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看？”
“想看，只在DVD里看过的，还没看见真人这样干过。你想，波特诺干得那么有趣，我可是不明白的哟。”
“那你帮我。”
“不行，那就不是自慰了。”
“自渎。”
“随便什么吧，今天，现在！”
她把手放在我的裤子上。
“可是，”我说，“波特诺是个臭小子，而我，已经是男人了嘛。况且，还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坐在身边，那样，就像提一瓶矿泉水，步行到哥本哈根要一杯水喝。不行，有心理障碍。到时候落个阳萎的毛病，可不好医啊。”
“那就老老实实喝酒，还有一瓶。”
“什么？”我觉得我整个儿人猛然勃起，“我有心脏病的，心肌炎，右心室主动脉粥样硬化，左心室嘛，风湿性肌纤维颤抖无力缺血综合症。”
我与芳芳最后的爱（4）
“屁话！”她说，“不是一人一瓶，是总共只有一瓶。别绷得像一张弓似的。没人想谋害你。”
“我会吐得一塌糊涂！”
“尽情吐吧，这破地儿，破地板破沙发破床，没一样东西顺眼，吐吧。”
她站起来，迈着舞蹈一样的步子，走进厨房，一会儿，提着一瓶红酒，得意地出来，把它砰地一声放在桌面上。“选择吧，”她说。
非此即彼。她给我的命题。我的大脑像旋转木马一样，把红色的马头转过来——转过去，把兰色的马头转过来——转过去，把黄色、白色和青色的马头转过来——转过去，每个马头的两只耳朵之间，穿着发亮的钢管。没有笑嘻嘻的小孩坐在上面，它们空空地原地打转。我撑起来，拿过瓶启，把螺旋状的钻子旋进去，把向上的两只把手一按，木塞出来了。我把我那瓶未喝完的酒倒入杯中，几乎是满满的一杯，都没法加冰块了。然后用新开的那瓶，替她斟上三分之一杯。你骑在红色的木马上旋了10万公里，你还是在原地踏步，离青色的马屁股永远两米。
她提起斐雯丽的头发，把她扔在另一张单人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我也猛喝一口，把一杯酒枪毙了二分之一。
“嗬嗬，我们的英雄不准备献身，而是要一醉方休了！”
我打了一个嗝，鼻子嗅到了嗝的酸酒臭。“妈的芳芳！”我笑了，这个鬼丫头。
“妈的本本儿！”
“妈的芳芳，想看我的笑话呀！”
“妈的本本儿，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妈的，什么怎么办？”
“妈的，什么什么怎么办？一切。所有。”她开始尖声尖气地说，“朱塞佩。妈妈，他不是朱塞佩，他是尤索林。不，他们都一样。”
我大笑，直到笑得打呕。哦，疯子芳芳，醉鬼芳芳。
“哦，他妈的人就是这样一堆杂碎！中午吃下的蕃茄酱！”她做了一个鬼脸，拿起杯子，一饮而尽。
我把余下的半杯酒分两口干完，说：“我已经把承包的酒干完了，不喝了，脑袋痛得要命。”
“屁话，这酒可是你开的。”她把两个杯子掺上酒，把几块要化了的残冰放进去。“没冰了，将就吧，乖乖。”
有时候，女生就像百分之百的口香糖，嚼嚼不错，但黏在手指上，却有百分之一万的麻烦。我站起来上卫生间，打开灯，洗脸池上的镜面映出一个满脸通红的家伙，我几乎不认识他。我把尿撒进便池内，大尿，撒了足足三十几秒，一股酒臊气。忙冲干净，免得芳芳撒尿时闻到，暴露肚皮里面的难看的个人档案。我用冷水洗了洗脸，觉得反胃，就蹲在便池旁，呕了几下，吐了两泡酸口水。我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伸进嘴里，压住舌面，往里抠，又呕了几下，吐出一些口水。没见红酒。吐不出来。我洗了手，用漱口杯打水漱了嘴，深呼吸三次，走了出去。没忘关灯。
“吐了？”她问。
“没啦，吐不出来，”我一面说，一面把身子放倒在长沙发上。“你还真能喝，平时喝一点，不显山不露水。狡滑啊。”
“这叫城府嘛。像玻璃人，一眼看穿了，你还有兴趣？我也头昏得厉害，不断地翻跟斗。但我没太多的胃肠反应。本事。”
我让她帮我点燃一根烟，她把烟嘴上糊得尽是口水，噙在嘴唇上湿漉漉不舒服。“嘿，你这是点烟吗？你是在吃烟呢，就像从你嘴里吐出来的，口水兮兮。”她笑了，到厨房去拿了两支蜡烛，续着烧。我望着火苗，感觉好像是在原野望着远处的篝火，而一些忧郁的人们赤身露体围绕着火疯狂地旋转，像一阵无形的风。平克·弗洛伊德的音乐正在火光上孤寂地漂浮时猛然结束，在一阵休止符后，鲍勃·迪伦近四十年前的粗砺的嗓音响了起来。芳芳转过身来，看着我，随着节奏扭着屁股，又用右手端起杯子，一边喝一边扭。
“这感觉如何？这感觉如何？独自一人感觉如何？……”她跟着老迪伦吼。
“独自一个人是一个傻B，两个人是两个傻B。”我告诉她。
她开始疯笑，格格格，把杯子放在茶几上。然后走过来，俯身看着我，仿佛一头非洲母狮看她的猎物。她开始解我衬衫的纽扣，从上面那颗解起，把衬衫下摆从裤子里扯出来，解开。她跪在沙发旁，我们彼此亲吻，抚摸，像原野上两头眼神温驯、皮毛发亮的动物。
“在老迪伦音乐的伴奏下干事儿，太委屈他了吧。”我说。
“委屈什么？六十年代的象征就是听摇滚和群居乱交。”她说。
“我们可不是。”我申辨。
“谁说我们是哪？”她说，“来吧，在你飞走之前，把你吸干。”
她起身，把衣服裤子脱得干干净净，我也躺在沙发上，抬起屁股，把裤子蹬在地下。温暖的烛光照着我们的肉体，就像八月的阳光照着剥开皮的成熟的玉米，光滑洁白又饱满多汁。
一切都像风吹过树林发出的动人心魄的哗哗声，那么自然和流畅。真的，无论如何，青春的肉体和两情相悦，使性显得干净而率真。我们享受着对方，也享受着自己，沉浸在柔若无骨的发烫的深水里，血液仿佛被煮得滚开了一样。就这样，我们像波浪一样拍击着，然后溶化成无形之物。最后，似乎时间停顿了一下，出现一个空白的沟壑，我们紧紧抱在一起。
我与芳芳最后的爱（5）
那晚，我们做了三次爱。肉体的味道和酒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使室内的空气放纵而刺激，几乎从无色变成了肉红色。当我们昏沉沉睡去时，鲍勃·迪伦的歌声还在不知疲倦的轻唱。
还是回到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节吧，从中断的那儿开始谈起。
我们坐在一起喝我的威士忌。
“本本儿，”芳芳又在过我的名字瘾，“你也说说我，觉得我是哪类人呢？”
我喝一口冰酒，说：“那就直说了啊。你似乎太敏感，好像你的神经是暴露在外的。经常失眠吧，世俗关系也处得不太好。同现实格格不入？”
她说：“多少有一点儿吧，不太喜欢太现实的东西。”
“外语系出身？”我问。她用双手握住高脚杯，像冬天握一个取暖器一样，右手食指还抚摸着光洁的杯面。我突然有一种冲动，被她的手抚弄，一定是很舒服的事吧，躺着，像一只猫一样，拱着背。
“哦，怎么知道？”
“熟知英美作品，还能听懂一团麻似的阿姆的歌词，这不是一般大学英语能解决的呀。”
她说：“喜欢美国六十年代文化倒是真的。那我猜猜你吧，中文系？”
我吹一口气，说：“见我看看文学书就往中文系上靠。我可是学经济管理的呀，经济学院的，留学生。”
她摇了摇头，说：“看不出来，看不出来。CEO大人，留学是看上了低年级哪个小妹妹吧。”
“哪里！”我喝了一口酒，“不太与同学来往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就是考不及格。不想学、不想背。一看见教科书，就看见漫天飞舞的流沙黄尘，连海洋都变成了沙漠。毕业证，对我可是海市蜃楼啊。”
“怎么办？老干部不可能长久当的。”她说。
“不知道，已经休学一年，再接着休，看院方能否通融。学了也没什么意思，成天惦记着人民币和打卡机。”
是啊，我可不愿像西利托的小说中所说的，成为“暴眼鼓肚”，再娶一个“暴眼鼓肚”的老婆，过“暴眼鼓肚”的主流生活。如果把《猜火车》的开头那絮絮叨叨的诅咒稍稍换一下，我们的目标无非是大房子（连体别墅）、广本雅阁、东芝背投、柏丽音响、大号码的白色家电、几件宜家、年薪、银行卡、医保养老保、欺骗、背叛、绿帽子、白领老婆、粉领情人、黑领婊子、以及……
“在想什么啊，想得笑嘻嘻的？”她问。
“你是白领吧？没错？”
“是，算是吧。”
“我刚才在置换《猜火车》的独白，准备娶一个白领老婆啊。”
“好啊！”她跳了一下，眼睛瞪得大大的，“我怎么样，还行吧。我也正想再嫁一个人呢。我看你不错，再嫁给你算了。至于我的丈夫吧，干脆蹬掉，离婚！我性欲很旺盛的，不必担心你老婆是个性冷淡。考虑一下？”
“什么？真想嫁给我？”轮到我跳了一下，好像所有的麻烦都溶解在苏格兰威士忌中吞下了肚子。“可是……当然，也不是不可以。”
她格格笑起来，眼睛眯缝着，涨潮一样，泪水都几乎乐了出来。“别担心，开个玩笑！瞧把你急的，好像我没人要似的。我还不想嫁你呢。正经工作都没一份！再说，我丈夫也不会答应的。”
我有些不好意思，端起杯子喝了一口，“不是那个意思，真的。只是婚嫁是个很突然的词，就像你散步猛一下撞到了猛犸象。”
“学经济的，少用点儿比喻，那种修辞方法不是你那个行当的工具。”
卡朋特似乎已翻来覆去唱完第二遍了，她也该休息一下。“换一张，想听什么？”我问。
“无所谓，”她摇晃着身子，“只要不是谋杀你耳朵的就行了。甲壳虫和猫王也不听，都腻了，从读大学就往耳朵里塞，占满了内存，总得删点空间出来玩儿别的吧。”
“老黑人的爵士，行吗？”我站起来。
“阿姆斯特朗？”她停止摇晃，抬头看着我的鼻子尖，“可以啊，听听他那颤动的嗓子，像大提琴弦的震动。”
我到吧台那儿，拿出卡朋特的，在装CD的抽屉里翻出阿姆斯特朗。音乐也好，文学也好，和电器手机毕竟不一样，并非新的就是好的。从某个角度讲，旧的才是好的，因为不好的已经被岁月无情地抛弃了。
“下午老这样，守寡。”她问。
我叹口气，说：“是啊，反正就一两桌。全靠晚上。”
“就这么混下去，懒洋洋的下午酒。”
“那倒不是。告诉你也无妨，我打算在拉萨开间酒吧。如果说有理想，这就是吧。”
“拉萨？那么高！”她似乎有些吃惊，眼睛一眨一眨的，宛如东非狐猴。
“不是人人都想进天堂吗？占据个高端位置，离天堂近一些，抢椅子也有了个先手嘛。”
“那这么说起来，我还是去地狱买门票算啦。”
“从何说起？”
“你不知道，”她摇了摇头，“别人上金顶看云海，我却躺在床上数心跳，别人在九寨沟忙着拍照，我却赖在观光车里掐太阳穴。人往高处走，我往低处流，肉体无奈。”
“肉体无奈，”我重复着这句话，“精彩，精彩。你干脆当作家去得了。”
“还当作家呢，连拉萨这类时髦的事情都不能去赶赶。”
我与芳芳最后的爱（6）
“时髦？我可不是去当观光客，然后一回来，对全世界的小麦喊：我去过拉萨啦。”
“我就只是想赶赶时髦，浅薄吧。”
我笑笑，不想跟她争执。我用右手指指耳朵，说：“听，老黑人的小号吹得像雕塑，他喉咙就在你眼前三公分抖动，喉结一骨碌一骨碌的。”
“看见啦，”她懒洋洋说，“喉结尖尖的，苍白。”
那可不是老黑人的，是我的。我干咳两声，下意识用左手托住下巴，遮住那个尖尖的、苍白的东西。
她嘲弄地笑起来，嘴角向下拉。“紧张什么嘛，没人对那儿感兴趣的。对了，你开酒吧的钱筹齐了吗？”
“这不正在努力。”
“这么点工资恐怕还不够你自个儿开销吧。”
“我可是学生啊，家里得寄生活费给我呢。你想，我一个独子，父母虽不是什么官儿款儿，却也是吃皇粮，没其它负担的。”
“嗬，没想到你还是双薪，怪不得悠哉游哉。”
“不过嘛，”我用右手的手指轻敲着桌面，“好像还差很多呢。好在我只想弄个小小的，实在不行与别人合开也可以。”
“为什么不能在本地开。”
“说不清楚。是不是喜欢空气稀薄的地方？喜欢冰雪？但没想过到东北开呐。”
“边缘化的时空？”
我想了一想，点了点头。“哼，有道理。我说你该去当作家吧！”
我坐的方向面朝着门，门被推开了。一男一女手牵手走了进来，都穿着牛仔裤、体恤和运动鞋，头发染成浅栗色，两蓬秋风枯草。我急忙走过去，招呼雌雄二草。他们找到一个角落坐下，要两杯速溶咖啡。我到吧台去拿杯子，撕开包装袋，倒开水，在瓷盘上放6块方糖。然后我用一个黑色的塑料托盘，把它们送到桌子上，点点头，笑一笑，“请慢用。”
我倒了两杯水，又到芳芳那儿坐下，把一杯推给她。“白水，免费。”
她瞟了瞟枯草，说：“总算有了点人气。再坐几分钟，也该走啦。你不能离开？”
“肯定不能。八点以前就我一个人应付。”
“还说请你吃火锅的。”
“那当然是好事，”我说，“就当你的邀请是期货了？”
“行啊。”
这时，两蓬枯草碰在一起，旁若无人地亲嘴，咂吧有声。
“唉，他们真懂生活，”芳芳感叹，“饭前口腔清洗。”
“有时候，还有男女坐在角落里脱衣解带的，”我说，“有一晚，都他妈凌晨一点过了，还有人坐着不走。列侬唱N遍了，我也懒得管。我打着呵欠去送啤酒，看见两人衣扣都松了，正紧紧抱在一起。那女的把头抬起，还白我一眼，害得我差点去厕所自渎。”
“你们男生不是爱说看得着、搞不着，心头如刀割吗！住在学生宿舍，也没法解决问题啊。到这儿来，虽说不能真刀真枪地干，却总可以耍完一个套路。”
“肉体无奈。”
“的确无奈啊，无奈得很咧！”
她叹一口气，低头打开皮包，拿出钱夹子。“多少钱？”
“30元。”
我到吧台把钱锁进抽屉，在本子上记下帐目。
她已站起来，肩上挎着包，右手提着香蕉。
“嗨，”她说，“忘了让你吃香蕉了。拿点儿去？”
我摆摆手，说：“不要了，我不喜欢吃这玩艺儿，软扒扒的，怎么，你喜欢吃？那么多，吃不完很快会坏的。”
“我可是香蕉鱼啊，”她说，“一顿要吃七十八根。”
我读过《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笑了，说：“吃得圆滚滚出不了洞，是有生命危险的呢。”
她把香蕉放在地板上，凑过来，身体离我只有10公分。她的眼睛盯着我，就像黑色的漩涡，要把我拉进她深深的未知的冰海深处。我使劲抬头，把双眼挣脱她的吸引，俯视她麦田一样的头顶。
“你说，”她眼神恍惚地问，“西摩干吗用手枪打自己的脑袋，他真的是顿悟了人生吗？”
我耸耸肩，说：“没什么，他只不过是不想活了。活腻了。就这样。”
她淡淡地笑笑，说：“他妈的！”
我一愣，随即反应过来，那是霍尔顿的口头禅。
“他妈的！”我高兴地说，并伸出手掌。
她击打了一下，就像我们已成为某个秘密社团的人一样。然后她拎起香蕉，走了。
“他妈的！”我倚靠在吧台上喃喃自语。
第一次到拉萨（1）
八郎学、梅子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