中间不但不能算出色，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落后。这里要说一个关于学号的故事。在中国科技大学，学号一般都是7位数，前两位代表入学年份，比如说92就指1992年入学；中间两位代表系别，在科大，每个系都有自己的数字编号，比如说数学系是1系，物理系是2系，化学系是3系，等等。科大人更喜欢用数字而不用名字来称呼系，听起来似乎像在一个保密单位一样。如果你听到诸如“8系比11系出国率高”这样的话会一头雾水，那你一定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大人。7位学号的最后三位便是你在班里的编号，在我们那一年，这个编号是按照入学成绩排列的。我的学号是9219032，而当时我们班总共也只有35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基本上是“混”进这里的。
虽说在少年班，没有了以前在中学时的优越感，但是自己也没有觉得特别沮丧。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是第二次遇到类似的情况了。中学时我就读的班级是南昌十中少年预备班，这是南昌市的一个教育试点班，在当地入学竞争非常激烈。刚离开小学来到中学的时候，第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成绩仅仅排在中等，不像小学时候那样总是名列前茅。这让我很有挫折感，但同时这也让我萌发出更强的动力勤奋学习，努力去超越别人。经过四年的努力，当老师们准备在全班挑选四个学生报考大学少年班时，我已经成为这四名学生之一。
我不是神童 谢幸（2）
在科大，情况似乎比刚到中学时还要糟糕。大一的时候，我的成绩在班上只能排到中等偏下，甚至在数学分析这样一门主要的数学课程上，我还差点不及格。为此班主任非常担心，专门找我谈话，鼓励我要好好学习，不要被暂时的挫折打败。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经过努力，大二的时候我的成绩名次上升了很多，当时班主任为了鼓励我，专门设立了一个成绩进步奖。也就是因为这个特别设立的奖项，我才顺利的拿到了奖学金。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意义重大。让班主任欣慰的是，从那以后我已经不再需要靠进步奖这样的机会去拿奖学金了。现在回头想来，其实有人比自己优秀也是一种幸福，这样才会有努力的目标，有进步的动力。
在少年班让我感觉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同学都异乎寻常的勤奋，有时候甚至勤奋到常人难以理解的地步。记得当时同寝室有一个同学尤其用功，以至于全寝室没有人知道他晚上到底什么时候睡觉的，只知道每天大家睡着时他还在挑灯夜读，早上起来时他早已经起床早读去了。另一个室友曾开玩笑说，夏天的时候，他每天都会去看那位同学椅子下面的蚊香到底烧了多少，以此来猜测他是几点睡觉的。更为难得的是，他不单只是学习成绩好，组织活动能力也很强，后来还成为我们系的团支部书记，现在在美国一个很不错的研究所工作。
那个时候，周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没有丰富多彩的娱乐计划，我们的活动基本上就是去教室自习。这听起来似乎很乏味，但是当时的风气便是如此。每天早上，我们带着书包和饭盆去食堂吃早饭，吃完饭就直接去教室。因为食堂和教室离得比较近，中午和傍晚我们也都不会回宿舍，直接去食堂吃完饭便又返回教室接着上自习。一整天下来一个人就好像消失了一样，累了，就趴在课桌上小睡一会。无数个周末，就都是这样度过的。
另一个记忆犹新的场景就是去少年班系机房用电脑，当时我们把这叫做”上机”。从大二开始，我们被允许进入系机房上机，机房电脑数量有限，相对于学生来说僧多粥少，如果晚到的话经常就会没有位置。所以那时候，一大早机房还未开门，门口便已经围满了前来上机的学生。当机房管理员踩着点到达时，一开门，大家便一拥而上，迅速进去抢占位置。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玩游戏也是禁止的，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机房里学习软件操作或者编写程序。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当时，我花了不少时间写出了一个支持人机对弈的黑白棋游戏，计算机通过遍历所有可能的下法来和人对抗。我得意地把这个游戏给我的室友玩，那个室友是围棋的业余二段。他非常认真的下，眼看计算机就要输了，这时计算机却突然在棋盘外面下了一子，把室友的棋全部翻过来，继尔扭转了局势转败为胜。他很气愤地跑过来说，你写的程序不像话，居然还会使诈！其实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到底是我的程序会使诈呢，还是程序什么地方有问题。在少年班系机房度过的日日夜夜里，我计算机软件开发和使用的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少年班毕业以后，我留在科大计算机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陈国良老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的导师，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做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开始了自己的研究道路。五年后，我来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这里让我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这里的同事有着和少年班同学们一样的勤奋、自信和不服输的精神。也许这就是研究院自成立以来不断取得优异成绩的原因之一吧。很多曾在这里工作过的访问学生，离开微软后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想，这应该就是环境的力量，当优秀的人聚在一起，所能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不要总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郁闷，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更优秀。
作者介绍：
谢幸，江西南昌人，15岁离家，求学于中国科大少年班。自认既非英雄，亦非神童，然勤能补拙，并幸得良师。24岁博士毕业，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于互联网搜索组任研究员，发表论文数十篇。忙里偷闲间，尤喜阅读与收集，平日里流连方寸，神游书海，乐此不疲。偶能偷得几日浮生，寄情山水，实为平生快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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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做清华第三种人到在读女博士 宋睿华
——“你为什么没有攻读博士学位？”
——“因为我不想成为第三种人。”
——“？”
——“BBS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清华里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清华女博士。’我不想成为第三种人。”
我在清华读硕士的时候，老师曾经问我是否愿意转博。我当时对读博士有一些恐惧。一来，我参加过几次博士生的答辩会，发现老师们总会问工作的理论贡献是什么，我怀疑自己做不出有着高深理论的东西，无法达到博士毕业的要求；二来，在我的脑海里，女博士的典型形象往往是不修边幅、目光呆滞、不可爱的，我担心读博士之后会嫁不出去。最终，我还是决定硕士毕业。在我经过了漫长的八轮面试最终见到张宏江博士（时任副院长）的时候，就出现了上面的一番对话。我的回答把宏江逗乐了，他也许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理由。
以前说起做研究，我首先想到的是陈景润和哥德巴赫猜想。感觉如果没有超常的聪明，能把艰深的数学理论当作家常便饭，你是做不出什么好的研究的。这也正是我怀疑自己能否达到博士水准的地方。比起我在清华里见过的无比聪明的同学，我只能算还可以，而且，我也并不能理解和喜欢数学课上的诸多内容。所幸，在研究院工作的最初一年里，我周围的同事们让我看到了做研究不一样的内涵。
研究的目的是探求真相，也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和找到解决重要问题的方法。我的研究方向是互联网搜索和挖掘。搜索技术最初产生于图书馆对检索图书的研究，而今天大量的搜索需求来自互联网。通过观察我发现，网页和电子化的图书有所不同。一个网页往往不只是单纯的一篇文章，它更像报纸，版面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例如，在网页的顶部是网站的标志，底部有版权声明，为了方便用户到达其他页面，两侧常常是链接目录，它们以一种美观、自然的方式包裹着一篇或多篇文章。这些区域对检索来说并不是同等重要的。于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如果我们能把重要的和辅助的区域自动分开，那将有助于一系列网络搜索和挖掘的应用。这件人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对计算机来说并非易事。于是，我努力去体会和思考人是如何做到的，经过多种尝试，找到了一种自动预测网页区域重要性的方法。这篇论文发表在第十三届国际万维网会议（The International World Wide Web Conference 2004）上，并得到最佳论文的提名。这项工作对我的意义非常，它让我看到和感受到什么样的研究是能够被认可和有意义的。以前所能理解的理论研究只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发现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很好的研究。
当我被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辈们带入科学研究的殿堂，我发现个人的力量可能是渺小的，但做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让自己名垂青史，而是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带给他人有意义、有依据的东西。我甚至发现，即使是一些失败的尝试也有发表的价值，至少别人可以知道哪些方法是行不通的，从而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有希望的尝试上。科学技术正是因此而达到累积，从而在某个时刻开出让人震撼的花朵。我深深地被这种氛围所感动，现在，激励我做研究的不再是被人知晓我的名字，而是在未来某项方便人们生活的科技产品中也有我微薄的贡献。
在研究院工作之后，我也见到了许多美丽的女博士，张黔 就是其中的一位。1999年，张黔博士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来到研究院工作，2005年9月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而离开研究院，当时她已经管理了整个无线网络组。没见到她之前，就听说她工作很拼命，研究做得很出色。见到张黔，却有点意外，她完全不是气势逼人的“铁女人”模样，而是有着轻盈、美丽的外表和自信、有趣的谈吐。有幸的是，我的老板马维英博士特别请张黔做我的生活导师 ，因此和她有一次愉快的午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见解。她告诉我，在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她就很少加班了。她说，“如果需要天天加班，即使付双倍的工资给你，你也不会感到持久的快乐，我们需要投入地生活休闲，才可能更加有效率地工作。”这一点我在结婚之后也深有体会。缩短了工作时间，我却惊奇地发现，非但没有落下什么，反而能够做更合理的安排，先做最重要的事情，结果是收获更多。我深感工作不是全部，有滋有味的生活才是我的持久动力。
关于外表，我发现不修边幅、目光呆板只是对女性研究人员一种片面过时的印象。小时候，父母为了让我们心无旁骛会给我们一种讲究穿着和学业优秀无法共存的压力。电视剧里的女性科学工作者总是穿着朴素，带着黑边的眼镜，除了工作似乎对其他都不感兴趣，更加不擅长搭理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长大了，这个时代也提供给人们丰富的物质。只要不再迷信地把不修边幅当成工作认真的招牌，我们一样可以塑造出让人舒服的形象。记得有一天中午，我看到一群女实习生说说笑笑地从活动室里走出来，她们是那样有光彩，发型和衣着各具魅力，这一幕让我久久难忘。我认识其中的几个，她们是在读的博士生，很高兴她们能够比我更早地明白，美丽与女博士并无冲突。
渐渐地，我消除了对读博士的恐惧。当我能够完成一项有意思的课题，当我能够在国际研讨会上大胆讲出自己的想法，当我可以胜任组织一个团队进行一项较大规模的研究，当我的细腻给所从事的研究带来不一样的突破，当我在国际会议上宣讲论文之前在镜子前做到最好的装扮，我已经顺当地走在了做研究的路上。这里，我要衷心地感谢沈向洋博士（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他积极地促成了上海交通大学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为我们一批喜欢做研究的硕士毕业生提供了深造的机会。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在职的博士生了。
最后，我想把女科学家Karen Sp？rck Jones 的话送给所有像我一样喜欢做研究的女性们：“puting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for men alone。”（计算机科学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