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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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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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会议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军事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宁都会议激起的余波很快落到了黄克诚头上。
  黄克诚一贯“右倾”,多次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而且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些主张简直是毛泽东的翻版,因而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专门开展对黄克诚的批判。
  广昌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集中批判。
  本来,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但是,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派来的代表,王稼祥还是在会上讲了话,批判黄克诚。
  黄克诚听到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判,并离开红一方面军的消息,心里说什么也想不通。
  红军三次反“围剿”,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等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全军将土有目共睹的事实。毛泽东之所以在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面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么错误?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湘南暴动开始时何等壮烈?但是,经过冒进湘南,远离根据地,一味攻打县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
  湘南暴动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黄克诚才认识到攻打中心城市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二打长沙的失败,赣州之围徒劳无功,三千红军将士血染沙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毛委员反对攻打中心城市难道不对吗?
  黄克诚想不通,特别是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更使他对中央苏区的前途,忧心忡忡。脱离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红军,下一步将如何去行动呢?
  如今,又一次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责,黄克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仅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敢于直言不讳,批评上级推行的是“左”
  倾盲动主义,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对自己的集中批判面前,黄克诚再次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革命胸怀,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黄克诚的表现使他再次被降职。
  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一再顽固地坚持错误,已经不适宜带兵,于是撤销了黄克诚红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几天之后他又被调任教导营政治委员。这样,一个多星期之内,连撤两职。黄克诚对此泰然处之,仍然勤恳扎实地在教导营工作,并没有因为遭受批评与降职而闹情绪。
  秋去冬来,寒风阵阵。山上的枫树,尽染红色。
  贺昌又从红一方面军总部回到了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一回来,便打听那位爱与他争吵的年长的下级——黄克诚。
  于是,黄克诚又被贺昌从教导营要了回来,担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不是“冤家”不碰头。贺昌与黄克诚仍旧意见相悖,每天“争论”不休,贺昌指责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黄克诚也毫不客气,回敬他是盲动主义。
  老朋友相聚,还是那副老样子,争论归争论,但他们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并没有因为各自主张不统一而影响工作。
  黑云压境,杀气腾腾。
  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围剿”。
  1932年12月,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亲临南昌,分兵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采取包围态势,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围剿”。
  面对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工作。
  1932年10月13日,就在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回到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通令》。
  10月29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合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挥红军投入反“围剿”的战斗。
  11月2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又发布紧急训令,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求各部队抓紧政治工作,提高军事素质,赤化新占区域,做好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这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但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然采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一再强调战斗中一定要“运用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以反对国民党的军队。”
  因而,1933年初,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接连取得黄狮渡、浒湾两次大捷,俘敌四千,缴枪四千,大快人心!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提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在抚河至信江之间的广大区域间于运动中伺机歼敌。
  然而,这一主张遭后方中央局领导的反对,恰在此时,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移至中央苏区瑞金,临时中央也反对主力红军北上,担心中央苏区兵力空虚,无法抵御敌人的大举进攻。于是周恩来的正确建议被否定,临时中央要求主力红军西渡抚河,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夺取临川、南昌。
  红三军团政治部。
  南丰前线传来的消息使黄克诚陷入一缕难以化解的哀思里。
  红三师师长彭遨牺牲了!黄克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彭遨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之一,别看他长着一脸络腮胡子,显得有些凶,他可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彭遨曾经是湖南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生,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由于他勇敢善战,又富有组织工作能力,很快成为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红三军团成立后,他一直担任红三师师长。彭遨为人爽快。指挥有方,深受战士们的爱戴。战士们常挂在嘴边这样一句话:“跟着彭师长,保证打胜仗”。黄克诚与彭遨共事多年,相交甚深。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师攻打建宁城,要不是彭遨,黄克诚十有八九会血染疆场。这次南丰攻坚战,红三师担任主攻,因为南丰是敌人在赣东的支撑点,守敌实力较强,红三师强攻数次,只消灭了城外一些堡垒阵地,彭遨师长见久攻不下,亲临前沿观察敌情,不幸被敌人机枪击中,当场壮烈牺牲。黄克诚眼前又浮现彭遨的音容笑貌,眼泪禁不住流出服眶。
  红军主力攻打南丰,连续强攻未克,彭遨师长阵亡,伤亡四百人以上,黄克诚闻讯心急似焚。
  周恩来、朱德亲临前线了解战况后,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以红军一部佯攻,主力则主动撤围,转移到宜黄乐安一线以南。先后在黄陂、草台冈设伏,取得黄陂和草台冈战斗的胜利,全歼蒋介石嫡系三个师,俘敌达两万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红军装备明显改观。
  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黄克诚也融入了中央苏区欢乐喜庆的氛围里。
  就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在行军途中,不慎坠马受伤,被送往瑞金后方医院治疗,黄克诚旋即被任命为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几个月里,黄克诚又一次大起大落,担负起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重任。
  从参加革命算起,黄克诚可以说饱经风雨,然而他那刚直不阿,对革命忠贞不渝的拳拳之心,依然如旧。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乐安大湖坪,雾气濛濛。
  黄克诚再次被降职。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奉命前往乐安县大湖坪,开始进行整编。
  大湖坪整编后的红一方面军各部都缩编了,取消了军,师编为团,这样,红军共整编为八个师。红三军团则整编为第四、五六三个师。
  刚刚迁入瑞金的临时中央在干部政策上,片面强调红军骨干应是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分子”,于是,黄克诚被调离红三军团领导层,下派到红五师担任政治部主任。
  其实,不只是黄克诚一个人,一大批红军干部,尤其是原来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均被调离了主力红军。
  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不久也被撤销了职务,彭德怀军团长心存异议,急忙电告临时中央,认为在战争环境中,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况且滕政委在战士中素有威望,因而他请求免调腾代远。但是,临时中央没有回电。彭德怀只好放滕代远走了,自己生闷气。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临时中央领导人也有些头脑发热,开始在红军中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方针,实行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分离作战,用“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平均主义。
  7月的大湖坪,烈日当空。
  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举行誓师大会。周恩来、朱德等红一方面领导人传达了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以红三军团第四、五师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滕代远为政委,同时辅以地方部队配合,入闽作战。
  接着,大会进行了作战动员,传达了临时中央提出的东征任务:“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黄克诚听完这些鼓舞人心的口号,心里高兴不起来,这与李立三“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他心中嘀咕。
  东进初期,东方军进展顺利,先是击溃朋口之敌,进而尾追一百余里,攻克连城、清流、归化等县。
  黄克诚所在的红五师奉命奔袭泉上。泉上是宁化重镇,地扼宁化、清流、归化三县的咽喉要道。红五师冒雨疾进,迅速拔除了泉上外围的敌人据点后,将泉上团团围住。泉上守敌依托土围子,负隅顽抗,并多次企图突围逃跑,被红五师顽强堵回。红五师挖了一条通向土围子围墙的地道,埋好炸药,“轰隆”一声巨响过后,围墙已经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红五师趁势发起冲锋,全歼守敌,俘敌一千多人,缴获了大批粮食、弹药。
  东方军自入闽作战以来,一直孤军深入,后勤没有保障,因而粮食困难,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两顿稀饭。行军途经山区,又逢雨季,河水猛涨,粮食更无法解决。泉上一役,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不过,由于连日酷暑征战,东方军病员激增,战斗力削弱许多。
  但是,临时中央授权中革军委命令东方军继续南下,逼迫敌人与之决战,以减轻南方战线今后的困难。
  东方军奉命投入了紧张,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中。
  连日征战,时而酷暑骄阳,时而大雨滂沱,加上缺粮短米,黄克诚患上了痢疾。因为没有治痢疾的药,师卫生队只好给黄克诚反复灌肠,搞得他浑身瘫软无力,连路也走不动了。但是,黄克诚仍然坚持跟随部队行动。
  闽西地区山多田少,夏季气候变化无常,行军十分困难,病中的黄克诚更是可想而知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不久,部队搞到一只鸡,这可是难得的佳肴。卫生队便加上一些洋参须子,熬了一大锅鸡汤,给病中的黄克诚吃下去。黄克诚渐渐恢复了体力,精神也好了许多。
  不久,红五军沿闽江南岸而下,进军延平。围攻延平,红五师遭受很大不久,滕代远调离红三军团,由杨尚昆接任。——作者注。
  损失,其中第十二团政委及其继任者先后牺牲。
  这样,东方军从7月初入闽,共历时三个月,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战果不大,而且连续征战,疲于奔命,常常与装备优良的敌军作战,战斗往往极为紧张、激烈、残酷,造成伤亡和疾病减员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黄克诚目睹发生的一切,心里很不平静,更加认识到这是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分开后,造成了这种结果。
  两个拳头打人,结果是红一军团这一个拳头置于无用,红三军团这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黄克诚隐约感到红军在行动上出现了问题。
  就在这时,蒋介石又在积极备战,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即将到来。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外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下,纠集六十四个师又七个旅共五十万人,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拉开了沉重的帷幕。瑞金沙洲坝。秋意浓了,太阳黯淡了。
  鸭子一半在稻田里,一半栖在田梗上。
  一幢新建的三套间房子,孤零零竖在稻田中央,沉浸在落日的余辉里。
  一个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坐在正中堂屋里,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傅古亲热地交谈。他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由于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他开始倚仗这位德国人李德,指挥中央红军了。
  共产国际派来军事顾问的消息,很快传到黄克诚的耳朵里。黄克诚还知道了同志们背后对顾问的称呼——“独立房子”。李德新官上任“三把火”,却让黄克诚忧心如焚,明显预感到红军的前途不妙!
  9月28日,敌人袭击中央苏区的黎川县城。
  李德与临时中央急令东方军回师中央苏区北线,要求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
  苦战三个月,根本没有休整的东方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奉命西返,长途跋涉,向黎川方向进发。
  部队路经洵口,与敌第六师一部遭遇,取得首战胜利。接着,又奉命向硝石进攻。硝石有敌人重兵防守,筑有坚固阵地,东方军连续攻击五日不克。
  彭德怀分析敌情后,果断率部撤离,幸免于难。
  刚离开硝石,李德又命令红三军团长距离行军,去攻打抚州附近的浒湾。
  浒湾敌军以逸待劳,凭借坚固堡垒,疯狂反扑,红军遭到很大伤亡,被迫转移。
  浒湾失利,临时中央大动肝火,李德更是火冒三丈。李德不好直接追究彭德怀的责任,就抓来红七军团政委肖劲光,撤职并开除党籍,交付审判。
  黄克诚所在的红五师也有一个团政委被抓作替罪羊,当即被撤销职务,并加以处决。
  对李德的这一连串动作,黄克诚很有看法。
  过去,按照毛泽东指挥作战的经验,红军打完一仗,都进行必要的休整,以便养精蓄锐,寻机歼敌。可是,李德全然不顾东方军鞍马劳顿,连续几个月长途奔波之苦,一味命令红三军团进攻来犯之敌;而敌人筑有坚固的阵地,以逸待劳,这样打仗,红军自然受制于敌,浒湾战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但是,李德不检讨自己的指挥过错,反而乱捕、滥杀毫不相于的红军干部,追究前线指挥员的责任。黄克诚觉得李德真是以势压人,殃及无辜。这样,红军能打胜仗吗?
  其实,这些日子以来,黄克诚说话已经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因而凡遇到有关打仗的事,全由红五师师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决定。
  自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以后,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很多持不同意见,或者是赞成、支持毛泽东的同志,都遭到“左”倾领导者的追究,受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
  黄克诚知道,自己一旦不慎说出人家不中意的话,就可能被整掉,永远缄口。既然自己的意见丝毫不起作用,又何必多说什么?后来黄克诚回忆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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