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叶琪看出真相,知我军已发动西征,不觉勃然大怒,说不应该瞒着他。他并根据中国“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要求立刻回武汉。我们也不强留,遂送他到下关,搭外国轮船上驶,回部队指挥堵截我军。我也于同日乘轮西上,指挥部队出击。彼此握手言别,明知即将在战场上拔刀相见,所以江下送别,也颇富浪漫滑稽的意味。
我军三、四两路沿大江两岸齐头并进,海军则溯江而上,所向势如破竹。唐军士气沮丧,不堪一击。10月25日我军克安庆,敌军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狼狈西窜,敌十九军则被我俘缴殆尽。我乃于10月26日乘舰到安庆,指挥追击。
这时据报,敌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已退据广济、虎穴之线。武汉唐军也逐渐向东线增加,似有在鄂东地区与我军一决雌雄的模样。
我到安庆后,即拟定第二期进攻武汉计划。决定以第三路的第十九、第七、第四十四等军,分途自太湖、潜山、安庆、舒城、望江等据点向西追击。第四路则自秋浦、东流一带乘轮往九江,自赣北向湘赣边境截断武长路,再北上攻武昌。
第二期攻势于11月初旬发动。我军攻击前进,敌军则节节后退。在广济附近,敌曾一度强烈抵抗,但旋即溃败。11月8日我再破敌于蕲春,9日进抵兰溪附近时,敌军第三十六军曾作困兽之斗,抵抗极烈,与我军相持一昼夜,卒被击破。我军俘获敌军官兵数千人,枪三千余枝。我方第十九军也死伤八百余人,为西征中的第一恶战。这时,长江南岸我军也节节推进,未遭强烈抵抗。
蕲春、兰溪激战后,敌军向西逃窜,已溃不成军,再无抵抗能力,且冯玉祥也派所部方振武、樊钟秀、吴新田向鄂北挺进。唐生智见士无斗志,武汉已成四面楚歌之势,乃在汉口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议,商讨善后方针,渠表示决心下野,基本部队则退守湘境,徐图再举。遂于11月11日通电去职,并以巨金收买日本军舰,东驶出国;所部分水陆向岳州撤退。唐氏此一措置,不失为明智之举,地方幸免糜烂。我海军乃于11月14日进泊武汉。我第三路的第七、第十九两军也于15日先后到达汉口;旋第四路的第四十四军则进克武昌,第六军也克咸宁,第十三军克通山、崇阳,均停下来待命。
唐生智、张发奎之异动(3)
我军此次向鄂进兵之速,第十九军胡宗铎部实功不可没。胡部多鄂人,久戍思归,故作战格外勇猛。据说,唐生智在下野前,曾拟调其精锐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死守汉口外围,以掩护大军撤退。唯张师长见大势已去,死守无益,故反劝唐氏迅速撤退为愈,唐颇为不怿。后竟将张氏在其私宅勒毙以泄愤。此举充分表现出唐生智性格的毒辣。嗣后,据目击此事的唐部军长李品仙、师长廖磊等告诉我,其故事的惨毒,实令人咋舌。
原来唐生智在决定下野时,曾数度召集各军长、师长在其私宅召开会议。最后一次会毕,各将领正纷纷下楼,唐氏忽对张国威说:“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张氏遂遵命留下。到其他将领均已走出大门不远时,唐又告诉张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张遂一人单独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忽率士兵数人,拿了一根麻绳,自张氏身边出现。不由分说,便将绳子向张国威颈上一套。张氏知情不妙,乃大力挣扎,然终被按倒地上。张氏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呀……”这时,李品仙等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头探视,只见张师长已被勒毙地上,惨不忍睹。李品仙等后来和我谈及此事,犹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唐生智通电去职时,我正自安庆乘舰西上。在马当附近,见日舰两艘疾驶而下,初不知唐生智即在其中。我于11月中旬抵达武汉。时唐氏旧部均已退入湖南,李品仙部第八军暨叶琪部第十八军布防汨罗江,守长沙。何键、刘兴的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则守岳州,与我军相持。适此时宁沪方面,中央领袖人物汪兆铭、蒋中正、胡汉民等,均在上海集议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解决党内纠纷。同时何应钦在津浦路上,与直鲁军鏖战亦烈,南京军委会亟须有人坐镇,主持各项要务。再者,广州方面于11月17日忽又发生张发奎的叛变,事态正逐日扩大,全国哗然。因此,我遂和程潜计议,委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监视湘境内唐军残部的行动,一面派员入湘,劝唐部归顺中央。西征军事至此遂暂告一段落。11月下旬我和程潜、白崇禧乃联袂返宁,听候中央计划解决张发奎的叛变。
二
1927年11月17日张发奎部在广州的叛乱(嗣后又引起12月11日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可能系汪兆铭、张发奎二人经过长期缜密计划而后发动的。
当唐生智7月间发动“东征”时,张发奎实已面从心违,汪兆铭也深知唐生智终非囊中物,不可久恃。汪、张二人似已有秘密计划,转返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卷土重来。适贺龙、叶挺、朱德三人各率所部于8月1日在南昌“叛变”,张发奎遂在九江以追剿“叛军”为名,全军南撤。唯贺、叶等军于8月8日抵达赣南抚州,有进入粤东模样时,张发奎便停止追击,并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径向广州前进。会贺、叶南下,潮、梅吃紧,广州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乃派前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迎张于途,嘱其向东江尾追贺、叶,与两广部队夹击*。张发奎坚不从命。李济深不得已,乃檄调驻广西的第十五军(原七军留守部队改编)兼程赶往粤东,与第八路军的陈济棠等会剿*。在李济深、黄绍竑二人亲自指挥之下,数度血战,卒将*消灭,贺、叶自汕头乘苏舰秘密出国。朱德则率残部回到江西边地,为范石生所收编,粤东始平。
唐生智、张发奎之异动(4)
谁知正值李、黄会剿*胜利时,张发奎、黄琪翔等部率其第二方面军数万人,乘间于9月下旬进入广州,加以盘踞,并散发充满火药气味的“回粤宣言”,公开攻讦南京国民政府,并扬言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一时不满意南京中央的党人,如陈公博等,均纷纷南下入粤。汪兆铭也于10月29日自上海返抵广州。
先是,汪兆铭既已赞成组织特别委员会,其后又反悔食言,于9月21日自南京到汉口,策动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员会。汪到了汉口,见唐生智别有怀抱,而南京中央政府已决定讨唐,且张发奎也已进入广州,汪氏乃于10月24日自武汉抵沪。翌日便搭轮南下,于10月29日抵广州,与张发奎合流。汪氏抵穗之日,即在葵园官邸召集南下中央委员陈公博、何香凝等开会,谋在广州设立中央执监委员会,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
此时南京中央政府谭延辏А⑺锟频龋诺缤羰希移淇巳绽茨偌闹腥幔饩龅衬谖侍猓羰纤堋R蛲裟鞘闭诩苹晕淞ν骋涣焦悖魑巫时尽H挥骋涣焦悖蚴紫刃氩罴蒙睢⒒粕芨f二人。唯李济深德望素著,张发奎、黄琪翔等中上级干部,均其多年部曲,颇难遽下毒手加以剪除。汪、张二人乃决定先用权术,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并将黄绍竑骗来广州,加以逮捕、枪杀。李、黄二人一除,则以汪兆铭、张发奎的资望与历史相号召,两广可传檄而定。有两广作基础,前途便大有可为了。这个如意算盘,也可谓极阴险毒辣的能事了。
汪、张计划既定,适蒋中正于11月10日自日本返国到沪,来电请汪北上,会商党事。(当“特委会”成立之初,汪氏自汉东下时,曾电蒋求一晤,为蒋所峻拒;今蒋氏自日返国,反而移樽就教。其前倨后恭、曲折奥妙的手腕,实一言难尽)会南京方面谭、孙等再度致电汪氏,主张在沪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委会”各问题。
这两项邀请,对汪来说可谓适逢其会。汪氏乃于11月初旬电邀黄绍竑自南宁来广州一晤,并与李济深商谈一同赴沪,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李、黄二人固不知汪氏笑里藏刀,其后别有文章在也。黄绍竑遂于11月15日中午自南宁应召抵穗。当即往葵园谒汪,适汪与李济深正整装待发,彼此匆匆略谈数语,汪、李便联袂乘轮去沪。
黄尚拟于翌日与张发奎聚晤,孰知夜11时半,黄的老友广东财政厅厅长冯祝万匆匆亲来黄氏寓所告密,谓夜半将有兵变,嘱黄速避。绍竑得报,连夜化装潜出寓所。未几,全市即枪声大作,街头巷尾贴满“打倒黄绍竑,实现汪主席救党主张”一类的标语。李济深的公馆也于同时被缴械劫掠。叛军包围黄氏寓所及其他军政机关,搜捕黄绍竑甚急。黄氏乃潜上一粤港轮船,终于逃出广州。
张发奎在广州叛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大哗。李济深在上海至是始知受骗,乃呈请中央剿办张发奎、黄琪翔,并痛斥汪兆铭。而张、黄二人乃一不做二不休,竟将其第二方面军的精锐溯西江入桂,拟一举戡平广西,实现其统一两广的计划。黄绍竑此时已潜行返桂,指挥第十五军集中梧州,筹谋抵抗。双方虽尚未短兵相接,唯剑拔弩张,大战迫在眉睫。
孰知正当第四军悉数西调,广州空虚之时,前第四军将领共产党人叶挺偕著名共产党首领张太雷、彭湃等潜返广州,利用原赤色工会作基础,联合第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利用苏联领事馆的掩护与接济,串联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叛变”(此两团干部多系共产党员),改称“红军”,以叶挺为总司令,于12月11日实行全市大“暴动”。
张发奎匆忙潜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返穗。张、黄二人以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狼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广州“暴动”后,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逭,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李济深因被骗离粤,积愤尤多,乃急电在东江的陈济棠、徐景唐、钱大钧等,和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鼐部、在桂的第十五军,分路向广州出击。张发奎、黄琪翔知众怒难犯,大势已去,均通电离职。由朱晖日继任第四军军长,率部离穗,向东北方面撤退,与粤、桂进剿各军大战于五华、岐岭等地。战斗的惨烈,为北伐诸役中所鲜有,双方共死伤万余人。第四军勇将许志锐战死,黄镇球受伤。昔为比肩作战、同生共死的袍泽,此次竟自相砍杀,一至于此,言之实堪痛心。
汪兆铭此时自知不能见谅于党内同志,乃于张、黄叛变时,竭力鼓吹,促使蒋中正复职。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握党权。到了广州“暴动”之后,汪氏受各方攻击愈烈,乃一意拥蒋以自救。唯全党上下攻击汪氏,并不因此稍懈。汪氏自知无地容身,乃于12月15日宣言引退出国,旋即离沪赴法。汪氏一去,党争顿失一巨擘,大局乃急转直下,呈现一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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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枢,绥靖两湖(1)
一
汪兆铭的再度下野,虽为促成蒋中正复职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蒋氏这次访日归来,传闻携有日本政府秘密借款,资本雄厚,复职实系必然趋势,毋待汪的下野而后定的。
据说,蒋先生在日住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利用头山氏在日本军政两界中的潜势力,以游说日本朝野。嗣后复因头山满介绍,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都有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坚决*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及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日后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
唯蒋氏的手腕也很灵活,渠出让“满洲”权益,系以“统一中国”为先决条件。嗣后直至“九一八”事变时止,中国迄未“统一”,故蒋氏有所借口,不履行其个人诺言。而日本官方也因此密约系由少数个人所签订,未便予以公布。蒋氏既自食其言,日本政府也“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到“九一八”前夕,日本少壮军人积愤已深,蒋氏如再推宕,少数不更事的军人可能公布此蒋日密件。日内阁为检讨对华全盘政策,曾召集所谓“东方会议”以胁蒋。蒋不得已,乃允日人派代表来南京秘商,唯事先声言,渠所持的文件已在上海遗失,嘱日方将所签原件携来。
1929年10月,日本政府乃特派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专使,来华与蒋秘商有关满、蒙事项。佐分利贞男一行于10月4日抵达上海。蒋乃令上海市市长竭力招待,网罗上海的交际名花,举行大规模酒会。日专使一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搭坐挂车到南京。车行至中途,所有日人均烂醉如泥,南京特务乃乘机将此密件窃去。
翌晨,日使一行酒醉醒来,到日使馆整理行装,拟拜晤蒋氏时,才发现此密件已不翼而飞,未免大惊失色,然又不敢声张。与蒋晤谈数日,自然毫无结果。佐分利贞男于11月29日返日,自觉无面目见人,未几,遂于箱根温泉旅邸吞枪自裁。日本政界曾为此起一小风波,因佐分利贞男无故自杀,群疑莫释,知其内幕的口虽不能明言,然内心的愤懑实不能自抑,而见之于言辞。这一内幕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这故事虽系传闻,而日本军人却言之凿凿,似确有其事。再者,蒋氏于1927年在日时,确曾与田中及南次郎等会谈。会谈内容如何,蒋先生讳莫如深,也是事实。再证之以北伐完成后,蒋氏不断制造内战,以及养痈遗患,任令赣南共产党坐大的情形,似均在制造“中国尚未统一”的借口,以抵制日人的要挟。凡此种种迹象,对上述传闻俱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气沸腾,各地学校罢课,要求中央出师抗日,是时两广民气尤为激昂,广西省府并密令民众团体,组织纠察队彻查日货,雷厉风行。日政府希图缓和两广民情,曾派大批文武官员及民众代表来两广活动,借资联络感情;并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阻止民众的过激排日行动。值此时期,我在广州私宅接见这批日籍访客,先后不下百余人之多。接谈之下,我力斥日本侵华政策的错误,希其改正。
重建中枢,绥靖两湖(2)
那些日本访客听了我的分析,都很动容,唯土肥原贤二少将和台湾司令官松井石根中将的态度极为倔强。他二人强辩说:“沈阳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固处置失当,但是你们的委员长对我们日本人也太无信无义了。”我们当即追问:“我们的委员长究竟有什么地方对日本无信无义,以致激起你们对中国动武呢?我愿闻其详!”然土肥原与松井二人坚不吐实,似颇有难言之隐。
嗣后,我便根据此一线索,嘱我方谍报人员及与日方接近的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