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或即将）被推展至全世界。
10月30日下午，研究院举办了一个形式简约但气氛热烈的九周年庆典暨十周年倒计时仪式。创新“魔棒”由前任院长沈向洋博士传到我手里，这意味着我将带领研究院全体员工，共同迈向下一个激动人心的十年。能够与一群“全世界最具创新激情的人”并肩奋斗，共同将我们头脑中模糊的梦想变成清晰的、可以把握的现实，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了。而且我对研究院、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我见证并协助了这个充满朝气的研究机构的成立（1998年），面试了第一批研究员——那时我还在微软美国总部从事“多模式人机界面”（结合语音、触觉、影像等人机界面技术）的研究。
活动结束后，我们飞往珠海参加一个内部会议。会后的24小时里，由珠海至澳门、由澳门到香港、再由香港飞赴台湾，我辗转于两岸四地，沿途之所见闻令我颇有感慨。
24小时的旅程
早在1993年我便到过珠海。时隔十余年，再访这座海滨小城的感觉是奇妙的。依旧是那样美丽、宁谧和洁净，但我知道，珠海不再只是南海边的“城市花园”，而且是控引珠三角、襟带港澳台的“软件业天堂”。在我看来，蓬勃发展的珠海软件业是整个中国软件产业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人均GDP5000美元至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且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不仅如此，在移动通信、个人电脑、互联网等多个市场领域，中国均拥有世界领先的用户规模——凭借着世界领先的人才和市场资源，中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IT和软件业强国。
澳门是我此次行程的第二站。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后面会解释），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近距离观察这个有着迷离和奇幻色彩的城市，但听酒店的服务生介绍，近年来澳门博彩业收入不断增长，甚至已凌驾于“赌城”拉斯维加斯之上。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很显然，这些年来澳门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短暂的休息后，我从澳门搭乘快艇到达香港。眼前是我所熟悉的城市。近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和香港高校之间的合作规模在不断扩大，我和一些同事因而时常到香港出差。和澳门一样，香港以大陆的广袤市场和丰富资源为依托而大获裨益——这颗“东方之珠”不仅连续多年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评选中排名第一，且其与内地的贸易额亦于10年间增长了1倍。十年来，香港经济和科技获得了强劲且持久的动力——我所接触的很多港人都发出这样的感慨。
父辈的宏愿 洪小文（2）
在香港办理了“过境”手续，我终于坐上了飞往台湾的班机——也是24小时旅程的终点站。“这可真是大费周折！”我想，虽然早就亲身体验过所谓“过境”的种种麻烦，但这一次，我的心情却很不一样。
以往我曾多次往返于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但没有哪一次比这次的“24小时之旅”更让我深思——沿途经过的这几个城市可说是各有特点。然而，珠海、澳门和香港虽然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大有分别，但却有着一致的目标和共同的梦想，城市也因此而充满希望。
13亿中国人正不断带给世界以新的震撼；崛起的中国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时刻吸引着全球的资本和人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立两岸四地共同的经济体，应当成为各界努力的方向。
父亲的遗愿
我终于抵达了台湾，带着满怀的无奈与哀戚。
匆匆赶回台北的家，是为了我父亲的葬礼。就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即将进入十周年之际，我接到了噩耗。在被病魔困扰了一年多以后，父亲平静地走完了最后一程。
父亲是宁波人。他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命途多舛，自强不息。由于双亲很早便已辞世，所以五、六岁的时候，他便开始和唯一的姐姐相依为命，艰苦谋生——在那样一个艰难时世，两个孩子稚弱的肩膀上承荷着多么沉重的生存压力，这是局外人所很难想象的。
1949年初的宁波已是个通商口岸。父亲刚刚24岁，但已经有了一艘小帆船。他常常往返于宁波、舟山、奉化间，做些异地小贸易。我听父亲说起过赴台的缘由——有一天，同行告诉他说台湾的物资紧缺，如果能带一些货物过去，就可以赚不少钱。对于父亲这样惯于在幽深莫测、“脾性”诡谲的大海上讨生活的船民来说，尽管以一艘小帆船远赴台湾岛可能要冒生命危险，但与维持生计比起来也就不算什么了。所以父亲便载了一船货物往台湾岛进发——一路上倒也没有出事，直到他架船进入台岛北岸的老梅港才真正迎来了“惊心动魄”的一刻。那时，大陆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据守台湾的国民党军正是精神高度紧张，所以父亲的小帆船一进港便被当作“敌舰”给击沉了，父亲也被扣起来，好在遇到了熟识的同乡才被“担保”出狱。无奈下，父亲只好在台湾定居下来、娶妻生子。此后直到退休前，他一直跟一位来自上海的商人一起做皮鞋生意。
从小到大，在我和兄弟姐妹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沉默而严肃的。他从不多说什么，但他对我们的影响又无处不在——正如老话所说：身教胜于言教。他从来都不贪图非分，不急功近利，而是谨守正道。对我们这些子女，他严格而又慈爱；对朋友，则直谅且施恩不图回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父亲是个很传统、很节俭的人，但小时候他带我们出去玩，总会给我们买几个当时价格颇不菲的苹果，用小刀慢慢地把皮削尽、切块，喂我们几个小家伙吃，他自己只会吃我们剩下的苹果核。
我含着眼泪主持了父亲的葬礼。一切身后事都尽可能如老人家生前之愿办理，只有一条遗愿我和兄弟姐妹们没有“完全”遵从——父亲曾表示，大陆、宁波是他魂牵梦萦的故土，但在台湾，他也度过了58年的时光。他既想叶落归根，又不舍得离开台湾，所以希望我们将来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最初来台时所见的港口——老梅港。
遵照父亲的嘱托，我们将一小部分骨灰撒在老梅港附近的大海里。眼见父亲的骨灰伴汤汤海水翻腾而逝，我不禁想起58年前父亲初到台湾时的情景。老梅港是父亲一生重要的转折点，是他阔别故土、创业“异乡”的一个明证，同时，也是他挥洒青春、容纳沧桑的地方……惟有此地，才能承受得起他那沉甸甸的、对故乡的思念与对台湾的眷恋。
我们将余下来的骨灰供奉在台北海边一座墓园灵骨塔的最高处，从那里可以远眺到老梅港。我想，父亲在天有灵，也会对我们的安排感到欣慰吧！
父亲本人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两度回乡。那时候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还不发达，台胞回乡大抵会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看望睽别多年的亲友。直到去年，我才和太太、女儿一道，陪着父母再回江浙——我们称那次旅行为“三代寻根”。从上海经杭州再到宁波，所见所闻不止让父亲感到欣喜和振奋，也使我眼界大开。长虹卧波，未云何龙——父亲见到了宁波正在修建的、气势恢宏的跨海大桥，见到了有着壮观沙雕的桃花岛奇观，见到了比旧时代“十里洋场”更加妩媚、更加摩登的沪上风景……当时，父亲感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重归故里，没想到大陆这些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父辈的宏愿 洪小文（3）
我知道，他是从心里希望两岸间窄窄的海峡不再成为横亘于每个中国人心底的深深伤口。
11月中旬，暂别了父亲，我回到北京。悲戚犹在，但对于人生，我却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尾声
父亲在宁波出生和长大，在台湾成家和终老。由他的遗愿可以看出，直至去世前，令他魂牵梦萦的都是自己“根系何处”的问题。
我也像个“行者”，总是走在路上——我是在台湾出生的。在建国中学、在台湾大学，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而后我到了美国，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基于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热爱，我终于有机会回到祖国大陆。今天，在北京，我和家人已经定居了四年之久。不过沉静下来，我也感觉到，这种“四海为家”的经历反而能使我做一些“不同”的事——比如，我在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曾长期生活和工作过，这使我对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有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我不仅可以享受各地的美好事物，也许今后，我还可以在促进相关地区的产业合作、交流和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即便不谈远景，我也喜欢和周围的同事一起激荡智慧的那种感觉，不管这些同事来自大陆、香港、台湾，还是世界其他地方。这几年里，因微软“长城计划”的缘故，研究院和大陆的多所高校、香港的中文大学和科技大学以及台湾的台大、清华、交大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事实上，这三所大学与大陆著名的北大、清华、交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连系：抗战结束、台湾光复后，原北大校长傅斯年带领一批教师赴台湾大学任教；而台湾清华和交大也与内地清华、交大有着类似的关联——我们和两岸三地高校伙伴共同建立了十个联合实验室，并将“21世纪的计算”学术大会带到了上述每一个区域——前年的大会在杭州和香港举办，去年则分别由由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台湾的三所大学合办，今年除南京外还在韩国首尔举办。
令我深感骄傲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正在成为联结大中华区乃至全亚洲学术界的一根重要纽带——我们希望打破各种不必要的藩篱，让两岸的经济和学术实现全面的融合与互动。我甚至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当大陆发达的制造业与台湾领先的IT软硬件研究完成优势互补，一个全新的IT创新中心势将震撼全球。
我们期待着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下一个十年，我们期待着两岸四地携手走向经济与科技融合的明天。
作者介绍：
洪小文，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院士。洪小文于1995年加入微软研究院美国总部任高级研究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在2005年正式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洪小文曾担任微软公司自然互动服务部门的架构师。洪小文毕业于台湾大学，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之后继续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深造，先后获得计算机硕士及博士学位。他觉得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分享快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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驽马的自白 邹欣（1）
我是2005年10月份加入MSRA的，在这之前，我在微软的Outlook； Product Studio ； Visual Studio 部门已经工作了8、9个年头。到研究院后，我和其他同事一起从事“技术转化”（Technology Transfer）的工作，同时也进行一些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由于我在产品部门进行一线开发的时间比较长，我在研究院也负责给实习生和员工进行软件开发方面的培训。我把我的一些开发经验写到了《移山之道——VSTS 软件开发指南》这本书里面。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作为求职者参加过一些面试，也面试了不少求职者，我和其他同事合作，把微软编程和技术面试的一些经验写到了《编程之美——微软技术面试心得》这本书里面。
很多人很好奇地问我：“微软工作这么忙，你怎么还有时间写书？”
我想很多人都有“写一点东西”的能力和想法，我以前也写过一些零散的博客，但是从“一点东西”到一本两三百页的书，中间要有一个质变的过程。我写第一本书《移山之道》花了将近三年时间，从2004年秋天开始构思，到2007年初夏完稿，中间经历了产品延期、换工作、举家回国、买房子、装修等等事情。这本书在前面的两年时间里，都是一些断断续续的“一点东西”——初看上去有些意思，仔细分析，则有点像鸡肋。有时忙完了一天的事，半夜三更坐在电脑前看着自己的书稿，乐观的时候，觉得“已经写了一半……”，悲观的时候，觉得“忙了两年多，还有一半都没写，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么？……”
我知道市面上已经有不少关于“软件工程”的书；计算机的大学生们认为“软件工程”是最乏味的课程；你往海淀区五道口上下班的人潮中扔一块砖，十有###能打中一个正在琢磨“我也可以写软件工程的书”的人……说到底，我相信自己能写一些有独特价值的东西，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用轻松活泼的方式，向中国IT行业介绍微软的软件开发工具和方法论，我想还是有道理的；而且我就是这个VSTS 开发团队的成员，我不写，谁能比我更合适写这本书呢？于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写。
微软工作的确比较繁忙，我回到家里还要照顾两个小孩，自己的业余时间不多。听说有牛人可以一边打麻将一边写报纸的社论，我没有这个本事，只好不打麻将，不看电视，少应酬，每天坚持写一些东西，周末有时还跑到公司干活 – 周末在公司会碰到不少的同事，大家互相点点头，就忙各自的事情去了。第一本书的30多万字，都是我用微软拼音输入法一个一个敲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了输入法的一些bug；同时Word 这个软件也崩溃了一两次，让我丢失了好几天的工作。后来我把书稿发给了当时研究院的院长沈向洋博士征求意见，他很快给我回邮件，说 … 这是我看过的最有趣的软件开发的书！并答应给这本书写序言。他还希望能给我以后的每一本书都写序言。 在领导的鼓励下，我最后终于完成了这本书。
第二本书《编程之美》在2008年3月上市之后就卖得不错，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它在计算机类图书销量一直是第一名。2008年6月份，繁体字版也在台湾上市，很快也成为销量第一名。很多读者喜欢这本书，也有些旁观者觉得这本书也不过如此——依仗微软的名声，搜罗一些题目，吸引眼球罢了。不过，这本书的持续畅销还是说明书的内容的确有过人之处，不是昙花一现的炒作。
我想贴一幅图展示《编程之美》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图中的两条按月变化的曲线，一条是我和其他作者交流的email数量；另一条则是我和编辑们就这本书交流的email数量。
谚语说，一幅图胜过一千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千句话来解读这些曲线。《编程之美》从2007年2月构思，到2008年2月完稿，花了1年时间。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曲线在2007年10月左右会有大幅度的下降。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我们写了不少题目，自己觉得该写的都写了，但是题目中很难看出来“美”，大家得喘口气，从“审美疲劳”中恢复出来。另一个原因是，编辑们也看出来书稿的质量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好，有人建议干脆去掉“美”，封面大书“面试秘籍”或“我是如何打入微软的”即可——市面上质量一般的面试书也卖得很好，我们不如乘势也赚一笔算了；我们原定2007年11月份出版，如果这时，大家扛不住，稀里糊涂出了书，或者大家就此散伙，我想这一定不是一件美事。这段时间是项目比较黑暗的时期，后来责任编辑之一也离开了。
驽马的自白 邹欣（2）
后来呢？从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经过10月份的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