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表兄弟马上配合地点头，七嘴八舌地幸灾乐祸开了：“就是，就是。说不定就是人贩子给拐走了。”
“这河又没有盖子，你儿子掉进河里了也不一定。”
“这个镇上哪一年不丢几个小孩？难道都跟我们有关系？”
几个人一说，张翠兰就明白这事跟朱莎脱不了干系，她这时已经六神无主，面对朱莎又是怨恨又是恐惧，见朱莎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又奈何不了她，回身便朝着正哭哭啼啼的大女儿狠狠地甩了两巴掌：“哭！哭！叫你哭！没用的东西，你是死人哪，叫你看着弟弟你死到哪里去了？你还回来干什么，你怎么不去找啊！”
小女孩挨了两巴掌，委屈得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喊：“又不是我的错为什么打我？健仔要吃棒棒糖，我去给他买，让他在大树底下等，我才一回头他就不见了。我到处找他找不到才回来告诉你的。”母女俩正纠缠不清，朱莎和几个表兄弟在一旁抱着胳膊看戏。
朱莎看火候差不多了，才慢条斯理地说：“张婶，回去吧，健仔说不定已经回家了。不过，我提醒你，你再这么闹下去的话，我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健仔今天是一时贪玩不见了，下次再不见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你在我家闹了这么久，你也应该知道，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我还不是兔子，我的这些个表哥表弟也都不是兔子。”
几个表兄弟立刻配合地露出凶狠的表情，朱莎暗暗地觉得好笑，脸上却不露声色，看看张翠兰几乎是惶惶然的表情又觉得万分厌恶，典型的欺善怕恶，以为朱家是软柿子可以随便捏呢，结果却啃到一堆硬骨头，什么也没吃着还咯坏了牙齿。
朱莎又冷冷地补充道：“张婶，别以为我们朱家在这里是外来户就好欺负，我妈妈娘家也是有人的，我也是有同学朋友的，你真要把我惹急了，我也是豁得出去的。王春生害死了我妈妈，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他坐牢，你闹也白闹，再闹，我就让你儿子永远不见。你记住我的话。”
张翠兰闻言几乎是落荒而逃。她从朱莎文质彬彬的外表里看到了一种超乎她年龄的狠辣和决绝。这种心计和手段决不是她这个没读什么书，只会像泼妇一样打滚撒泼的人所能对付的，尽管朱莎年纪还小，但她这份胆量，这份不动声色的心计已经令她恐惧。她明白这次王春生是在劫难逃了。
第10章
一波三折的案子
朱莎的通知书在八月初的时候就送到了家里，她顺利地被第一志愿录取，9月中的时候就要去北京上学了。按镇上的惯例，考上大学的她应该请所有教过她的老师一起吃顿饭感谢一下，但郭老师还没等她开口就拒绝了。这个在朱莎生命中充当了第二父亲角色的胖胖的班主任，当朱莎羞涩地向他表示感谢时，他一边修他那辆每天都要修的烂摩托车，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朱莎说：“我不要你的什么感谢。你能考上大学，完全在于自己的努力。你也不要把考上大学当作你奋斗的终结。你人生的路还很长，上了大学只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你比别人更早地经历了一些痛苦和磨难，这未必就是坏事。”
朱莎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她低头很快地擦干眼泪，对正埋头摆弄摩托车的郭老师行了一个礼，然后飞快地走了。这样轻描淡写的一番话也只有郭老师才说得出来，他是真的把朱莎当成了自己的女儿。朱莎很幸运。
是的，她丧母的痛苦，她临考前的重压，她忍辱负重的努力，一切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事情发生的时候，郭老师并没有安慰她，他早就知道，单薄的言语安慰对她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会让她更加的伤心，所有的痛苦和挫折最终还是要靠她自己才能挺过来。是的，她终于挺过来了，也终于有资格听到郭老师的那番话了，这个过程有多艰难，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由于朱莎考了全县文科第一名，县里在奖励学校的同时还奖励了她一千块钱，学校和镇上各奖励了朱莎五百块。这三笔钱加起来一共有两千，已经是一笔巨款了，但这比起朱莎《入学须知》上所列的各种费用加起来还差很多。
为了给朱莎凑学费，父亲带着弟弟去了邻村的砖厂背砖。这个活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纯粹的体力劳动。背砖是计件发钱的，父子俩一天加起来可以挣到五十多块钱，但是每天天不亮就得去，晚上八九点钟才到家，一天要干14个小时的活，累得饭都不想吃。弟弟背了两天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但看看父亲的样子还是咬牙又去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本来就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
朱莎也要去，但父亲娇惯她，说背砖不是女孩子该干的活，说什么也不让她去，只让她在家里做饭，按时给他们送饭就行。
朱莎在这个暑假唯一的长进就是厨艺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刚开始的热个菜还会把菜烧焦，到现在，已经能像模像样地炒几个菜了。但由于厨艺是速成，根基还有些浅，所以水平一直有些忽上忽下的。有时确实做出来非常好吃，有时却不是淡而无味就是咸得要命。不过，不管怎样，父亲和弟弟从来都不抱怨，朱莎知道，自从母亲去世后，他们把对母亲的感情转移了很大一部分到她身上，因为她长得那么像母亲年轻的时候。尤其是父亲，有时候会在她忙碌的时候，不自觉地盯着她的身影发呆，好像在透过她，回忆母亲生前的样子。
李洋由于报考的是飞行员专业，属于提前招生的军校，8月中的时候他就已经穿上军装，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去保定的飞行员学院报到了。他临走的时候，朱莎的案子还没有开庭，许多事情还不明朗，所以他郑重其事地把朱莎带到了家里，请父亲一定帮朱莎。
当着朱莎的面，李洋的父亲问了些问题之后就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朱莎很感激，但觉得李洋的父母看她的眼光怪怪的，像在审视什么，又像在评估什么。她不知道，就在前一天晚上，李家人为了她爆发了家庭大战，因为李洋亲口对他的父亲说，明天将要上门的女孩是他的女朋友，如果父亲不肯帮她，那以后他就待在部队上不回来了。
父亲一听顿时气得肺都要炸了：“混蛋，不是说好了上高中的时候不许早恋吗？你还给我提什么女朋友，趁早给我滚蛋！”
父亲还没有说完，母亲就着急了，马上哭哭闹闹地嚷嚷开了：“你让他滚哪去啊？早恋怎么啦，人家早恋影响学习，我儿子早恋不也照样考上大学了？滚什么滚？再让他滚，我们母子俩一起滚。”
母亲冲着父亲嚷嚷完又朝儿子唠叨：“你这混帐小子，乱说什么啊你？我把你养这么大就送给部队了？”
李洋梗着脖子气冲冲地说：“谁让他不答应的？我都多大了，动不动就让我滚蛋，我还就真滚了！我以后还不回来了！”
父亲也气极败坏地吼：“你翅膀硬了就想飞了？连老子的话都不听了？”
李洋一听这个马上又吼回去：“我讨厌你整天老子长、老子短的，连爷爷还没这样说呢，你凭什么整天这么说？你表面上是共产党员，其实就是封建家长！”
父亲气得暴跳如雷，父子俩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母亲赶快出来打圆场：“老李，你就答应一回不就得了？这又不是什么难事。你有那么多同学朋友，随便打几个电话不就完了！儿子难得求你一次，你还摆什么架子？再说，这女孩也不是什么外人，说不定以后还是咱们儿媳妇呢。”
李洋听到母亲这么说朱莎，脸有些发烧。没办法，谎话既然已经开了头就只有继续编下去了。
父亲软了下来，但口气还是硬梆梆地：“小小年纪不知道好好读书，就知道搞这些花花肠子，还要老子来善后。还敢威胁我。”
李洋又要开口，母亲赶快发挥长袖善舞的本事不着痕迹地接过去：“他也没让你善什么后，不就是让你帮个忙吗？你帮了不就得了？楼下老王的儿子高中还没毕业就领回来个小姑娘在家住着，人家老王不是也没废话吗？再说，儿子也没干出什么出格的事，你瞎嚷嚷什么？”
这么一比较，父亲顿时心里又好受点了。在李洋的软磨硬泡和太太的威逼利诱下，李洋的父亲最终还是屈服了，答应尽可能地提供一切帮助。李洋不乐意，嘟囔着还准备追上去要父亲保证一定帮朱莎把这官司打赢，母亲赶快拉住了他，让他见好就收。
李洋不干了，母亲用一个指头点着他的头悄悄说：“你爸那个人我还不了解？只要他答应的事，十有八九会成功。你还追上去要他给你什么保证，不是找死吗？回头他牛脾气发作了，你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傻儿子！”
母亲是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察言观色的本事最厉害，母亲既这样说，李洋也就信了，回头又对母亲说：“妈，明天那个女孩来了，你们谁也不许提我们的关系，她脸皮薄，回头把她吓跑了，我就一辈子打光棍了！”就这样放肆的要求，母亲也答应了。于是才有了朱莎这次和李洋父亲的见面。
李洋在促成了这次见面之后心满意足地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去保定了。他走了之后没多久，在重重煎熬中，朱莎终于等到了开庭的日子。后面因为有了李洋父亲的很多帮助，朱莎才能顺利地坚持下去。
李洋的父亲叮嘱她在开庭前一定要保存好证据，做好证人的思想工作。根据他的经验，在农村，即使富有正义感，也很少有人会出面去给朱莎作这个证。因为给一方作证势必要得罪另一方，而且得罪的还是在当地势力极大的一方，这在农村是非常忌讳的事。他让朱莎千万不要大意，否则案件会变得更复杂，审理的过程也会拖得很长。李洋的父亲就亲自办理过一个这样的案子，原告花了三年时间才打赢了这场官司，几乎付出了倾家荡产的代价。鉴于朱家目前的状况，他建议朱莎做好充分准备之后，速战速决。
朱莎被他说得悚然一惊，原本自信满满的心顿时变得焦虑起来。事故发生的当天，有很多人在场，既有在场上打麻将的，也有在场边围观的，大家基本上都亲眼目睹了朱莎母亲的死亡过程，都可以作为人证。但当朱莎带着弟弟挨家挨户地去请求他们出面作证的时候，大家都面有难色，几乎没有人愿意出庭。
朱莎和朱虎在家急得团团转，眼看开庭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却节外生枝。朱莎也一筹莫展了，烦躁得恨不得揪光自己的头发。
李洋的父亲的电话又到了，朱莎在二婶家接电话的时候，事情还没说完，急得都要哭了。时间间隔得太久，朱莎已经没办法再申请鉴定，所以找到证人和证物就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李洋的父亲听了情况倒是没有太着急，他提醒朱莎，不可能所有人都会怕王家人，将所有在场的证人过滤一遍，找那些跟王姓一系曾有过矛盾的人，利用他们的同情心，只要能达到目的，下跪、痛哭都可以用上。
姜还是老的辣。朱莎茅塞顿开，和父亲细细筛选了一遍那天在场的人，确定了两个重点目标根叔和发叔，他们一个和王家人争过宅基地，一个和王家人争过马路边上门脸房的买卖权，不但都曾经为此大打出手过，而且也都争输了，王姓一系的那几个要人在其中暗地里起了不少作用，所以他们和王家人的矛盾可以说很深。
于是到了晚上，朱莎带着弟弟摸黑到了这两家，见门就跪下，未语泪先流，把正在吃饭的两家人吓得半死，赶紧要拉他们起来。姐弟俩长跪不起，痛哭流涕，哀求两位叔叔辈的长辈要给自己作主，替朱家出庭作证，将庸医王春生绳之以法，否则在地下的母亲死不瞑目。
两家人都是亲眼见过朱莎母亲死后，朱家姐弟俩哭得死去活来的惨状的，也知道因为告状，朱老师被文教组清退，也当不成老师了，这些都是王春生背后下的黑手。两位叔叔还没有说话，婶婶已经心软得跟着一起哭，一边哭一边催促：“死人，还等什么？赶快答应啊！这么可怜，没妈的日子可怎么办哟！”两位叔叔于是点头答应出庭，朱莎和弟弟感激涕零，又连连磕了几个头后才离开。
由于有了证人和证物，再加上李洋父亲的过问，法院开庭后，根据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的规定，认定王春生所造成的事故为一级医疗事故，根据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处王春生有期徒刑两年，一次性经济赔偿两万八千元。
王春生被捕以后，王家人拒不执行审判中规定的赔偿，于是，李洋父亲又教朱莎申请了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那天，万人空巷，很多人心里都产生了同一个想法：“朱家的这个女儿不简单。”
注：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对赔偿数目规定得比较少，而且也没有明确造成一级医疗事故的直接责任人的具体刑期。
第11章
乡里妹子进城来
带着母亲留下的浅灰绿的皮箱和父亲给她的三千五百块钱，朱莎独自一人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大姑的大女儿美玉在市里的一家饭店做服务员，她是朱莎的大表姐，又是唯一一个在市里上班的人，于是买火车票的事就交给了她。
父亲已经仔细研究过朱莎的《入学须知》，知道只要拿着录取通知书去火车站就可以买到半价火车票，但当他把录取通知书辗转交到大表姐手里时，还是忧心忡忡，生怕出现意外，为此他在电话里反复叮嘱美玉，让她千万千万不要把通知书搞丢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说话的语气郑重得好像不是在托人买火车票，而是在交付朱莎的终身。
买票的事定好之后，父亲又拿出三百块钱叫朱莎去县里买个皮箱，挑两身好点的衣裳，特别是棉袄，一定要买件厚的，能保暖的，他听说北方的冬季既漫长又寒冷，没有厚棉袄想必会很难熬。
父亲想得很长远，但朱莎不肯去，说是皮箱用母亲留下的那一只就很好，厚棉袄也早就有了，美玉表姐送了她一件，样子也不难看，还很新，其他的衣服也不用买，自己都有，带上就行了。一边说着，朱莎一边踩着凳子去拿柜子顶上放着的那只灰绿色的皮箱，把里面的东西腾出来，然后把自己收拾好的东西放进去。
那只皮箱是二十年前母亲的陪嫁之一，论年头比朱莎的年龄还要大，当时虽然是最流行的款式，但过了这么多年早就老旧不堪，箱子侧边的两个金属弹簧扣锁也早就坏掉了一个，怎么扣也扣不上了，只能在一旁歪歪斜斜地答拉着，实在有碍观瞻，朱莎叫朱虎修了几次都修不好，索性让他拿着螺丝刀把这个扣锁撬开卸了下来。皮箱里只装着几件简单的家常衣服和一件大红的棉袄，另外就是一些毛巾、牙刷、香皂、面霜等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棉袄因为是折叠着的，看不出到底好不好，只从外表上看，似乎还有八成新。
父亲盯着那堆东西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一反常态，执意要朱莎再去买几件新衣服和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镇上别的女孩子有的东西朱莎也得有。父亲的态度无比的认真和执拗。但朱莎不想去，虽然在强制执行的当天王家就送来了一万六千块钱的赔偿，但只要想到这是朱莎母亲用生命换来的钱，三个人就内心隐痛，谁也不忍心将它花掉。
一万六只是赔偿的一部分，但李洋的父亲告诉朱莎，并不是申请了强制执行就能拿到所有的赔偿款，王春生已经入狱，看王家目前的情况，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再执行下去难度很大，而朱家还要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也不宜将矛盾过分激化。所以，他的意思是拿到一点算一点，其他的以后再说。
朱家姐弟只要能将罪魁祸首送去坐牢就已经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