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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乡下“插队落户”近四个月，我和美娟天天出工，所得工分的价值，扣除分得口粮的款项，当年春节前一结算还欠生产队三十多元，在当时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数目。好的是上面拨下一笔补助款，帮助下乡“插队落户”的居民还清债务。否则，就甭想再继续分到口粮了。此时我们身边原有的一点储蓄也在补贴日常费用中花光了。其它别无收入，只有到市场去出卖一部分口粮才能见到一点点的钱。经济上的危机，造成生活上的恐慌，开始袭击着我和美娟的心灵。
就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1971年1月8日，美娟生下一个男孩。新的愉悦和希望使我们暂时忘却眼前的不安，争着给新生婴儿命名。我想起鲁迅先生在给白莾作“孩儿塔”序里有一段话：“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时值农历隆冬腊月，就取名冬萌吧！美娟同意了，这新生婴儿的生命力应该不同于一般，他要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顽强不屈地活下来，并预示一个好的开端。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病倒了，正是祸患不因为你的担心而消除；福乐不因为你在企求就降临。由于生活条件极差，承受不了过重的体力劳动，或者还有别的原因，我得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起初疼痛在腿部膝关节，我照常下地劳动，不把疾病放在心上。后波及到臀部和腰部，以至不能弯腰和端坐。然而家务劳动无法让我停下来休息。不久又漫延至肩膀和手臂，乃至全身所有大的关节，最后连十个手指头都肿起来，象十个梭子套在手掌上，已经连穿衣都不能自理，吃饭时筷子也拿不住。社员们见我骨瘦如柴，走路一步一顿，异常吃力，都好心劝我去医院治疗，说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治病，没有人就没有一切。我这才着急起来，已经拖延了一个多月。一时打针吃药，中医西医，针炙拨罐，什么办法都试过，仍不见好转。眼看医院治不好了，我又听从别人劝告，转向“土医生”。只要听到哪里有“偏方”，就不惜一切去请教。正是病笃乱投医，病情反而越来越糟，我已经完全不能动，只能整天躺在床上，逐渐对治疗失去信心。更令人难受的是当美娟扶着我到外面晒太阳的时候，一些人见我不象个人样，便投来怜悯的目光，说些他们认为是同情的话。其实从他们的眼里我读懂了，都是认为我将从此一厥不振，烂倒下去，这才最令人受不了。这种替我担忧的眼神，只会加重我的病情。有时我宁愿呆在黑暗的屋子里，还可以在心里感到一丝光明。
美娟在绝望中竟听信乡下一些老太婆的话，认为是魔鬼作祟，也去求神拜佛，企求神明来消灾灭祸。我已是无能为力的人，只能任她们去摆布。我知道这是失掉自信的表现，人们所以迷信，往往由于遭遇不幸，由于意志薄弱，逐渐对未来失去希望。于是将一切都归咎到命运上，相信鬼神的真正存在，希望神明能给自己带来意外的好事，期盼出现自己能力达不到的奇迹。以此麻醉自己，安慰一颗苦楚的心，也解释无法理解的现实。其实那些泥佛偶像是不会显灵保佑的，倒是我和美娟开始吵嘴，这是不可避免的，生活中原本就有这样的事。对眼前的困窘，我不感到十分绝望，我始终是个善于幻想的人。除了疾病可以折磨我的意志，任何时候我都充满着希望，相信一切还会好起来。我记得苏联小说《勇敢》这部书中有段话：“人生最美好的是幻想。当一个人幻想的时候，他觉得一切都好，也看不见不好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忍受。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屈服。而小市民就只是呻吟，小市民所以是小市民就因为他不会幻想。”这段话伴我度过了生活中几个最艰难的时期。每当我快要倒下去的时候，幻想就象是一帖良药使我重新获得力量。我所以没有在逆境中沉沦下去，放纵自己，也没有在失败的时候恢心丧气，感到绝望，就因为我始终是个善于幻想的人，是个能憧憬未来的人。靠着幻想我产生出生存的意志和力量，使自己能坚持到得救的时候。
美娟是够苦的，她每天出工，回家要料理一大堆家务，要照管两个孩子，再加上我这个病人的拖累，难怪她的脾气日益变坏。我心里很难过，自己不能使她过上好日子，还让她为我受罪。背地里我不时躺在床上心酸落泪。我只是怪她变软弱了，看不到未来的晨光，只会对眼前的困境埋怨数苦。她从不后悔嫁给我，她的一位亲戚曾劝她跟我离婚，她毫不客气地回绝，并告诉我她永远忠于我们的爱情。她不怕吃苦，她也算是一位大家闺秀，到了农村，仍样样不落人。她只是怪我不时拿话刺激她。其实我希望她好，希望她乐观一点，不要显得心事重重，一付狼狈的样子。她大约以为我还是个十足的书生，全没有考虑将来的生活，没有想到柴米油盐的问题，她因此十分生我的气。
我却有自己坚定的信念，即使病魔缠身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人用“先苦后甜”来排解眼前的穷困，幻想有朝一日“出头走运”。现实中也许有过这样的事。但老说这话的人，并不当真知道自己将来就要“发”起来，无非在自欺欺人。我不愿这样去想，生活确是够苦的，每日三餐除了地瓜咸菜没有别的食物，要不是亲朋好友多少救济一点，早已到了变卖家俱的地步。疾病的纠缠，使原来就受岐视和耻笑的地位变得更加牢固。对前途，甚至连活下去的希望也似乎越来越渺茫。面对阴气森森的人生，我反而更加冷静和沉着，心中仍然藏着未来，并相信一定会是光明的。讥笑和蔑视，全都平心静气地忍受下来。我可以视他们和自己毫不相干，我挣扎着要活下来，忍受这一切活下来，并非为着他们将来会感到羞愧悔恨。我要证明自己不是“坏人”，不该“罪有应得”。那些庸庸碌碌地活着，美美地过日子的人，我并不羡慕，他们将来的纪念碑只是一堆骷髅骨。在忍受别人的嘲笑、岐视和侮辱时，我同时告诫自己，有朝一日得意起来，万不可对别人报于嘲笑、岐视和侮辱，因为那是愚蠢的。庸人的目光总是随着强者的态度而改变。唯有那些穷困的，默默为社会工作的，永远想着未来的人，才值得赞美。他们始终高大，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那时，我最惦记的有两件事：一是自己的日记，我还没有把它整理好；一是两个孩子的成长。我自己穷困潦倒，受尽折磨，我忍受。两个孩子却应该有个美好的将来，他们不能再遭此不幸。对他们，我关心的不是孩子的天真活泼，而是能否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能否顽强拼搏去完成自己的事业。我几乎是在依赖着他们的将来而活着，把自己不能实现的追求寄托到他们身上。在当时的一篇日记里我写着：
“孩子，你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心中的幸福。你安静地躺在摇篮里，无须作甜蜜的或凶恶的梦。你脸上呈现的纯洁、和平、诚实是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只盼着你长大，快快地长大。你小小的眉头为什么皱着，难道你一出世就带着父母的烦恼和不安？这不好，将来这世上要你烦恼和不安的事还多着呢！你不能象你的父母为烦恼而烦恼，为不安而不安。你应有高尚的志向，顽强的性格。你是在冬天萌芽的，就要准备冒严寒，迎风霜，坚韧不拔地向上，到时候，幸福的花朵，丰硕的果实，将在你身上呈现。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即使贫病交加也会感到满意。
“孩子，你会笑了，会格格地笑了。爸爸看着你也笑了，笑得眼泪往下掉；妈妈也笑了，笑得往你小脸送去急切的吻。欢乐而愉快的笑声，解除了我们心头的烦恼和不安，幸福和希望又来到我们脸上。世界上笑是欢乐、幸福的象征，它跟热情坦率结合在一起。可是爸爸的眉头皱起来，往事不堪回首，多少事败落在嘻笑声中，多少次因热情坦率而误事。希望你，孩子！不要在笑语声中忘掉阴险狡诈的东西，你要成为一个冷静而深遂的人。这样，我们才能放心，即使长眠地下也会安祥地躺着。
“这小小的摇篮，你已经呆不住了，挥着小手想站起来？可是爸爸只能成天守在你身边，他全身疼痛，疾病在困扰，不能带你去外面享受阳光。妈妈也出工干活去了，回来得打扫收拾，没有片刻的休息，为的是挣工分养活我们，维持这艰难的一家。劳累已将她折磨成一个衰老的人。爸爸十分疼爱你妈妈，都怪我不好，不能让你和你妈妈，还有你姐姐过上好日子。失业、穷困、疾病正重重压迫着，他还活着，纯粹为了你们，为了你们能成为他晚年的快乐和幸福。孩子，你知道这一切吗？不，你无须知道，你只要成长，快快地长大……”
一段时间我曾想到死的轻松，甚至已选好死的地点和方式，写好了遗书。螺城西边有座莲花山，山顶一丛乱石状如莲花，旁边还有一块形似蟾蜍的大石块，背后一株大柏树，是个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景地，在我故居楼房的正前方，从窗户一眼就能望见。我同时写好了一首诗，到时好让家人去寻找我的尸体：“莲花迎日开，群山点头笑，挂我西枝头，晃荡亦奏乐。”后来，我又觉得要死，就死得悲壮一点，不能默默地去死。应该到大城市去，或跳楼、或自焚、或撞车，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死。我要以死进行控诉。我相信自己死的时候，脸上会挂着笑容。我留在地下的那份“遗产”——我的日记，足于使我感到一点慰籍。我没有大本事，有这样一点点东西，也算没有到世上来空跑一趟。
可是，我还做得不够，我真正要表达的爱憎，真正要向人们疾呼的东西，我还没有写出来。我不能这样死去。我更强烈的愿望是活下来，实现我的理想。挫折苦难算不了什么，只要能让我活下去，我就有希望。我开始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活下去的念头上，为活着而拼命挣扎，同疾病斗争，同死神抗衡。
同年六月，我的病情终于有点好转，能下床走动了。当地社员看到我还不能参加劳动，生活没有依靠，光美娟一人是养活不了一家四口的。他们便热心地替我出主意，建议我到村口去卖零食，或到公路边卖茶水，说夏天到了，公路上来往客人不少，一天多少可赚点钱糊口。对我来说，由一个教书的变为种田的，当时还不算失体面。如今要我到公路边去公开叫卖，当小贩，实在委屈不下。我一时下不了决心。可亲友知道了，都说这主意好，为了活下去，顾不了许多，不偷不抢，没什么可羞耻的。我豁出去了，就当是被人推着去“游街”吧！总比被人抬着进墓地强多了。
美娟买来几斤茶叶，又预备一些茶碗，就这样准备开张了。担子是美娟替我挑去的，我拿一把小竹凳在后面一步步艰难地往前移动。到了公路边，美娟放下担子回去出工，我便坐下来等候顾客，出售一碗一分钱的茶水。起初我低头静坐，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办法。有时勉强喊一声，也不象是叫卖的小贩，倒象是在家里招呼客人一般，而且始终不敢正眼瞧着行人。我甚至想拿一本书在那里静坐，掩盖自己的尴尬。头几天生意淡淡，不知道是大家不渴，还是看我文质彬彬的样子，不好意思来打搅，或者竟有点警惕，以为我是化了装的公安人员，在此“执行任务”。到傍晚美娟替我挑回担子的时候，不得不把大半桶茶水倒掉。
后来我贩了一些糕饼作茶点。过往的客人大概不再生疑，到我这里歇脚喝茶的人渐渐多起来。生意似乎有了起色。一天纯收入近一元钱，最好的大热天可得两元多，比起出工挣工分强多了。收入的大部分是作为我治病的费用。那些日子几乎过着叫化子的生活，许多认识我和美娟的人知道了都在议论。蹲在公路边，时不时会遇见一些亲戚朋友、同学熟人。他们有的站住了脚，说几句同情的话，却不肯喝碗茶水就走了；有的喝一碗的同时，又叫我把生意做“大”一点，似乎我这辈子注定要当小贩；也有的假装没看见，急匆匆头也不敢抬一抬就从另一边想溜过去，大概是怕我难为情吧！倒是有时我旧情难忘，把他叫住，叙些别后的话，他却始终不敢正眼看我。想来，他心理上的承受力比我本人还差。只有当地的社员对我表示赞许和欢迎。他们会利用田间休息的时候到我这里来，把锄头往地上一裁，就安然地坐在锄柄上聊天，有的掏出旱烟杆，在我旁边默默地吸着，那专注的神情，象一尊永恒的雕像。我身上立即感到一股暖流。我明白，他们正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示对我的支持，比任何华丽的语言更珍贵。他们是在理解我，而不是可怜我，是赞美而不是鄙夷。从他们的永恒中我看到了深沉的爱和思考，体会到世界上最真实纯朴的情感是什么。
美娟精神上的压力比我要大。有时我身体支持不住，她只好自己去卖茶水，因为做生意不能歇着。她便一头茶水，一头吃奶的孩子，挑到村口的公路边，简直跟流浪的乞丐婆无异。有一次，她的一位同学看见了，竟大惊失色地喊叫起来，“娟！你怎么落到这地步，出来卖茶水了？你丈夫呢？”当美娟转告我的时候，她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难过。患难夫妻无暇，也不必表达彼此的情感，这淡淡的叙述就是最恩爱的语言。我得到极大的欣慰，可我心里总感到愧疚，我太无能了，对不起美娟，对不起两个孩子。
那期间，我又不得不把多年收藏的邮票卖了。破“四旧”时母亲和表弟烧去的仅仅是旧中国时期的邮票，还留着解放区和新中国的邮票，以及一些外国邮票，总计数千枚。一位退休老医生得知我的不幸，通过朋友的介绍，特地从外县跑来找我，提出要买我的邮票，请我出个价。我知道，为了这些邮票，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为了这些邮票，我被打成“里通外国反革命分子”；为了这些邮票，我沦落到如此地步，以至许多亲友都对我说，“不要再集邮了！”好象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应该彻底悔过自新。我也当真死了心，对邮票望而生畏，连举手可得的邮票也不敢去要，象一位被人抓住过的小偷，再不敢去触摸别人的东西。
我苦笑着对老医生说：“世界上所有的邮票都在目录上定了价，唯独我的邮票是任何一种邮票目录无法定价的，我为它付出的代价和蒙受的苦楚，已远远超出邮票本身的价值。正如一个人的良心是无法定价，也不出卖一样，我只能使你失望了。”可是他仍一次次登门恳求，每次都带来不少礼物。我只好每次都让他带走一部分邮票作为回报。最后我被感动了，这是个懂得珍惜邮票的人，应该帮助娱乐他的晚年。我决定割爱，并非我更爱的是钱，尤如贫穷人家不得不将亲生儿女出卖一样，是因为养不起。这位老医生只能帮助我解决一点困难，他是无法帮助我解除所有的困苦。我也仅在希望我的邮票还能传递一点友谊。那些邮票若放到现在，可能价值不菲，我不后悔。但听说后来老医生得癌症去逝，那些邮票却被他的一位亲人带到香港去卖掉，连同我的友谊也被出卖了，那才令人遗憾。
八月份我的病好多了，虽然还不能长距离步行，却能骑自行车。我就把“茶水生意”交给美娟经营，自己将一辆自行车整修一番，换上大号辐条和一个能载客的大后架，准备上公路搞运输。后来居然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