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毛泽东把黄克诚等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他们别再受彭德怀的影响。
8月2日，中央全会召开。
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接着，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在批斗中最为积极，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毛泽东。
林彪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他是7月23日后上山来的，是毛泽东搬来的主要“救兵”，已决定让他接掌国防部。林彪批斗也越来越积极。
开始，黄克诚态度还是很强硬。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气得脸色铁青。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黄克诚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有什么用，便尽可能多听少说，少争论。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人两次找黄克诚谈话。他以帮助黄克诚摆脱困境的善意，要黄克诚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克诚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是，人们总以为黄克诚是彭德怀的亲信，应该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黄克诚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他交代彭德怀的问题。
一次，彭德怀在碰巧没有别人在跟前时，劝黄克诚别那么紧张。
黄克诚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什么别的想头。”
彭德怀还劝黄克诚别太悲观，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
8月10日，小组追问黄克诚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他那里到底谈论了什么。
这时，李锐被分到黄克诚这一组。黄克诚误以为那天的情况已被揭露，再加上认为自己是中央委员不能对组织隐瞒，便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
“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由此得到了证实。
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威望极高。到这时，原来那些批“右倾”时内心里还对黄克诚等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
毛泽东更加重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还对黄克诚等做了许多争取工作。此时，他完全认定黄克诚等是个“反党集团”，确认彭、黄等人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
政治局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
黄克诚和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不断地追逼围攻下，只得在说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给自己扣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帽子。
此后，等到冷静下来，黄克诚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才是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真正错误。
黄克诚一想起此事，心里就非常痛苦。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必要的，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决议》通过后，全会就闭幕了。
8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了人事安排和庐山会议如何传达的问题。
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撤销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职务，任命罗瑞卿为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张平化接任。彭、黄、张、周仍保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职务。
庐山会议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逆转了本来有所好转的形势。过火的是非颠倒的政治批判，迅速由山上波及山下并发展到了全党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从而使原来的“左”倾错误，由主要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发展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一系列错误。
庐山，久负盛名的避暑胜地，又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而名扬中外，载入史册。
在军事系统，为了深人讨论和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清除彭德怀和黄克诚在军队中的影响，中央军委在全会尚未结束以前，就发出通知，决定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8月18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
北京。军委第一次大会，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召开，到会者有两千多人。
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起被批判。对中央决议，他们只能认帐。对许多“揭批”的不实之辞，彭德怀和黄克诚都进行答辩。
会场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了。于是，会议主持者决定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分成两个会场批斗。
批斗黄克诚的会场设在紫光阁。
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黄克诚关系多的人，要他们揭发批判。
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黄克诚是“怕死鬼”，那个说他是“杀人犯”。
对此，黄克诚能够理解。他明白，除非个别人另有个人目的，大多数人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
忽然，吴法宪提出了所谓黄金问题：“黄克诚曾经贪污大量黄金！”
这样一来，会场上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一片哗然。
黄克诚一向被人认为清正廉洁，这回一下子似乎成了大贪污犯。
原来，所谓的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往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
当时，数万大军远征东北，当然得带许多钱。但是，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离开根据地就成为废纸。于是，大军出发前，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一部分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之用。
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师部所带的黄金还有剩余。黄克诚征得组织同意后，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
东北解放后，黄克诚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当时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手中。翁徐文请示黄克诚如何处理。黄克诚当时已经得知中央任命其为湖南省委书记，他想，湖南革命烈士很多，从前是老苏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地区。黄克诚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的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
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后来由于湖南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黄克诚要翁徐文把这笔钱交给湖南财政部门。
这笔款项，黄克诚有批用权，但从未直接经手过。自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管。
这个问题揭发出来以后，黄克诚非常担心。黄克诚恐怕翁徐文年纪大了记不清来龙去脉，又恐怕他已经把帐目销毁。而且，万一翁徐文已不在人世，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黄克诚已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名，但是实在耻于背个“贪污”的罪名。因此，他写信给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
罗瑞卿受命率领一批人马亲赴湖南。
他们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去查对，把多年的老帐翻出来，一天一天地查问。
幸好，翁徐文仍然健在，而且他十分小心，事关钱财，怕有非议，帐薄、单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李富春批准的字据都在。
这样，一直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军委斗争会停止后，黄克诚一直赋闲在家。
1959年后，他曾写诗自娱：七律自况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乌纱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黄克诚有时阅读书报，有时默默散步，有时悄悄到郊外察看庄稼长势。
下雨时，他常常用脸盆接水测量降水量，关心农民的生产。
在当时，黄克诚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关心国事了。1960年以后，大跃进等政策的恶果显露了出来。经济上比例失调，生产下降，供应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城市减量供应，农村死于饥荒的人不断增加。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黄克诚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黄克诚见到了陶铸。陶铸再三劝他给毛泽东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
黄克诚考虑再三，决定接受陶铸的劝告。他从别人的发言和文件中得到启示，着重检查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克思主义高度上来认识问题等等。
黄克诚罢职闲居，虚度岁月，希望能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开会，要解决农业问题，决定不搞农村大食堂，实行评工计分等等。
听到消息，黄克诚非常高兴，认为早就该这样做了。1961年国庆节。天安门。
黄克诚获准上天安门观礼。此刻，他正坐在休息室休息。忽然，黄克诚看见毛泽东向他走来。他连忙站起身来，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对黄克诚说：“你给我的信收到了，看后我很高兴。”接着，毛泽东又告诉黄克诚，蒙哥马利和斯诺来华谈了什么什么等。
“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吗？”黄克诚乘机问道。“可以，可以。”
毛泽东回答道，“你还想回军队吗？”毛泽东又问黄克诚。
“我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吧！”黄克诚回答。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发扬党内民主、扭转形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上使全党前进了一步。
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点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连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写了一份八万言书，送给中央和毛泽东。
不料，政治风云又起变化。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供批判之用。
开始，黄克诚获准参加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他参加了。
这虽然使黄克诚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但也表明他的处境即将恶化。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以贺龙为组长。
这次的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黄克诚的日子比363较好过。
他依旧闭门读书看报，有时与人下下围棋。后来，毛泽东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此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国内形势又变得紧张了。
1965年9月。北京。黄克诚住处。
杨尚昆代表毛泽东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黄克诚谈后，说是毛泽东决定派他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黄克诚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因此十分高兴。安子文对黄克诚说：“你要快走，尽快离开北京！”
“我可以过了节再走吗？”因国庆节即将来了，所以黄克诚这样问。
“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回答很干脆。
黄克诚听了，略感奇怪。但是，他服从了组织决定。黄克诚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他收拾了东西，交出了公物住房。以前保存的革命文物，别人送的字画，他分别送给了有关博物馆保存。几年来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了公家。他打算过一年再调动夫人唐棣华的工作，让孩子们仍在京读书，自己一人先去山西。去山西前，黄克诚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七律抒怀京华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到了太原，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主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黄克诚先到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等十一个县，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
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黄克诚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黄克诚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黄克诚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等九县后，他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山西的粮仓。来回一个多月，回到太原时，就要过春节了。黄克诚两次共跑了二十一个县。他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由于急于工作，所以并不感到多么疲劳。
不久，黄克诚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犯错误的消息。黄克诚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365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于1966年2月3日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实际上，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从1965年冬就开始了。
1966年春节后。山西。
太阳炙烤着干涸的泥土，大地张着嘴。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雨丝了。
黄克诚又去太行山区进行抗旱工作。
到了高平县，黄克诚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黄克诚在高平接待了他，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进行抗旱工作，从2月一直到5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他一路到了不少基层社队，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