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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服那些仍对进口铁矿石存偏见的保守者，冶金工业部后来又先后赴巴西、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考察矿山，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大量品位高、廉价易取的铁矿石。
考察完毕后，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黎明透彻地分析了世界铁矿石市场：“国外矿石开采大多是实行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按照市场化运作，以赚钱赢利为唯一目的，在市场竞争中为取得主动权，都把客户当做上帝。国外搞经济的根本不管敌我友，不管你信仰什么，国家的体制如何，一律平等对待。这就是市场规律，公平竞争，老少无欺，谁也没有办法去限制别人，只有靠自己把商品推销出去，中国人时时担心外国人卡脖子，太不了解世界，太不了解市场规律了。”
经过诸多波折，还是由宝钢开了进口矿的先河，揭开了中国大规模进口铁矿石的帷幕。
1985年1月2日，第一艘4万吨级的“江达海”号货轮满载印度矿泊靠宝山码头；1月19日，第一艘13万吨级的“巨拉”号满载巴西粉矿经宁波减载驶抵宝山。此后，全国各大钢厂都开始大批量地使用进口矿，中国的铁矿石开始成为配角。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中国进口铁矿石仅3734万吨，到2001年增长到9231万吨；而就在1994～2000年间，国产铁矿石却由亿吨下降到了亿吨，整整下降了亿吨！
山东的金岭铁矿当年生产的铁矿石品位在60％之上，是国内平均铁矿石品位的两倍。但金岭铁矿经营部的一位负责人回忆起当时的处境却备感辛酸：“在2002年之前的许多年内，卖铁矿石给钢厂都是先发货后付钱，导致很多货款不能如期收回，职工的工资都没有保证，期间有接近1/3的职工都下岗了。”
足见进口矿来势有多么凶猛，而国内矿的不堪一击也为后来铁矿石谈判受制于人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力量渐变
当时间到2001年的时候，观察当时国内外钢铁行业的形势，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去想多年前曾在人大会议上热议的问题：外国人利用进口矿来卡我们的脖子。
国外，国际铁矿石市场已经持续了10年的低迷期，出国采购矿石像买菜一样容易，主动权都掌握在买方手中；国内，开采铁矿石的企业艰难度日，背着沉重的负担逐年减产，当时他们还在担忧另一件事：加入WTO后，国外廉价的铁矿石涌进来将逼得他们更加难以生存。
但是，变化却在悄然发生。
一组组数据是最好的证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铁矿石贸易的环境宽松、货源稳定，到1997年，世界铁矿石的海运量创造了亿吨的历史纪录；1998年，这个数字为亿～亿吨；1999年，为亿吨；到了2000年，再创历史纪录，达到了亿吨。其中，日本和中国等亚洲国家约占据了世界铁矿石海运量的半壁江山。
当时国外矿业界的风起云涌也没有引起国内太多的关注。短短两年间，世界矿业巨头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兼并重组。
2000年，巴西淡水河谷成功兼并了巴西Samitri、Socoimax以及巴林的海湾工业投资公司（GIIC）；2001年又一举收购了费特科矿业公司（Ferte－co）。力拓则收购了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公司，紧随淡水河谷之后，坐上了世界矿石海运市场的第二把交椅。
另一家矿业巨头也在崛起中，1999年，BHP公司与哈默斯利尝试合并未遂；2001年6月，BHP终于和总部位于伦敦的跨国矿业集团比利顿公司（Billiton）完成合并，成为后来鼎鼎有名的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BHP和Billiton公司在2000年的销售额总计186亿美元，营业利润49亿美元。
经过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全球矿业资源集中度越来越高，时至今日仍牢牢掌控全球矿业市场的三巨头三分天下的格局初步确立。三大矿的产量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1/3，铁矿石海运量的70％以上。
当时国际铁矿石市场的交易是通过矿业公司和钢铁企业一年一度的谈判来决定量和价的。与卖方的力量愈发集中相对比，买方市场的全球钢铁行业的集中度明显偏低。如此一来，买方卖方在谈判桌上的角力开始扭转，钢铁企业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日本钢企和欧洲钢企率先尝到了被人“卡脖子”的滋味。
2001年年初，欧洲钢企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漫长、最艰难的一次铁矿石谈判。当时，淡水河谷刚上谈判桌就提出了要涨价的要求，震慑全场。谈判自此陷入僵局，双方开始拉锯战。一路鏖战到第四轮谈判，最后才由意大利里瓦钢铁公司（Riva）与淡水河谷以粉矿价格上涨％的幅度确定下来。
2000年，日本年进口铁矿石量达到亿吨。多年依靠进口矿的日本人先知先觉地开始主动出击寻找解决方法了。
日本钢铁企业开始在海外大量投资办矿，参股开发铁矿、锰矿和铬矿等，建立可靠的海外原料基地。新日铁、三井物产、住友金属三家公司共同持有澳大利亚罗布河铁矿公司47％的股份，该铁矿公司于2002年开始在澳洲西部开采铁矿石，初期投资规模10亿澳元。此外，三井物产还在2001年年初凭借其对Caemi股份的优先购买权，联合淡水河谷对Caemi实施了联合收购。Caemi公司拥有巴西MBR公司85％的股份，而MBR的铁矿石产量在巴西国内排名第二。
日本国内钢铁企业也展开了各种沟通协作。日本国内70％的粗钢产量都集中在五家钢铁企业（新日铁、NKK、川崎、神户和住友钢厂）手中，总产量达7000万吨。这种高集中度给日本企业相互间的沟通合作构建了良好的基础，与其他国家地区的钢铁企业相比，日本企业几乎每年都能获得物美价廉的优质进口铁矿石。这五大钢企还主动与海外矿企合作，曾经与智利太平洋矿业公司（CMP）签下5年的铁矿石优惠供货合同。此外，这五大钢企和物流配送等环节也紧密合作，摊薄了运输等成本。
一水之隔的韩国钢企也有样学样，很快就认识到确保海外原材料供给的重要性。2001年，韩国浦项钢铁与还未完成重组的BHP签署了合资开发矿山的意向书。
彼时，国际矿业市场和钢铁业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还没有在国内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警觉。
2001年11月6日~7日，第二届中国钢铁原料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国内钢铁业众多专业人士都在会上做了发言，围绕铁矿石采购、发展战略等热点问题做了讨论。当时力拓公司铁矿部主管新业务的总经理伊恩·博尔特（Ian Bauert）也应邀到会上做了主题发言，谈了些对中国钢铁工业的想法。
但在那次大会上，唯一对即将到来的巨大转变表现出危机感的似乎只有刘永顺。刘永顺当时是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助理，也在会上做了演讲。他密切注意到国际市场发生的变化，提出了国内钢铁企业应该联合采购和开发海外铁矿石的急迫想法。
一切似乎来得太快了。站在演讲台上的刘永顺，可能还没预料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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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吸铁石”
200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的铁矿石谈判耗时再创纪录，谈判过程异常激烈，长达半年的拉锯战直到5月29日才结束。当天，淡水河谷公司和德国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达成了欧洲市场2002年度的铁矿石价格协议，其中精矿价格下降，球团价格下降。随后，日本新日铁、川崎钢铁和必和必拓也达成了价格协议。
这一次，中国的名字出现在了谈判桌上，但并不是作为谈判的参与者。在谈判中，矿企和钢企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日本和欧洲钢企受累经营业绩大幅下滑，要求铁矿石价格下调。但矿企却振振有词地抛出了他们的立场：铁矿石价格应该合理上涨，因为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量创出了历史新高。
给矿企底气的正是中国前一年海量进口铁矿石。
当年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就以每年20％的幅度在增长，2002年的进口量为亿吨，接近当时最大的进口国日本。当年，建厂时设计产能仅600万吨的宝钢的年产量已经增加到了2000多万吨。
中国虽然并未经历2001年和2002年两次比以往都艰难的谈判，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比日本和欧洲企业少。2001年和2002年，中国进口铁矿石的离岸价格已经分别增加了8％和9％，价格超过日本和欧洲钢企的采购价格。
这一年，争取谈判价格的权利和话语权终于在国内钢铁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2003年年初，由前冶金工业部改制成立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钢协”）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成立中国钢铁工业铁矿石战略研究联合工作组。中钢协的会员共有89家钢铁生产企业，联合工作组是由其中的14家大型钢厂组成，这些企业占到全国进口铁矿石总量的55％。
2003年11月，新一轮的铁矿石谈判拉开帷幕。矿业巨头们很快就抛出了强硬的要求：无论买家说什么，今年的铁矿石价格必涨无疑，给出的理由同样是中国需求强劲。当年的统计数据见证了“全球最大的吸铁石”诞生：中国2003年进口铁矿石亿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占全球铁矿石海运量的27％。
2003年12月15日，铁矿石谈判全面展开，中国首次走进了谈判场。代表中国的正是来自宝钢的刘永顺。宝钢是由国内14家大钢厂一致推举出来的，一则宝钢是国内进口铁矿石最大的利益相关方，二则宝钢拥有多年进口铁矿石的国际贸易经验，比其他企业更熟悉国际情况。
日本钢铁企业对中国的参与表示欢迎，他们认为，中方的参与不仅增强了买方的阵势，能够平衡谈判双方的力量之差；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同属亚洲板块，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盟友，对增强地区钢铁企业的谈判势力大有帮助。
在入场前，有必要先来熟悉一下谈判桌上的游戏规则。
根据当时的谈判机制，卖方以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三大铁矿石巨头为代表，买方则是日本钢铁企业以新日铁为代表，欧盟钢铁企业以阿赛洛为代表，中国钢铁企业以宝钢为代表，形成卖方三家、买方三家的三对三谈判，形成的每年一次长期供货合同价格谈判机制。在谈判过程中，当一家钢铁企业与一家供矿企业达成价格协议并对外公布后，一般情况下其他企业均跟随定价。
“宝钢说是参与了谈判，其实只是列席的意思。”河北建龙钢铁控股公司的老总张志祥曾这样描述过中国钢企与铁矿石谈判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在谈判过程中，宝钢几乎没有发挥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日本人仍然是谈判的主角。
新日铁最终谈下了新一年矿石价格较前一年上涨，宝钢及其代表的中国钢铁企业也只能接受这一谈判结果。
首战失利
2004年年底，刘永顺的团队再赴铁矿石谈判桌，结果却赢得了一次最悲情的谈判。如本章开头所述，的涨幅前所未有，这次失利像一枚尖利的楔子扎进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心中。
“其实我们都意识到肯定会涨，但没想到一下子涨了这么多！”得知最终谈判结果后，许多没有参与谈判的钢铁企业都发出这样的感慨。显然，这个结果让他们叫苦连天，感慨之余不乏愤懑的声音。
回顾谈判初始阶段，虽然已经耳闻涨价传言，但比起前一年，中国方面其实还是有些底气了。
刘永顺曾在2001年倡议国内钢厂赴海外寻矿，这一倡议最先在宝钢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实施。2001年，宝钢就和巴西MBR公司签署了长期采购铁矿石的协议；2003年，宝钢又和淡水河谷签署了新的铁矿石长期供应协议。国内的其他企业也纷纷试探性地出海，首都钢铁、武汉钢铁、唐山钢铁、马鞍山钢铁、江苏沙钢都与国外矿企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合作。
但这些都只是大家刚开始“一相情愿”的想法。因为对手明显更加强势。
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惊人的需求让三大矿业巨头兴奋不已。2004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再创新高，全年总计亿吨，比前一年增加了6000万吨，同比增长了40％，贸易金额同比上涨了161％。更关键的是，按现货市场的到岸价来计算，这一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的平均到岸价是美元/吨，前一年是美元/吨，同比上涨了。而当年的长协矿涨幅只有，因此，三巨头理直气壮地摆出了要求涨价的理由：正是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致使全球铁矿石价格不断攀升；中国市场的现货价格又大大高出长协矿，现货矿都涨了那么多，长协矿没有理由不要求涨价。
淡水河谷很早就放出话来，要求至少涨价90％。一时间，市场哗然，不少业内人士甚至以为淡水河谷是在开玩笑。事实上，这个涨价要求是1月21日由淡水河谷董事会提出来的，并非笑谈。
无论如何，这个涨价幅度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要知道，就在谈判开始前，澳大利亚铁矿石业内人士曾放出来风，说这次的铁矿石价格将上调30％。这是长协矿市场存在25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2005年1月，必和必拓、力拓所代表的澳大利亚铁矿石供应商与日本五大钢铁企业正在东京进行第三轮谈判。两拓给出的报价是上涨50％，而日本方面却只愿意接受最多20％的涨幅。双方要价悬殊，谈判一直僵持不下。淡水河谷提出上涨90％的要求后，铁矿石谈判瞬间降到冰点。
正在外界揣测事态下一步将如何发展时，新日铁却于2月22日宣布，与淡水河谷达成协议，以比前一年涨价的幅度作为新一年的长协矿供货价格。2月23日，新日铁宣布与力拓达成了同样价格涨幅的供货协议，同一天，韩国浦项制铁也接受了淡水河谷的涨价要求。
在国际铁矿石谈判机制的框架下，按照惯例，供需双方只要有一家需求方谈定了价格，其他的谈判就此中止，并以谈定的价格作为当年铁矿石的基准价。也就是说，宝钢所代表的中国方面和欧洲钢企也必须接受的涨幅。
但是这一次，宝钢和欧洲钢企都不打算遵守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拒绝接受由新日铁主导的协议价格。在新日铁宣布谈判结果的当天，宝钢在公司网站上发表了态度强硬的声明：“这个涨幅超出了钢铁业能承受的范围，必将对全球钢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也不利于整个钢铁上下游产业链的长期健康发展。”
宝钢说“不”的态度得到了国内媒体的一致赞扬。
2月24日，刘永顺在日本与三大矿单独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
然而，宝钢的抵制持续了不到一个星期，2月28日，还是黯然接受了新日铁与淡水河谷谈下来的基准价。
中方在谈判桌上再度失语，暴涨的结果一时间让国内钢铁业哀鸿遍野。
这次铁矿石价格暴涨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3月30日，国务院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了当前钢铁供求形势和价格走势，强调要进一步搞好对钢铁工业发展的宏观调控，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的问题。会议提出，要加强铁矿石进口协调和管理，整顿和规范铁矿石经营秩序。
3月31日，中钢协召集惶惶不安的钢铁企业齐聚北京商量铁矿石涨价对策。与会的16家大型国有钢企一直赞同成立中国钢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