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补几个月来可怕的孤单。当小女满屋子在爬上翻下，时而搬动椅子到桌上来帮大人“干活”，时而把抹桌巾放在面盆里学妈妈洗衣服、擦桌椅。我感到人的生命正在时刻不停地向上伸展，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愿小女的将来不再遭遇我的苦难。
过了春节，我又回“宣传队”去。队长他们还没回来，只有我和另一位也是受审查对象的按时归队。我们照样干些打杂的事。在不知底细的当地干部群众心目中，我们都是上级派来负有使命的“钦差大臣”。一天，几个大队“造反派”半夜跑来敲门，报告说有人“下海投敌”，被他们抓起来，请示“宣传队”要如何处理。当天队长他们都不在家，我如果不予理会，责任不在我身上。但是我觉得应该维护“宣传队”的威望，不能让别人看出“宣传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一些人“自身难保”，我穿上衣服就跟他们出去了。
他们带我到半山腰的一间旧寺廟里，里面竟然关押着十几个“阶级敌人”。早听说，大队“学习班”里关着许多不同观点的群众。那些人一不当官，二无“铁饭碗”，凭力气吃饭，还要受到所谓“审查”。只见昏暗的灯光下，地板上东歪西倒躺着一些卷曲成弓形的身子，底下垫着一层稀疏的稻草，连张草席也没有。有人在痛苦地呻吟，突然一声可怕的梦呓吓了我一跳。那个“下海投敌”者正被吊在樑上晃荡，低垂的脑袋说明早已被折磨过。这人原是大队党支书，几年前曾获得“擒敌英雄”称号，他怎么会“下海投敌”呢？此刻我才知道这乡下的“学习班”竟是私设的牢房。比起来，我在县里遭遇到的要算是幸运的。一时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竟严厉命令他们把他放下来，等队长回来再说。其实所谓“下海投敌”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那些“造反派”对他恨之入骨，早就欲置他以死地，只是“宣传队”干预过，才未能下手。那天晚上他们想再次刺探“宣传队”的态度，要不是我“多管闲事”，那位支书的命说不定早完了。此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后似乎也觉得“多此一举”，当了“囚犯”还不忘党的利益，这也正说明我不是“阶级敌人”的有力证据。然而，我的苦心，当时有谁能理解呢？
同年4月“宣传队”大部分解散，又回到公社去办“学习班”，据说这是个“好办法”，什么事都可以通过“学习班”来解决。这次是搞“一打三反”运动，主要对象是整那些“文革”中“站错队”的人，揪“现行反革命”。
接连几次运动下来，许多人都有或大或小的“问题”。6月份开始动员“退职下放”，目的还在清除异已，“纯洁阶级队伍”。把那些够不上“开除”条件的人用“文明”方式赶出去。他们要那些在“清队”运动中挨过整，受过“审查”批判的人表决心，“自愿”申请到“农业第一线”去。一些饱经磨难的人对未来失去信心，产生“解甲归田”的想法，以为能逃避现实，过上“隐居”的生活，便接受了。更多的则是被迫顺从了。
我可不愿意失业，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人总得活下去。组长几次“启发”，我无动于衷。最后他竟不管我同意或不同意。7月21日学区党支书照样通知我“光荣下放到农业第一线”。我当即表示抗议，要求先对我的“审查”下结论，再谈“下放”。因为当时对我的所谓“定案”，上面并没有批复下来，也就是说，对我的“问题”性质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可以随便把人“下放”。我拒不接受“通知书”，不领取“下放金”，不办理迁移户粮手续。可是他们象扔掉一件破烂那样，一经掷出去就不再去管它。就这样，没有在“里通外国”问题上卡死我，却用一脚踢开的办法来摆脱他们自己的困境。
如今事情早已过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历史新的纪元。改革开放的政策熨平了人民心头的创伤。那些受过迫害的人重新焕发了青春，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人们对“文革”“清队”中遭受迫害的人也寄予极大的同情。但是，我想说，那些迫害人的人，一样可悲。他们受人欺骗和利用，把人民当成敌人，把好人作为坏人打斗，就象被人挑唆，狠心抛弃自己的妻儿，背叛年老力衰的父母，不认骨肉兄弟一样，显得多么孤单和可憎。这些人不也是受害者吗？不也值得同情？唯有那些独出心裁，置党的政策于不顾，抱着个人目的滥发阴威，设计陷害，肆意侮辱和贱踏别人人格和权利的人，才是无可救药的。他们是一群魔鬼，活该受到众人的诅咒。
四、走别人安排的路
1970年春，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后，城镇居民“下乡插队落户”又掀起热潮。声称几个月内要将所有城镇居民都迁到农村去，城里要“剃光头”，今后不再有城镇了。说这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采取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
起初，居民们以为这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说说大话而已，未必当真，彼此都在观望。只有那些“家庭成分不好”，“政治历史有问题”的居民户，被勒令限期搬迁。街委会为此举办“上山下乡学习班”，每天把那些人叫去开会学习，不许他们在城里干活谋生，直到他们答应下农村，才算“学习毕业”，可以得到“自由”。在城里长时期断了生活来源，就唯有去农村才有活路，这一招也真绝了。那些人走在前头，做“榜样”。接着又有种种谣传：“南安县城已经搬光了，连县革委会都分散到农村去办公。”“江西省迁了几万人，城里的房屋被拆除，夷为田地。”……还说最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通通要赶到大山区里去。居民们由观望而变为惊恐不安，担心谣传成为现实。听说有人已“捷足先登”，其他人也争先恐后着急起来，担心到时候找不到一个好地方。一时间城乡交往热闹非凡，大家纷纷出动去乡下找亲戚，托朋友，希望联系到一个距县城不远，又较富裕的村子能够接纳自己。在规定的期限内，街委会门前竟然排起长队在登记“上山下乡”。大家的表情就象是一群在等待一碗热粥的灾民，所有的念头都集中在活下去。
我们家当然也不例外，几乎在我被“下放”的同时，父亲因为是公私合营的“过渡人员”，也被莫名其妙地“退职下放”了。全家人再没有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还在上学。为了糊口，只能跟着大家去排队，走别人安排好的路。还得庆幸一位亲戚相帮，才找到离县城不远，又富裕的地方去“落户”。即使到农村也不能远离家乡呀！故居终归是故居，那是每个人的“摇篮血迹”，“根”的所在，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10月13日又是一个一生中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满怀惆怅，极不情愿地跨出家门，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居，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生存，而且象是被人贩子出卖了一样，不知还有返回的时候。我最后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楼房，沉重地锁上门，我仿佛觉得大地正在陷落，故居即将死去，悲凉的心情噎住一股热泪，要不是“男子汉”三个字撑着，我会嚎啕大哭一场。大门口三辆装载着床铺、桌椅、大缸小罐和一些破旧家俱的板车无精打彩地停在路边。几位还没有迁走的亲友在大门外等待送行，他们说了不少安慰的话。我似笑非笑地点着头，默默地向他们致意。美娟和弟弟已经推着一辆板车走在前头了。父亲按照风俗放了一串鞭炮。送行的人立即裂开嘴喧嚷着跟我们挥手告别。在我看来跟出殡一样悲伤，冷冷落落的鞭炮声无端增添了几份哀愁。我们是最后一批去乡下“插队落户”的。此后，那些不肯走的并没有被赶到大山区里去。这些人中有干部的家属和亲戚，他们倒十分乐意把“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光荣称号让给别人。那些干部是专门鼓动别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自己躲在背后看风势，还庇护了一批亲友。老实人又发觉吃了亏，可是已毫无办法，就象一个被嫁出去的女人，随便是回不来的，娘家已没有她住的地方。
一路上我默不作声，拉着板车，数着脚下连绵不断的步伐艰难地朝前迈去，感到从此要肩负着沉重的担子，看不到终点，看不到曙光，未来完全是个摸不清的变数。牧羊人用鞭子把羊群拢到一块，目的在便利他的管理。照理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由低处走向高处，把贫穷变为富裕，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消灭所谓“差别”，而去责怪先进，实在是愚昧的做法。难道又要来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直至“消灭城市”。一个人看不到未来的光景，只能听天由命，在别人限定的小路上盲目地向前，象一群饥饿的动物，仅仅出于本领而必须到远处去觅食。
进了“插队落户”的村子，几个看热闹的孩子在板车后面紧紧地跟着，象在尾随一群要饭的乞丐，想看看他们的可怜相。到了住处，父亲又是一串鞭炮把那些呆在屋里的老太婆也惊动出来，远远地倚着门看新鲜，似乎这些城里人都成了天外来客。两位干部模样的赶过来热情地打招呼，说了几句客套话，表示欢迎这些新来的村民。一时倒也使人感到有一个新的“家”。
时候不早了，我们忙着卸车，搬家俱，搭床铺，重新筑起一个窝。我和美娟、孩子住一间，父母弟妹在另一处，成为两家子单独过日子，这是事前说定的。在农村不兴大户人家，分配东西常以户为单位，分户可以占点便宜。对我来说，在生活中同时经受三大变化：“下放”、“下乡”、“分家”。前两项是被迫的，后一项是形势造成的。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由一个舒适、繁华、安定的场所，一下跌入艰难、黑暗、孤单的坑道里，我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焦虑和担忧。但多亏那时我身强力壮，而且深信这一切不单单是属于我个人的，知道它不可能长久。我还是毫不惊慌地接受它的挑战，准备在他乡的土地上，披荆斩棘，顽强地生存下去。
“落户”第二天，我就拿起锄头跟社员们下田去。村民们通情达理，知道这些“城里人”不习惯农活，队长分配任务时多少有点照顾。美娟怀有身孕，就跟老人孩子一组留在晒谷场上“看场”，打扫仓库，收藏粮食，干一些轻活。我在强劳力的一组，学习干各种农活，只要做得来，我都跃跃欲试。我想不会比教书更难的。那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一天出三趟工，早上六点钟起床就下田去，干了两个多小时回来吃早饭。收拾好饭桌，马上又出发。中午那段时间歇得长一点，下午一趟要干到摸黑才收工。有时农活不凑巧，回来时已是满天星斗。一天大约劳动十个小时。忙忙碌碌，也就无暇去思索和怨恨，大概这正是决策者当年高明的设计。
十月下旬收割中稻，当地的老人叫我别去。这种单季稻杆子长，脱粒难，种在烂水田里，不怕台风暴雨。夏初插种、秧苗足有二尺来长，插下去就基本上不再去管理，既省肥又省劳力，可是产量低，只适合种在排水差的低洼沼泽地里。后来都进行改良，种上双季稻了。当时我抱着试一试的劲头，还是跟社员下了田。直到双脚陷进烂泥里，走一步比登山还难，才知道果然厉害。这烂水田是越踩越“烂”，脚陷得越深，泥土的粘性也越大。而且割完一把稻穗就得随手拖到岸上来，这运输的功夫比割稻更艰难，当地人称这种农活叫“拖水田”。我很快累得直不起腰来，好容易坚持到收工，回到住处饭也不想吃，一下扑倒在床上。不过除了肌肉骨骼的酸疼，晚上却很好入睡，这对改善我神经衷弱的疾苦，甚为有益。第二天醒来，体力很快得到恢复，照样还去“拖水田”。我这人有个倔脾气，从不半途而退，让人笑话，再苦再累的活也要坚持到底。可是我终究不是那种常年累月锻炼成的庄稼汉，后来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可能是干了这种农活引起的。
在农村，光是出工劳动也还挺得住，最恼人的是回到家里又歇不得。分到的稻草要一担一担从田里挑回来。稻谷要晒干，挑到碾厂去碾成米。花生果也要晒干，再送去榨油。冬季生产队分地瓜，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一次几百斤地瓜要分几趟从地里挑回来，然后得削皮、洗净，再挑到碾厂去绞碎，这时光排队得等上好半天。绞完后再挑回来一遍又一遍地用水冲洗过滤，让它沉淀出地瓜粉。过几天还要从缸里挖出来放到大簸箕上去晒干。地瓜渣也要捏成一个个圆饼放到屋顶上去暴晒。有时是把地瓜刨成片状或条状晒成地瓜干保存起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天气，老天爷保佑，东西可顺利地收回来。遇上阴雨天或下一场雷阵雨，就害苦了大家。粮食淋湿了会发霉变质，挑到市场上价钱就大大地贱了。此外，还得预备好几个“七斗”，“五斗”大缸，储藏着差不多是一年的粮食。
我的住处是长长的一间厢房，一头搭床铺，一头建炉灶，中间靠墙放上一张桌子，两只板凳，也就把房里可利用的地方基本上占据了，只留着一条小小的通道。随着生产队分粮食，大缸小缸一个个挤进来，只好“叠罗汉”，向空间发展。到了晚上，简直是人和粮食同时收藏在一个处所。更何况住房后面连着房东的一间草房，里面堆积着供一年烧用的柴草。前头又接着一间猪舍，两头大肥猪整天哼哼直叫。旁边虽有一个小厅，一边是我堆放柴草和各种农俱、杂物。另一边是房东的鸡鸭鹅羊过夜的地方。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平方的“经济效益”。可谓昏昏陋室，热闹无穷，我是乐在其中了。
住房虽挤，生活虽苦，习惯了也就无所谓。想想世上还有住地窖，睡破茅屋，有沿街乞讨的流浪汉，非洲还有灾民，有当奴隶的，我也就满不在乎了。祖先不是教导我们要“知足常乐”吗？可是到后来，有些社员却表现出很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尤其是男社员，常在我背后说些风凉话。这倒不在于我不熟悉农村的干活。在他们看来，一个壮年男子不会在城里干些别的营生，而跑到乡下来跟农民争工分是没有出息的。他们以为在城里可以不出大力气，而赚到更多的钱，正欲去而不能呢！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何况我的户粮关系当时还放在学校里，可以完全不受生产队的约束，愿意干什么是很自由的。就是那些户粮关系早已迁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成年男子，不少人仍留在城里做生意或开修理店，搞手工艺之类的。只把老人孩子丢在乡下，等待分口粮。因此他们就认定我是属于城里的“下等人”，“没本事”，“不乖巧”，才被淘汰到乡下来跟他们争工分吃。
有一次我跟几个男社员上山扛石头，抢修队里的水渠。他们看到我颠来倒去走不稳，不时得停下来喘口气。就有好心的过来劝我，还是回城里去贩点东西卖，省花力气，说某某人在城里一天能赚不少钱，既轻松又实在。有的则公开冷言冷语嘲讽起来：“这书呆子，不在城里赚钱，偏要到乡下来啃石头，怕是放心不下老婆吧！”我的脸上刷地红透了，这句话比二百多斤石头还沉。精神上的无端刺激最叫人难于忍受。
其实，我以为自己参加劳动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此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将来的出路，至于“挣工分”完全是没有考虑到的事。当时一分工分不值三分钱，一天顶多得六个工分，能值多少钱呢？我始终是一付老实劲，或者说“书呆子”也行。对主席的教导奉为金科玉律，即使遭到摧残迫害，已是“脸上刺字的囚徒”，还是忠心耿耿，不敢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