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长江流域，至是均入于革命政府管辖之下了。
二
当我江左军于3月初旬进驻安庆时，我遂率总指挥部自武汉乘轮东下，于3月18日抵安庆。此时革命军捷报频传，革命势力如日中天，而党政军内部的斗争，也随之表面化了。
先是，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于3月10日在汉口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谭延辏沃飨鱿形踩恕４巳腥崾迪狄徊徽鄄豢鄣姆唇嵋椋惶卦吹姆唇肿尤缧烨染屑ち业姆唇菟担菔股偈懦铺唤奈潞团扇缣费雨＇等，此时都一反常态，在会议席上诋毁蒋氏不遗余力。三中全会随即通过一系列的议案，如“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统一财政及外交案”等，要旨均在抑制蒋总司令，削减其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力，使其变成一单纯的受党领导的军事领袖。
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的议案，实无可厚非。当时蒋氏身兼中央各要职，培植私人势力，军事*的趋势已极明显。北伐胜利进行中，总司令部兼理克复地区民、财两政，权力也实在太大，亟须抑制。
三中全会同时议决，党政中央俱行改组。3月11日全会选出国府委员二十八人，军事委员会委员十六人，我均当选为其中的一员。3月19日，即我到达安庆的翌日，武汉国民政府突派郭沫若、朱克靖二人前来看我，并携来委任状与大印一颗，特派我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郭氏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朱氏则系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一知名的共产党。朱氏稍谈即去，郭氏因系老友，晤谈甚久。
郭氏把委任状和黄布包着的一颗大印，放在我桌上，要我接受中央委任为安徽省省主席。我说：“我是个统兵的人，政治非我所长，实在不能兼顾安徽省政，希代转请中央另简贤能充任。”
郭氏可能误会我不满意武汉的作风而故意推辞，所以喋喋纠缠不休。我一再解释说：“我在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之时，
哪有工夫来处理省政呢？”郭说：“你可择一人暂时代拆代行！”我说：“这样挂名不做事，岂不是儿戏政事？再者，本党中央人才济济，又岂非我莫属呢？”
郭氏还是喋喋不已，无论如何要我把委任状和大印收下。他是下午2时来看我的，一直谈到傍晚，我便留他晚餐，并以白兰地酒飨客。郭氏既健谈，又善饮，两人且谈且饮。郭君还和我猜拳，他的技术比我高明，酒量也比我大。平均起来，他饮一杯，我要喝下四五杯之多，把我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客室的沙发上，便熟睡了。等我醒来，已是第二日清晨。我忙问左右：“郭副主任哪里去了？”副官们说：“你醉了之后，睡在沙发上，他再三推你不醒，便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回武汉去了。”
就在郭氏离去第二天，蒋总司令忽自九江乘军舰到安庆，并亲来江左军总指挥部找我。
蒋氏已听到郭沫若携来委任状和大印，为我所谢却的故事。蒋笑着说：“你不高兴他们的作风，不接受武汉政府的委任，我现在来委你做安徽省省主席吧！”说着，他便从衣袋里取出一纸已经写好的“手令”，特派我为安徽省主席。我也同样谢绝他的委派说：“不是不愿就，是做不了，做不好……论统兵作战，我尚有几分经验。论地方行政，则我既无经验，也无兴趣，更没工夫，如何能做省主席呢？你不是要我带兵到前线打仗吗？”
蒋说：“做安徽省主席你最适当，你最适当。你现在不能分身，可以随便找一个人暂时代理！”
我说：“你看我能找什么人呢？我总指挥部里的人已嫌不够用。再者，我也不希望只挂个名，让别人去代拆代行，因为我还是要负责任的。”
但是，蒋无论如何非要我做不可，而我则无论如何不肯接受。僵持到最后，蒋说：“你看什么人最好呢？”他要我推荐一人来做。我想了一想便说：“如果总司令夹袋中无适当的人选，倒不如暂时委派陈调元做。他原是安徽省省长起义来归，省政府的班底还在，他做起来实是轻而易举。”蒋也点头称是。这样，就把这个政治礼物送到陈氏的身上。果然，后来陈调元竟以我一言的推毂，当了三年安徽省主席。
清党与宁汉分裂（1）
一
蒋总司令在离开安庆东下时曾告诉我说，他现在是直下上海，希望我将部队暂交夏、胡二指挥全权指挥，自己也往上海一行。在蒋去后约三四日，我便电令夏、胡二人各率所部沿长江北岸向东推进，我自己则乘轮东下，于3月27日抵南京。
我在南京，已深知共产党为心腹大患。因南京此时由第六军和第一军的一部驻守，一、六两军都为共产党所渗透，军心很为动摇，第六军党代表林祖涵系知名的共产党首领。当第六军入驻南京时，一部分士兵曾袭击南京外侨，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住宅。英领事受伤，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和震旦大学美籍预科校长都被杀，因而惹起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死伤无辜平民甚众，是为“南京事件”。
此一事件，显系有人故意制造。因我军席卷东南后，军威极盛，东南又是富庶之区，入我治下，简直是如虎添翼。唯此时国共裂痕已日益明显，清党空气正在酝酿之中，别有用心之人为先发制人计，乃阴谋借刀杀人，在东南地区挑起外衅，拟利用外人与我军为难，而彼辈则坐收渔利，因而制造此一“南京事件”。
［附注］当北伐军迫近上海、南京时，帝国主义积极部署兵力，声言全力“保护”上海，加紧了干涉和*中国革命的步伐。当时纠集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达两万三千多人，纠集在上海、南京一带江中的各国军舰达九十多艘。1927年3月24日，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和作战的第六军和第二军，攻占了南京。反动军队逃离南京时，南京城内发生抢劫。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联合起来炮轰南京城，造成死伤中国军民两千多人的巨大血案。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南京事件”。（据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编者注
所幸外国人的情报甚为灵通，判断也颇正确，“南京事件”发生时，一向号称蛮横的日本海军竟奉命不许开炮。当时驻下关江面的日本海军指挥官于驶抵上海后自裁殒命，遗书说，他奉命不许开炮，致海军护侨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云云。足见日本人深知此一事件的内幕，故没有被他人所利用。英、美军舰开炮后，并曾向我方抗议，然旋亦不了了之，似均已探悉个中隐密，未坠他人术中。
我在南京稍留，便改乘沪宁车于3月28日抵上海。时白崇禧正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驻节龙华。我到上海时，发现上海情形极为严重，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千余人，终日*示威，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我抵沪后，即乘车往龙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适值驻军因小事与工会龃龉，工会聚众万人，往龙华要求白崇禧解释。满街全是工人，途为之塞，我只得下车步行，自人丛中蛇行挤至总指挥部。所幸我们均未佩领章，无人认识，故未遭阻碍。
白氏和我相见虽甚欢愉，然面对上海一团糟的情形，也殊感沮丧，白氏告我，此时不特上海工人行动越轨，就是第一军也已不稳。共产党正在暗中积极活动，显然有一举取国民党而代之的野心。此种发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
嗣后，我便往见蒋总司令。蒋氏住于一较为僻静的所在，戒备森严。和我见面时面色沮丧，声音嘶哑，他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清党与宁汉分裂（2）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干，责任就能了吗？”
“我怎么能干下去，你看……”他说着便把抽屉打开，取出一张何应钦的辞职电报给我看，说：“何应钦也辞职了，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你看我怎么能干得下去？”
其后，我问白崇禧：“总司令的声音为什么这样沙哑？”
白说：“说话说得太多了。”原来第一军此时驻在沪杭、沪宁路上，各师的各级干部均已自由行动，不听约束。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俱有“左倾”迹象。驻南京的第二师师长刘峙为一笃实忠厚的人，而武汉和南京、上海一带的“左倾”分子则抨击刘氏为“西山会议派”人物，故其中下级军官，均已动摇。各师黄埔毕业的军官都纷纷自由行动，成群结队到上海来向“校长”质询。质询的主要内容便是蒋校长昔日在黄埔曾一再强调“服从第三国际领导”，“*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如今国共关系恶化了，这批学生感觉到彷徨，所以纷纷来上海向校长要求解释。蒋为此事终日舌敝唇焦地剖白、责骂、劝慰，无片刻宁暇，卒至声音喑哑，面色苍白。
这时我也见到留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吴敬恒、张人杰、钮永建、蔡元培、古应芬、李煜瀛、王伯群等。大家相对欷殻В治薏摺６浜悍矫嬖蚧疃伤巫游睦椿ψ芾斫阋淮牟普退笆眨慌晒衾椿ψ橹苷尾浚贫械澄窆ぷ鳌９膊沉煨涑露佬恪⒅芏骼础⑼羰倩染谏虾Ｆ捣被疃Ｉ虾９せ崞嫜欤淹耆牙肓斯竦车恼莆铡�
蒋总司令在绝望之余，一再问我：“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下去。”
蒋说：“现在如何能谈清党呢？我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
我说：“那只有一步一步地来。我看先把我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第二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便把第二师调至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等军事部署就绪； 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
蒋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你先把第七军调到南京再说。”我们议毕，我遂立电夏、胡二师长（夏、胡二人此时已改为师长），即将第七军主力自芜湖向南京前进，作初期清党的部署。此时蒋总司令只是一意倾听我和白崇禧的策划，自己未说出任何主张来。这可能是他的确感到束手无策，所以对我们言听计从；也可能是他故布疑阵，以试探我李、白二人对武汉和清党的态度。因为事实上，他自己也已在部署清党，并已急电黄绍竑、李济深二人速来上海，共筹对策。李、黄二人果然应召于4月2日联袂到沪。他二人既来，我们对清党的筹划便更具信心了。
二
正当我们对清党作积极部署之时，4月2日沪上各界忽然哄传汪主席已于昨日秘密抵沪。我们乍闻之下，俱高兴之至。因为我们虽然在作清党准备，然究竟认为是事非得已，北伐尚未全部完成，革命阵营内同室操戈，终非上策。再者，武汉方面主持人仍系本党同志，共产党究属有限。如本党能团结更新，共产党实非大患。而今日声望能力，可使本党恢复团结的，实舍汪莫属。所以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他回来领导，以为他一旦归来，党内祸患便可消灭于无形。
清党与宁汉分裂（3）
当时不但我们如此，即使蒋总司令也口口声声说希望汪主席重行领导全党奋斗革命。蒋氏此言是否由衷，其言行表里是否一致，他人固不可知，但是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
探得汪氏住处之后，我和白崇禧等一行遂兴高采烈地去拜访他。汪氏的言谈风采，在梧州时给我的第一次印象太好了，那时我对他简直崇拜到五体投地，此时也认为他一旦恢复领导，则党内纠纷立刻便会烟消云散。
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我一听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觉到糟了，党内势将从此多事。汪是此时唯一可以弥缝党中裂痕的人，现在他不但不想弥缝，反而促其扩大，则本党的分裂不可避免。我当时便对汪解释说：“有谁主张残害农工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辞总是闪闪烁烁，充满了疑虑。
嗣后，留沪中央执监委，暨驻沪军政负责首领曾和汪氏开会两次，出席者计有：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钮永建、汪兆铭、蒋中正、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济深、黄绍竑等和我。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是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4月5日，当我们仍在继续开会的时候，报上忽然登出“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该宣言指出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云云。“联合宣言”一出，与会人士为之大哗。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氏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吧？！”说得汪氏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当晚汪氏遂秘密乘船到汉口去了。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
后来我见到蒋总司令，便问他说，汪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赴汉口。蒋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蒋氏此话，颇能得到我们的同情。
其实，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领袖，如胡汉民、许崇智等，迨胡、许既去，汪、蒋二人又复勾心斗角。“中山舰事变”之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拋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