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面玩得野，但是父母还是很督促我的学习，毕竟他们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所以，我的成绩经常得到全班第一，受过不少表扬。可是，比起学习，我的劳动课就很丢脸了，挖沟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同学。
生产队时兴开大会，而开大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上挂下连，而那个时候我们家就经常成为大会批斗中的“下连”对象，也由此可见我们家在当地农村的知名度有多高了吧。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小孩间还保持着天真无邪的情谊，也没有太多受我们政治身份的影响。
那个时候很少能吃到荤菜，我们和其他人家一样养起了兔子以自给自足，而且几乎是我一个人承担起了饲养兔子的重任。那些年，我们每年几乎都能养出50来只兔子，然后剩下一只兔子留作种子等着来年再繁殖。也不知道是我陪伴着兔子，还是兔子陪伴着我，那段时间我与兔子几乎形影不离，我把它们视为非常要好的朋友。特别是等着第一只兔妈妈快要生小兔子的时候，我甚至把床搬到了兔窝旁边，细心观察窝里面的一举一动。我发现每当要生的时候，兔妈妈总是会打一个较深的且隐藏很好的洞，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有洞的痕迹，然后它就开始不断地撕咬胸前的毛，当时我觉得很是纳闷，后来才发现它是用这些毛做窝用的——为了给小兔子营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它把刚出生的小兔子小心翼翼地安放在洞里，直到21天之后，洞门才被打开，小兔子慢慢地、羞羞地从洞里面钻出来，开始面对这个光亮的外界。等兔子全部露出来之后，兔妈妈就把洞重新关上，等着产下一窝小兔子的时候再用。当我知道这个生产过程之后，我便会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产后第21天的到来，每次我都像节日一样兴致勃勃地守候在兔窝跟前，非常急切地想知道这窝小兔子到底产了几只，每每我都会静静地恭候这些小兔子的“大驾”一个通宵。我现在还清楚得记得我数的最多的一次一共有12只小兔子诞生了。
从养兔能手到工程专家 田江森（2）
我大概养了五年的兔子，这也让我和其他同龄的孩子有了很多共同的使命和爱好，我们一起去割草，还相互比试着看谁家的兔子养得多、长得快，直到现在，我还对兔子的生活习性记忆犹新。记得当我后来到微软面试，跟面试官聊起我是养兔子长大的时候，他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的专业与我的大学
后来，回到城里没几年，就又赶上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那年我17岁。那个时候，我的高中班主任对我很照顾，她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江苏人，经常帮我补习功课，也鼓励我参加高考。也正是由于这位老师的支持和帮助，我才顺利在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
那个时代，成绩最好的考生一般会报考学习理科，其次是学习工科，再次之就是学医。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和家人还是存在一些分歧的。我当时压根就没考虑学农，记得下放的那段时间因为没有多少阅读材料，我就基本上把学农出生的父母所用的专科教科书本全部看完了，因此到大学继续学习农学知识对我已经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了。我记得十岁那年，有一次父亲在跟一个来请教问题的村民讲解农药调配比例的问题时，说错了一个数据，我还当场纠正了他的错误。填志愿那段时候，我甚至都觉得当时过来招生的农大老师跟我学到的知识都差不多。因此，学农一直都不在我的考虑之内。其实，父亲是最赞成我考医学院的，他们希望我能治病救人，同时也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可是，我却不喜欢学医，于是就想了一个鬼主意劝说父亲，我说：“我要是学理工科，就能在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中工作。如果我去当医生，每天都要去握病人的手，患病率能不高么？”于是，父亲被我搞得哭笑不得，只能打消了念头，由着我来。其实，我心里还是比较想学计算机的，于是我填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可是后来入学的时候被分到了数学系。直到本科毕业之后去美国留学，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转学了计算机专业。
第一年的留学生活基本是在“追赶”中度过的，那个时代留学生出国时的英语水平远没有现在的学生强，而且在国内几乎没有接触英文原版教材的条件。于是在纽约市大学就读的第一学年，图书馆成为了我除宿舍之外的第二个“家”，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深至地下十层，我几乎天天“降”在地下某一层的角落里呆上四、五个小时，不知饥渴地恶补英文和计算机知识。由于语言上的现实障碍，有较长一段时间，我基本听不懂老师的讲课内容，为此我时常拷贝同学的课堂笔记回去再学习。别人用一个小时学到的知识，我就下决心用三个小时反复啃，以至于我第二年终于能“正常”上课了，而且也谋得了一个给本科二年级学生上数学课的讲师之职。美国的大学教育很少有国内所谓的“教材”，记得刚上学听某位课程老师上课，由于实在没怎么听懂，所以我就课后向老师请教有没有教科书可以看，没想到他一转身就在黑板上给我列了满满的十本参考书，并且诙谐地告诉我“所谓的教科书，我还没写好”。于是，我知道了在美国大学里只有参考书而没有固定教材。
我非常有幸自己在博士论文筹备中遇到了一位好导师——Michael Anshel教授。他不仅在专业学习和论文撰写上给与了我重要的帮助，而且他把我当作私人朋友一样关心我的个人成长，甚至于现在每次路过纽约，他都会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第三学年结束的暑假，我当时向贝尔实验室提交了一份申请暑期实习的申请，没想到面试之后他们直接给了我一个工作的Offer。在这个诱惑面前，我当时其实很想放弃接下来的博士学习，而以硕士身份毕业去贝尔实验室工作。可是，Michael Anshel教授却建议我不要绝然放弃三年的学习，如果真的想踏入社会，那就先过去工作看看，是否真的是自己喜欢的，然后再选择是不是要回来继续学业。应该说，Michael Anshel教授为我设想了一条两全其美之路，两年后，他又重新把我从贝尔实验室拉回了学校写博士论文，接下来，又过了两年，我得到了一个失而复得的计算机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之后的十年多时间里，我一直从事着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无论是在贝尔实验室做研究，还是在创业公司实战拼搏，还是后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技术转化方面的工程总监，我始终为自己能遇到越来越充满挑战和新奇想法的工作而激动不已，甚至有一年我还在家待业，挣扎着是否可以白手起家创办出一个了不起的软件公司，因为那个时候始终拥有着梦想的支撑。其实，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兴趣的引导和经验的积累帮助我成就了现在的事业，就如同像我孩童时乐此不疲地养了那么多年的兔子一样。
作者介绍：
田江森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总监。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在AT&T贝尔实验室时在UNIX上的开发工作。在SpaceLabs Medical从事病人信息研究和管理工作5年之后，他进入了一家美国西雅图创业公司bSQUARE的高管团队。2004年他正式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田江森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纽约城市大学获得计算机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田江森最自豪的是拥有三个可爱的儿子。他周末有空的时候，会带着他们学习中文与中国文化，当然也忘不了他心爱的运动——网球。
东游记 马特·斯科特 （Matt Scott）
我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故事开始于琦（Qi）。并不是神秘的能量“气”（Qi），而是一个普通人——张琦。2004年7月，当我还只是微软雷德蒙总部里一个充满好奇的新聘大学毕业生时，她已经是我所在的Word产品开发团队的经理，后来她成了我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琦生长在四川，深谙中国的思想文化，从她那里我了解到了许多中国文化以及风土人情，这些激起了我对中国浓厚的兴趣。随着Office产品周期不断循环，时间就这样一年年地溜走，直到最终圆满地发布。我的内心充满了紧张和兴奋，向琦询问职业生涯的下一步该朝哪里走。她了解我对研究的狂热和对中国的兴趣，给出了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职业发展建议：去微软亚洲研究院！琦把我推荐给了创新工程中心的经理田江森。
当我第一次在微软总部的办公室见到田江森经理时，原本紧张的心情立即放松下来。他通过对实际工作以及工作环境的一番真诚且令人信服的讲述，给了我一个既严谨又不失风趣，可谓是前所未有的面试。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软件开发工程师”这个职位不仅能满足我投身研究的愿望，而且工作地点在中国，更能满足我应对新挑战的渴望，我将摆脱自己的舒适圈子，不仅去探索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更是在探索我自己。
2006年底我开始了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工作，却发现自己又成了充满好奇的新聘大学毕业生，但这次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此前，我从未踏出国门半步（最远也仅仅是前往加拿大惠斯勒滑雪），而现在，我在中国，不会说中文，身边也没有任何亲朋好友，但这些都在预料之中，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生活在温暖的家的舒适环境之外。出乎我意料的是，完全独立的生活竟然让我进步得如此迅速。
如果说只是因为身在中国就使我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在美国的日子，这肯定不全对，主要的因素在于我效力于世界上最火的研究实验室—— 微软亚洲研究院 。不仅是因为交给我的工作任务令人目眩，更是因为这里的士气高涨：借助软件改变这个世界的热情和能量是无处不在的，它大量存在于我所遇见的任何人身体内。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天起，我一直被深深地触动着：因为这个实验室所吸引到的人才，因为技能的协同作用让这个实验室如此多产——不仅在于学术贡献，更在于将技术转移到其他的微软产品中。在这个实验室里工作的我身边的那些才华横溢、饱蘸激情的同事们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不断前进，成长！
我的同事们不仅谙熟技能，而且常常在技术以外的方面帮助我。正是那些随处可见的爱心和开放的胸襟使我感觉自己不再像一个外国人，而是越来越像他们的家人。
令我感动的是我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放假前，同事魏颢问我有什么计划，尽管当时我和他并不熟识，但当我告诉他自己并没有任何计划时，他立即表示愿意让我去他家，与他的家人一起过春节。他同他的家人给了我最难忘的一次中国家庭文化体验。那年春节，我跟他的家人一起包饺子、观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与邻居一起放烟花，并且头一次逛了庙会。这些美好的记忆将会伴随着我一生。
随着我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年限的增长，我发现积极的态度、善良和技能在实验室里也能构成文化冲突。但好的一面是，我发现与实验室里任何人打交道都非常容易。我们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群体，大多数人的工作领域都很广泛，每天下午三点吃水果休息的时候总会相互串门，在康乐室打几场比赛——乒乓、桌上足球和台球。但是，最能让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刻莫过于我们的团队以及整个研究院的集体出游活动。
始终令我记忆犹新的一次出游是整个实验室的同仁飞往云南丽江。活动的主题是电影制作，所以我们离开之前，整个实验室的人都被随机分配成一个个团队，于是那些平日里在工作中不曾遇到的同事就这样偶然的组合到了一起。作为一名研发人员，我的工作圈子仅局限于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之间。但这次活动却把我与许多风趣、机智、有个性的同事联系在了一起。比如说我戏中的搭档黄泠女士，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行政部经理。我们的电影是一个爱情故事，在戏里我跟黄泠女士要穿上很古板的衣服扮演一对老年夫妻，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原来她不仅工作很出色，演戏也不在话下。我们整个团队在创作跟拍摄直到最后的剪辑过程中享受到了极大的乐趣。后来，每一个团队的片子都在大银幕上作了展示，虽然我们大家不是专业人士，但作品却都出乎意料的不错。这次活动过后，不同领域的同事们相互了解、贴近了许多。
娱乐只是研究院里生活的一部分，工作才是我们的重心。工作，让我更加深入地认识了自己，也并让我有机会回馈当初伸开双臂欢迎我的实验室。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时 ，我们组的经理田江森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参与图像处理和移动设备项目，尽管当时我在这些技术上的经验仍然非常有限。他赋予我重托，让我获得了在这些领域学习和成长的空间。我与当时的实习生蒋伟一起深入到研究和技术当中，克服困难、努力工作，最终我们做出的示范演示，被获选在一年一度的微软技术节上展示。
另一系列令我成长的机会，来自我的直接经理陈刚。我曾对他说，想尝试一下对开发组的领导能力。他非常认真地对待我的请求，并给我足够的信任，让我有机会带领几个项目。从小处入手，带领实习生和新聘员工认真工作，逐步取得一些成功，并最终有机会与我们的创新工程中心总经理迪恩·思劳森以及科学家钱德拉合作，与来自新技术开发部的赵婧女士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与创新搜索相关的研究项目。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仅有机会领导和编程，而且还对研究本身做出了直接贡献。辛勤工作见到了成效：我们的产品得以在微软技术节上进行展示，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专利，并有机会直接向比尔·盖茨展示我们的一个搜索项目。他对此表示赞赏，并希望看到这项技术尽快转移到微软产品中。
到目前为止，我的“东游”旅途仍在进行中，并且我希望将其一直进行下去。这将成为我今后的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一次历练。我的成功要归于所有我周围的人——从我每天在北京街头遇到的当地人，到超级热情、聪颖友好的同事，再到一路走来所结交的朋友，乃至具有表现出高超领导能力以及肯赋予他人信任的经理们，这些人都让我觉得自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大家庭的一部分，并让我可以自豪的地说：中国，我的家。
作者介绍：
马特·斯科特，来自纽约，2004年7月从波士顿大学取得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后，立即成为微软的全职员工。在总部工作期间，他曾效力于Office产品组的Word团队，致力于2007版的发布。他于2006年底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创新工程中心担任研究软件开发工程师，主要围绕着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搜索和移动平台等方面的研发工作。他的工作目标是将技术转化为微软产品，并孵化新项目。他热爱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遗迹，喜欢搜寻当地的特色小吃，而且是越辣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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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之奇迹 郑宇（1）
1997年，在香港回归的那个季节，我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活。跟大多数大学生一样，那时的我并不了解微软公司。微软这两个字传递给我的信息仅停留在世界首富盖茨先生和Windows操作系统而已。
2005年底，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我在微软的宣讲会上遇到了洪小文院长。因此，我有了近距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