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中钢协召集惶惶不安的钢铁企业齐聚北京商量铁矿石涨价对策。与会的16家大型国有钢企一直赞同成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进口铁矿石工作委员会，并希望召集其他具有进口铁矿石资格的企业共同加入委员会，进一步加强进口铁矿石的统一协调。
同一天，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也召开了铁矿石分会工作会议，研究解决进口印度铁矿石的问题，并成立了铁矿石印度进口协调小组。
这一年，趁淡水河谷、力拓要求大幅涨价，占中国铁矿石进口1/4强的印度矿也开始躁动起来。印度方面急于希望中国能向印度出口焦炭，“用焦炭换铁矿石”，不惜抑制向中国出口铁矿石。当时印度铁道部部长拉鲁·亚达夫希望对印度出口的铁矿石，课以两倍于运往本国钢厂的运输税；同时印度钢铁部还建议国家矿业发展公司采用双重定价系统。
4月1日，铁矿石长期进口合同开始按照新一年的谈判价格执行。
然而，当人们以为一切都重新归于平静时，却蓦然发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只是暂时停火，2004年的铁矿石故事还未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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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和必拓重燃战火（1）
当淡水河谷和力拓与各国钢铁企业签下新一年协议价价格合同时，另一个巨头必和必拓却没有任何行动。
敏感的行业内人士已经有所警觉：必和必拓将有大动作。
钢铁企业间盛行着一个传言：必和必拓对的涨幅不满意，要求更高涨幅。
2005年2月28日，夏末时节的澳大利亚城市珀斯，一场全球铁矿石和钢铁论坛正在举行。这个一年一度召开的论坛由《澳大利亚矿业杂志》举办，云集了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的铁矿石厂商和钢铁厂商。
中国中钢集团总裁黄文天、邯郸钢铁董事长刘如军和首钢集团总经理王青海都出现在了论坛现场。宝钢接受协议价后，在市场和媒体的一片忙乱声中，时任宝钢国际矿业事业部总裁的刘永顺也匆忙从上海飞往了珀斯。
论坛开始的第一天，最引人关注的自然是必和必拓的声音。代表必和必拓发表演讲的是市场部副总裁彼得·托斯（Peter Toth），他抛出的言论语惊四座：“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改变，钢铁企业应该和铁矿石企业互相理解，明白各自的需要和局限。世界铁矿石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彼得·托斯在讲话中还谈到了一个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太过关注的问题：铁矿石的运输成本。彼得·托斯当时强调，运费在铁矿石的消费中正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运输能力的有限性和不断膨胀的运输需求，使得运输成本在铁矿石到岸价中所占的比例正在戏剧性地增长，而与巴西铁矿石相比，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的运输成本显然低很多。
彼得·托斯的这番讲话后来被认为是在为必和必拓不久后提出“以到岸价倒推离岸价”的新开价做理论准备。
结束铁矿石谈判后，刘永顺在国内拒绝了一切采访，但在第二天的论坛上却发表了旗帜鲜明的讲话。刘永顺义正词严地表示：“铁矿石供应商和中国的钢铁生产商应该携手维持长期共同繁荣。但一些供应商和商行不顾常规，把中国市场的铁矿石价格推到了一个不合理的水平。短期内，这会对钢铁制造商造成伤害。但从长期来看，这还会对目光短浅的铁矿石生产商造成伤害！”
论坛结束后，世界钢铁界都在等着必和必拓亮牌。
4月4日，澳大利亚媒体率先报告了必和必拓的声明，公司宣布，不满意力拓和淡水河谷定下的今年铁矿砂涨价的幅度，2005～2006年度的铁矿石供应价格需要上涨103％～104％。按照上涨后的价格，力拓销售的离岸价为40美元/吨，而必和必拓则要求每吨再上涨～10美元，即由去年的美元/吨上涨到4～50美元/吨。
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钢铁企业的极大不满。澳大利亚…日本商业合作委员会名誉主席Takashiimai表示：“铁矿石出口商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在谈判时并不是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了‘接受或放弃’的强硬态度，而且愈演愈烈。必和必拓尝试新的提价方式，即使取得了成功，也未必能持续下去，反而可能丧失长期客户。”
中钢协在4月7日正式宣布，中国钢厂绝不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接受不合理的铁矿石提价要求。中钢协强调，必和必拓这种加价行为是“不合理和违反了国际惯例”的，是一种短视行为，这种行为将严重损害中国钢铁业及中国经济的发展。
必和必拓重燃战火（2）
必和必拓却还是在澳大利亚媒体呼吁：目前是获得与巴西竞争对手相似的到岸价格的最佳时机！
在必和必拓看来，随着运费的增加，巴西铁矿石的到岸价比澳大利亚铁矿石高出50％。而澳大利亚铁矿石质量高于印度铁矿石，印度矿的到岸价格却是澳矿的两倍。澳矿到亚洲的运费显然比巴西矿便宜，这种海运优势将一直存在，因此澳矿需要得到跟巴西矿同等的到岸价格，而不是以离岸价来衡量。
4月11日，“中国铁矿石会议暨第三届远东钢铁会议”在北京召开，前所未有地聚集了1100多位来自全球铁矿石和钢铁行业的人士。59岁的中钢协副秘书长、冶金价格工业协会会长戚向东被记者团团围住，他表示：“中国有能力解决铁矿石涨价的问题，即使必和必拓放弃长期供货合同。”
必和必拓也出现在了会场，他们在现场向媒体广泛散布了其要求涨价的根据：世界钢铁工业正在处于自“二战”以来的第二个黄金期。第一个黄金期从1945年开始，到1975年结束，由日本钢铁业主导。第二个黄金期从1995年开始，正在由中国主导，在今后的一段时期，钢铁业快速增长的状况还会持续。
“全球钢铁价格的上涨让钢铁企业享受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高额利润率，然而相对于钢铁价格的上涨，铁矿石的价格却没有得到本应该得到的上涨。铁矿石要求涨价，只不过是钢铁产业链的上下*业一个合理分配利润的行为。”必和必拓要求“利益均沾”。
由于未能与中国钢铁企业就涨价问题达成谅解，必和必拓在会议当天就决定退出，原定于在当天下午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也被临时取消了。
然而就在两天后的4月13日，宝钢集团的网站上开始滚动播放一条最新消息：“经双方充分沟通和友好协商，中国最大钢铁厂宝钢与世界主要铁矿石供应商之一的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就2005年铁矿石价格达成一致：同2004年比，纽曼山粉矿和纽曼山离岸价格分别上涨。”
这个涨价幅度与宝钢之前公布的与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公司的涨价幅度是一致的。
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对此发表了看法，认为必和必拓放弃了运费加价的要求，使铁矿石价格谈判回归到现有的国际定价机制，这将有利于铁矿石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
当天下午，宝钢集团新闻发言人对媒体表示，必和必拓和宝钢共同认识到世界铁矿业和钢铁业是密不可分的关联产业，两大产业协同发展和相互支撑会给双方带来长远的利益。双方经过充分的交流和谈判来协商确定世界铁矿石年度公开价的方法是有效的，同时双方也认为，随着世界钢铁生产格局的改变，随着相关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国际铁矿石公开价的定价机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以进一步体现公平交易的准则。
这番充满外交辞令的发言给宝钢这次初展拳脚的谈判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
2005年，中国钢铁企业在进口铁矿石上要比往年多付出200亿～300亿元人民币，这占到2004年钢铁行业全部利润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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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阴谋论”
谈判虽然以打破必和必拓涨价阴谋的结果告终，但并未能缓解国内钢铁企业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对这次铁矿石谈判的各种反思、分析和猜测也开始纷纷出炉，许多人都认为对铁矿石价格涨价的原罪追问不应该停止。
当时，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秘设了铁矿石涨价的陷阱。
日本阴谋论的代表作是一篇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铁矿石涨价，受益的是日本人》，这篇分节连载的文章详细地罗列了大量日本钢铁企业和三大矿业巨头之间复杂的股权关系，文章指出，日本钢铁企业在全球主要的铁矿资源国都拥有可观的权益，并推测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试图遏制中国发展所需战略资源的获得。
时任中钢协市场部主任的董志宏也表示，日本钢铁企业与几大铁矿石供应商谈判背后可能存在猫腻，因为此前宝钢在与几大巨头的谈判过程中，对方提出来的上涨幅度也不过50％。对此，中钢协抽调了相关人员对日本与几大铁矿石巨头的谈判情况进行调查。
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日本企业在给中国企业设套。
按照国际惯例，在日本和中国作为需求方与三大矿所进行的谈判中，只要任何双方达成谈判结果，这一结果就会被其他各方接受。人们的疑问是：操纵绝对话语权的日本企业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将价格打压到最低位置，为什么日本企业连续两年都爽快地接受了矿企的涨价要求呢？是日本企业太慷慨，还是企业强大到足以不计进口成本？
日本钢铁企业也要因为铁矿石涨价付出很高的代价。日本钢铁企业每年大约需要亿吨铁矿石和6500万吨煤炭，按照2005年的涨价幅度，日本企业要增加2000多亿日元的开支，煤炭涨价要增加4500亿日元支出，各种原料涨价算下来，日本钢铁行业将增加1万多亿日元的成本，相当于上一年的整个行业的利润总和。
钢铁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光靠钢铁企业自身消化是不现实的，因此钢铁企业势必要将成本压力传导到钢材价格上去，也会波及钢铁下*业。
那么，日本为何损人不利己呢？当时有一个说法很流行：这是日本在能源领域里向中国发起的又一起挑战，和前几次纯粹争夺不一样，这一次是价格陷阱，企图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挤压中国钢铁企业的生存空间。
另外，中国迅速成长为钢铁出口大国也是对日本的威胁。2005年中钢协预计全年钢材出口量将超过1000万吨，势必对日本这个传统的钢铁出口大国地位形成冲击。因此，日本完全有动机打击竞争对手，通过大幅提升钢铁业制造成本，扰乱中国钢铁企业的正常发展。
汇率风险也为日本人挖陷阱提供了回旋空间。当年由于美元有贬值预期，使得日本钢企与中国钢企对铁矿石涨价的承受能力不一样。具体来说，日元对美元升值，这样日本进口铁矿石的成本并不像实际定价的涨幅那么大，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相对比较稳定，美元的进一步走跌会拉大中国的实际进口成本，中国企业的成本上升速度将超过日本企业。
这套逻辑让许多人都相信2005年的谈判其实只是日本人上演的一出“苦肉计”。
在日本阴谋论满天飞的舆论中，也有少数的声音将质疑的矛头指向了宝钢。由于宝钢在海外有相当数量的铁矿石资源，同时通过大幅上调钢价，铁矿石的大幅涨价其实对宝钢不会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相反，成本大幅增加却有可能挤垮一批实力不济的中小钢厂，这样就会腾出更多的市场空间给宝钢这类大型钢铁企业。如此一来，宝钢坚决反对大幅涨价的动力能有多强呢？另外，宝钢与新日铁、几大铁矿石巨头都有十分密切的合作和往来，宝钢是否能完全代表整个中国钢铁行业去争取利益也值得怀疑。
但是主流的声音还是倾向于指责日本企业的阴谋和三大矿企的逐利贪婪，并没有人追问中国的谈判团队中是否有“内鬼”。
必和必拓“弯腰”
两个月前还是咄咄逼人，不惜谈崩了也要坚持涨价，一团和气收场后还暗指不放弃对海运费的诉求；两个月后，突然开始打起公关战，主动向中国钢铁企业示好。除了贪婪逐利外，必和必拓似乎“能屈能伸”，短短两个月间态度大转身。
2005年6月8日，必和必拓第一次将全球董事会放到了中国召开，董事长安德亲自率领董事会成员飞赴北京。当晚，必和必拓在北京大摆宴席，邀请了中国政府各相关部委、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各大钢铁企业领导。在宴会上，主宾双方谈笑风生、一团和气。完全无法想象两个月前同样的人马曾将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打得惊心动魄。
安德很高调地宣称：“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必和必拓产品重要和快速增长的巨大市场，集团董事会成员必须好好了解与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相关的问题，了解我们在中国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在这次中国行中，必和必拓高层还专门赴上海拜访了宝钢集团。在宝山宾馆迎宾厅，宝钢集团总经理徐乐江与必和必拓高层举行了会面，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合作等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会晤。
双方会晤交谈的细节并不为外界所知，但必和必拓一系列主动亲近的姿态已经足以让人侧目。
必和必拓CEO顾之博透露了中国行的最大动机：中国有望在2005财年度取代日本成为必和必拓最大的客户。截止到2005年6月30日的本财年度，必和必拓对中国的销售额预计增加到32亿～33亿美元，比2002年同期增长了4倍多。
按照必和必拓的规划，将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投资100亿澳元扩充产能以满足中国需求。他们预计，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城市居民对空调、汽车和住房等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将导致必和必拓对中国出口的销售额快速增长。
中国填不饱的胃口是吸引必和必拓态度180度大转弯的主要原因。在这次中国行中，安德和顾之博多次给出信号：期待必和必拓能够成为基础原材料的可靠大供应商，以在中国市场增长和发展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此时的钢铁行业发生了一些变化，令不少业内人士对必和必拓前倨后恭的行为有了另一种解读。
当时的情况是国内外钢铁行业都开始呈现下滑态势。从5月份开始，全球主要钢铁消费市场无一例外地呈现出疲软状况，欧洲一些国家的钢价下跌幅度超过了10％。受到下游需求减弱和上游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双重挤压，许多大型钢厂都选择了减产。
中国的情况更加糟糕。除了受全球钢铁市场的拖累之外，中国国内新一轮宏观调控组合拳陆续出台，包括取消电价、税收、供地等优惠政策，正式取消钢坯、钢锭等粗钢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尤其是对下游需求大户房地产的一系列调控政策，都使得钢铁需求骤然下降，中国钢厂雪上加霜。
因此，在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会长邹健看来，必和必拓的主动示好其实是迫不得已，因为必和必拓已经在矿山上进行了上百亿的投资，从建成到成本回收至少需要4～5年，大幅的扩大产能却有可能面临需求萎缩的市场，必和必拓不得不想办法去保住大客户。
当时，不堪重负的欧洲钢企已经开始向上游矿企主张权利。欧洲阿赛洛就提出要与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和力拓重启2005年的铁矿石长期合同价格谈判，推翻原来的谈判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看到了有利的一面，即中国有可能在铁矿石市场主张更大的话语权。邹建一再强调，2005年是铁矿石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