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沉默四天的中钢协正式宣布：“力拓与新日铁达成的降价幅度没有客观真实地反映今年国际市场铁矿石供需市场的变化形势，将造成中国钢铁生产企业全面亏损。且这个价格从总体上没有体现钢铁生产企业与矿石生产企业之间利益共享、互利互赢的关系。因此，中国钢铁企业不能接受这个价格，不予跟进。”
6月10日，矿商再下一城。淡水河谷宣布已经与日本新日铁和韩国浦项制铁达成了2009年的铁矿石长期价格协议，2009财年粉矿合同价格下降，块矿价格下调，球团矿价格下调。6月11日，新日铁正式对外宣布，已经与必和必拓达成了新一年的铁矿石价格协议，降价幅度与力拓的首发价一致。
6月19日，淡水河谷宣布与阿赛洛·米塔尔达成2009年铁矿石价格协议，在2008年长期协议价格的基础上，粉矿价格下降，块矿价格下降，球团价格下降。与之前和日韩企业签订的降幅相同。
对待中钢协的声明，三大矿商态度依旧强硬。淡水河谷虽然看起来与中国关系更为亲密，且公开表示“非常愿意与中方达成协议”，甚至有许多人对中钢协单独找到淡水河谷谈判突破口抱有希望。但谈到矿石价格问题，淡水河谷却丝毫不退让，严词拒绝为中国提供更大折扣，中国要么接受首发价格，要么退出长协机制。
力拓的表态也极具威胁意味。山姆·威尔士提醒中国钢企：“如果长期协议价格谈不成，转为现货供应，可能招来期货衍生品等复杂的金融投机行为。到时候决定价格的不是北京、上海，而是华尔街和伦敦，对中国钢铁业而言，现在是做决定的时候了。”
必和必拓CEO艾博年则宣称，中国钢企可以自由决定选择哪种定价体系，但一旦选择，则必须做好长期接受这一体系的准备。必和必拓不能接受客户自由地从一种体系跳到另一种体系。如果中国倾向于现货交易，必和必拓可以接受；如果继续维持长协定价机制，必和必拓也很高兴继续；如果希望选择现货定价或混合定价体系，必和必拓也愿意提供。
谈判仍在继续，只剩下中方一个人在战斗。从7月份开始，中国钢企开始按照与矿山约定的降价33％的折扣计算采购价格开具信用证，实际上已经在形式上接受了今年的首发价格。但是按照中钢协的解释，这只是暂时性的价格，最终结算还是要按照中钢协谈定的价格进行调整。而此时，源源不断运到中国港口的现货铁矿石价格已经高出了长协价30～40美元/吨，并在持续上涨中。
两大阵营
如今的中国钢铁行业，俨然分成两大阵营：国有钢铁企业和民营钢铁企业。这从相关行政机构的设置就可见一斑。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其前身是国务院下属的冶金部，现在是指导整个钢铁行业发展的最权威的半官方组织。尽管中钢协订立的入会标准并未限定企业所有制，并明确表示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股份等多种经济成分企业一视同仁，但中钢协的现有会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红色出身”。
民营钢企投奔的是另一个组织：全国工商联冶金业商会。虽然并没有明确的分界，但只要打开两个协会的网站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中钢协的主页上赫然列着武钢、宝钢、鞍钢、攀钢、包钢、华菱、太钢、马钢等企业的链接图标，全都是国有大型钢铁企业；而冶金业商会的会员风采里展示的则是沙钢、复星、德龙、邯郸纵横钢铁、奥盛、江苏永钢等企业的链接图标，一水儿的民营企业，差别立现。
追溯民营企业进军钢铁企业的历史，应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开始，最早的一批民营钢企以江苏沙钢和山西海鑫钢铁为代表，发展非常迅速。当时，中国钢铁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从放权让利到承包经营责任制，通过企业改革释放强大的内在发展动力。
民营钢铁企业第一次大发展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强劲的上升周期，基础工业和建筑业极大地拉动了钢材消费，民营钢铁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仅唐山一个地方，大大小小的民营钢铁企业就多达700多家。
到20世纪末，在经济大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无论是国有钢企还是民营钢企都出现了很大的发展危机。民营企业纷纷关门大吉，迅速消弭，国有企业则拖着沉重的负担，大型钢厂如鞍钢一度都发不出工资。
到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又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并加快了重工业发展步伐，钢铁行业又迎来了一个春天。民营资本也在此时看准了投资重工业的机遇，开始大举进军钢铁行业。2003年，全国再次出现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民营钢铁企业，无论是在资源丰富的河北、辽宁、山东等地区，还是在市场活跃的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在内地具备一定条件的地区，也出现了民营钢厂的身影。
2004年，全国钢铁行业总共实现了利润11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就贡献了超过400亿元的利润，足见民营企业在行业中的力量之强大。当年民营钢铁企业的利润高出国有企业，炼铁成本比国企低60～90元/吨，炼钢成本低60～150元/吨，钢铁成品则要低到100～300元/吨。
但是，蜂拥而上的新增产能却造成行业产能极度分散。2004年全国共有870多家钢铁企业，其中重点大型企业仅有74家，其余的都是小型企业；年产量超过500万吨的企业只有15家，产钢量仅占到全国的45％。当年正值国家新一轮宏观调控，国内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7167亿元，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发展明显过热的钢铁行业首当其冲受到调控，鼎鼎有名的江苏“铁本事件”成为开端。
2004年2月，国务院对钢铁行业进行了清理整顿，全国共清理违规钢铁项目345个，淘汰在建落后炼钢能力1286万吨、落后炼铁能力1310万吨。2005年4月，国家取消了钢坯、钢锭、生铁的出口退税；同年5月，国家下调钢材出口退税率2个百分点，停止对铁矿石、钢坯、钢锭、生铁、废钢等产品的加工贸易；7月，发改委出台《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从项目审批、土地审批、工商登记、环保等多个环节对钢铁投资进行控制。2006年，国家发改委再度发出《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要求“十一五”期间淘汰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和5500万吨落后炼钢能力。
民营钢铁企业的高速发展自此受到了遏制。与此同时，国有钢铁企业却开始了大干、快干，规模迅速扩张。当年，宝钢与世界上最大的钢厂阿赛洛·米塔尔、日本新日铁三方合资，开建了1800毫米冷轧板线项目。2005年宝钢首次迈入国际铁矿石谈判场，开始大举采购进口铁矿石。当时的宝钢由“铁娘子”谢企华率领，提出了到2010年将产能扩张到3000万吨的宏伟目标。
鞍钢集团2004年与欧洲第二大钢铁企业德国蒂森克虏伯共同投资亿美元，建了年产40万吨的热镀锌板项目；辽宁的兄弟企业本溪钢铁集团开始与韩国浦项制铁合作，启动冷轧板项目。中部的武钢也有数个大型项目获批，总投资超过200亿元。
2005年，全国一共冒出了8家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其中只有沙钢一家是民营企业。从钢材产量上看，宏观调控似乎并未造成很大的影响。2004年，全国累计钢材产量为亿吨，同比增长；2005年，全国累计生产钢材亿吨，同比增长。连续两年都维持平稳增速。
2006年、2007年，中国钢铁行业继续高速发展，钢材年产量逐年创出新高。2001～2007年，全行业连续7年高增长，平均增速20％，这种高增长直到2008年9月才戛然而止。从2007年起，国有钢铁企业开始逐步由内地转向沿海发展，宝钢、武钢、鞍钢都在沿海选定了目标地规划投建项目。企业兼并重组也加快了步伐，大型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前四大龙头企业宝钢、鞍钢、本钢、唐钢合并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20％以上。
民营钢铁企业的发展开始趋于稳定，由单纯横向发展逐渐转向精耕细作，提升产品和企业的竞争力。最为出色的是沙钢和复星钢铁。2009年，成立34年的沙钢集团成功晋级世界500强企业行列，为民营企业树立了榜样。复星集团的钢铁板块也越做越大，通过一系列的兼并重组，在国内钢铁行业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但仍有大量的中小钢企遍布河北、江苏、山东等地区，这些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不少都是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重点对象。政令悬在头顶，这些中小企业却始终灵活地生存在市场之内，并随着市场起落自如进退。一旦钢价跌到成本线以下，这些企业立刻关火停炉，一旦钢价回升，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点火复产。不容忽视的是，这部分企业虽然单个规模小，但在全行业中所占的比重并不轻。无论是钢价涨跌，还是铁矿石谈判问题上，这些企业都直接或间接地释放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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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钢企倒戈背后
2009年6月10日，一条题为“铁矿石谈判中小钢企集体倒戈”的新闻突然出现在各大媒体，迅速引发巨大的冲击。
此时正是年度铁矿石谈判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时候，因为前有日韩企业签下的首发价格，后有力拓威胁6月底停止供货的最后期限。
这则新闻称，目前已经有35家中小钢企和巴西淡水河谷达成长协矿协议，这35家钢企和淡水河谷达成的进货量大约为5000万吨。该报道还称，另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则给出了一个更新的数据：“35家？那是1月份的旧数据了。现在至少有38家中小企业和淡水河谷签了长协合同。”他所在的公司也属于这38家企业之一。“我们刚刚从淡水河谷买了一船矿石。”
这则消息很快招致中钢协的强烈指责，指责的对象既包括炒作这则新闻的始作俑者，还警示了“不听话”的中小钢企。
在接受采访时，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回应的语气非常强硬：“铁矿石谈判已经上升到国家行为，不是哪个钢企也不是中钢协说了算的，中小钢企集体倒戈的说法是在混淆视听。中方与铁矿石企业的谈判还没出结果，怎么会有长协矿协议一说？合同签订，必须有具体的价格和具体的数量。根据相关规定，中小钢企根本就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与淡水河谷签订长协矿协议。即使签订了所谓的合同，也报不了关，形同废纸一张！”
单尚华的一番话道出了中小钢企“没有权力”的窘迫地位，是钢铁行业里受歧视的一个群体。
河北一家中小钢企的老板对中钢协的诸多命令十分恼火：“中钢协说不论你买的是长协矿还是现货矿，只要参与了铁矿石买卖，都是违反规定。你现在长协价格没谈下来，现货又不让买，我们拿什么生产？”
类似的愤怒几乎在每家中小钢企都可以感受到，尤其是那些没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在这些企业眼中，铁矿石谈判是大企业和钢协的事情，跟他们并无关系。在大企业和钢协的眼中，这些中小企业根本就不配使用长协矿，铁矿石谈判自然也与它们无关。
“小钢厂不能买长期协议矿，国家要限制小钢厂的发展，它们能耗太高，产业政策中它们是要被淘汰的。长协矿的分配问题是和国家产业政策及钢铁行业发展与布局联系到一起的。”
这个限制中小钢企购买长协矿的门槛就是“铁矿石进口资质”。
2005年，商务部通过了铁矿石进口资质限制，中钢协依托国家发改委、中国五矿商会依托商务部，各自制定了进口资质要求。在2005年2月底，五矿商会和中钢协共同举办会议，通过了《铁矿石进口企业资质标准和申报程序》，钢协负责登记生产企业，五矿商会负责登记贸易企业，由此确立了112家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和贸易商，其中钢铁企业有70多家，贸易商有40多家。此前，铁矿石的进口商总共有500多家。
在对进口资质进行严格限制后，中国国内实际上形成了两套铁矿石价格：拥有进口资质的企业直接按长协价格购买，而没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则按照二手价格购买。这个二手价格没有统一标准，全凭一手买家说了算。
其实国家在这个价格上是有明确规定的。根据我国铁矿石进口代理制实施方案的规定，没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可以由其他企业代理进口，代理企业只能收取3％～5％的代理费。拥有进口资质的生产企业，除满足自用外，也可以按照代理机制给其他企业代理进口。这种模式主要借鉴了日本企业的做法，在日本，大钢厂负责确定长期谈判合同价格后，都是由几家大的贸易商作代理负责进口，代理费是进口价格的1％～3％。
但是，受利益驱动的影响，所谓的代理制度只是空话一句。从进口资质确立的第一天开始，倒卖铁矿石的交易就开始萌生了。
中钢协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2006年，罗冰生在总结2005年铁矿石谈判得失时明确表示，个别有长期协议的钢铁企业和贸易商在低价进口铁矿石后，转手高价倒卖给了那些没有长期协议资格的小企业，造成了“一种产品，两种价格”，中国铁矿石市场价格被抬高，给了铁矿石供方“中国市场价格高”的口实。
代理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中钢协开始力推铁矿石进口代理制之初，号召大家到交易中心来交易，长协矿变现货矿只能加价5％，不能漫天要价。这个用心良苦的计划后来不了了之，根本没有企业愿意响应。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那些拥有特权的企业永远不会主动放弃这一绝佳套利机会。即使是后来中钢协三令五申，铁矿石倒卖交易也从未断绝过。
倒卖的铁矿石基本上都是按照现货价格走。2008年长协矿价格约为每吨700～800元，但唐山的钢厂从代理企业手中买进的价格每吨高达1400元，几乎翻了一番。这样算下来，倒卖一吨铁矿石至少能赚到600元左右，利润非常可观。我们对比钢铁企业的生产利润就知道倒卖铁矿石对钢企的吸引力有多大了。按照中钢协的统计，当时国内吨钢平均利润在200～300元/吨。
铁矿石倒卖问题是业内公开的秘密，表面上看，具备进口资质的企业共有112家，但实际上下面已经发展出来几百家中间商，每个进口资质下面都挂着数家贸易商，继续倒买倒卖。即使是挂着代理的名义，也收取了超额的代理费，这已经是业内人所共知的行业潜规则。
无论铁矿石谈判谈出什么结果，中小企业都只能购买倒卖的高价矿石，完全无法享受到长协矿的实惠。正因为这样，中小钢企自然不会去关注长协谈判的过程和结果，对于中钢协的若干指令也置若罔闻。
“中小钢企集体倒戈”的新闻之所以能引起业界极大的震动，恐怕还是因为这条新闻的逻辑实在是太有道理了。多年被排除在长协矿利益集团之外的中小钢企，已经成为最脆弱的突破口。
“三大矿一直瞧不上中小钢企，嫌我们规模太小，又受进口资质的限制，我们梦寐以求能够拿到长协矿。这个时候三大矿送上门来，我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签合同。谈下来的价格再高，也比我们去买二手矿划算得多。”唐山一位民营钢铁企业老总由衷地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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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寻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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