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有着掌权派的朋友，也有着失权派的朋友．他们的对立在加激。作为朋友，我也许并不希望掌权者就此下台，但从国家的前途看去，我还是希望他们这一派赶快结束．但又深知后来者未必高明。因此我并没有象孩子似喜欢在开演前跑到台前台后去走动。后来是连观众也不当了，不外是那么个演法，不会有新花样，无论谁掌权，他必然首先为他一派人服务，也必然遭到另一派的攻击。当权的或想当权的都只是为着自己的权力在争斗，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早被他们抛到一边去。
不出所料，“学习班”还没有分晓，已经有人在高喊“支持新生事物”。报上开始评“水浒”，要打倒“投降派宋江”。在死人身上作文章，一些人看出个征兆。“学习班”不再那么声势嚇人，差点失权的人复苏过来，伺机反扑。那些盼望出头的人垂头丧气在寻找退路。群众希望“杀他几个”的场面消失了。其实这种估计本来就不现实。对自己阵营里的蛀虫、败类，无论如何横不下心。当真“杀他几个”，后患无穷。老子教训小子，是唬一下要他“今后不敢”。小子当真不听话，也束手无策。靠自身力量要剜掉身上的痈疽，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也许解放初人民从苦难中来到一个新的天地，心里充满着庆幸和感激。那时对干部的“整风”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容不得你不改正。七十年代人们对旧社会的概念已十分抽象，而且如草木枯荣一般，过去的消亡，新生的来临已不值得奇怪。发展的潮流，促使人民有更高的追求。难怪有特权的拼命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没有特权的想方设法“走后门”营私。目的都在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时提出“整风”很难深入人心。即使换上另一批人，也会为过好日子不择手段。
“称为神和称为魔的在争斗，为的是地狱的统治权”。群众仍象一群在荒芜的草原上迷失了方向的羔羊，没有一个既定目标要去，风暴来了，顺着风跑一阵。风停了，他们的脚步跟着慢下来，遇到危险再折个方向，往另一边蹒跚而去，在茫茫的草地上流浪着，过着勉强维持的生活，直到躺倒为止。许多人因此萎糜不振，热情和干劲消失了，产生不出一股创造生产的活力。个人的奋斗更是没有用，也是盲目的。没有人知道该坚定不移地往哪里去。虽然不时有个无形的声音在高叫，在愤怒地咆哮：“往这里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许往那里去，那是悬崖峭壁……”可是惊慌失措的人群，已分不清东西南北，在他们眼里随便一个方向都可以是“这里”，也可以是“那里”。他们不知道这声音发自何方，不能相信它是唯一的福音。在忽“左”忽“右”的驱赶中，大家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不知道起点在哪里，该回去？还是该前进。眼前急需的是填饱解渴的粮食和水源，并朝待在一个平静而阳光充足的山坡上停下来喘口气，恢复疲惫不堪的身躯。
个人可以经历痛苦曲折，国家、教育经不起一再折腾。我期待着为国家，为社会效力。我希望来一场暴风雨，将一切污泥浊水冲刷干净，将枯枝朽木打扫利落，还世界一个崭新的面貌，不死不活最叫人闷得慌。我知道，自己迟早会无声息地老去，只有我的女人和孩子把我记住，而我用痛苦和耻辱换来的感受和体会却未能告诉给人们，使如我般的人免遭不幸。我如此匆忙跑过人生舞台，如蚂蚁般出现在世上，悄悄地爬，贪婪地觅食，为混口饭而活，这样的活还有什么意义？童年苦于父母的束缚，青年又为前途担忧。结了婚总可以安心，又被“下放”去“上山下乡”。想方设法从困苦中挣扎出来，争到“好运”，又投到国家社会的命运中去同悲哀，自寻烦恼。然而象希望父母明智，家庭和睦一样。我不能不盼着自己的国家有一个供人齐心协力去争取美好生活的环境，不能不为国家的混乱感到痛心。我从来不想做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我回到起点还想继续前进。我不怕失败，所以还要发噜嗦，还想“大鸣大放”。当然，希望对于困境中的人仅仅是一种力量，对于想贡献的人只是一种鼓舞。如果相信因此就会一切都好起来，也可能走到绝望中去。我在矛盾中生存着，摸索着……
七、不该参加这场运动
新年来临，名人要发表贺词，报刊也有社论，告诉人们过去一年的成就，预告新的一年要做哪些事。这一天在学生时代是幸福的。除夕联欢会直开到零时钟声响了，一时鞭炮齐鸣，大家拥到操场跳舞狂欢，庆贺新年诞生，生命开始了新的旅程。人们带着欢喜和期待，倾听新年嘀嗒嘀嗒的脚步声。1976年的元旦，在不知不觉中到来，看不出有新的迹象，感觉不到有值得庆贺的成果和将要寄托的希望，只知道日历又换了一本，那封面是新的。还有就是到街上走走，看有否在节日放映新的影片，水产店里有否供应新鲜的鱼，百货大楼有否在节日倾销廉价商品。
平静中传来悲哀，1月8日周总理去逝了，中国从此失去一位最英明最能干的管家人。举国哀鸣出自人民肺腑，群众自发表露的悲伤，比起政府体现的悼念要强过十倍。外国报刊对他的评价比起我们官方的赞颂又强过十倍。我猜测他是在困窘中逝去的。报纸上不指名的攻击越来越明显，他的思想和主张受到极大的束缚，他的权力在一点一点地被夺走。如果他不逝去，最好的结局也许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元老”。上帝终于安排他的形象在人民的心目中永远纯洁高大。他还是作为“第二号人物”逝去的。
那些靠“现代化设备”爬上去的好汉们，高高在上傲视周围的一切。然而那“功绩”十分可笑，在众人眼里没有半点羡慕，只有幼稚的小孩和愚蠢的人才对他们狂呼，就连还在半山腰艰苦攀登的人也卑视他们。任何时候只有经过艰苦奋斗，经历无数次成功和失败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英雄，才值得大家尊敬，唯有象周总理这样的革命者；才是一位政治上名符其实的“登山健将”。
总理去逝后，当时许多人在为中国的前途担忧，“未来”两个字在人民心中不停地盘旋，政治上的动荡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年在我的生活里，也不幸被卷进那场一时难于分清是非的运动中。但是，我却表现了一位革命者的热情和坚强的意志，尝到革命者遭遇失败的痛苦和不幸，同时认识了我周围形形色色的人。
那场运动从现在看是荒谬的，甚至是倒退的，但对我仍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旅程，比起那些识时务的“俊杰”，其实是得到许多。不动，自然不会有自身的过错，因动而有了主观或客观的失错，并不奇怪。幼稚的没有经验的新生，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贵的是它有一股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那些自己不动而嘲笑因动而失败了的人们，才是可悲的，于人类于社会都毫无益处。我虽是损失不小，从整个潮流中，从人心所向中，证实它是错误的，我仍不后悔。即使我曾经无知地支持过被称为“极左”的东西，我还是比那些“聪明”的人更有体会。我从这一认识过程中坚定了信心：社会向着美好的境界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了。我可以坦率地来谈一谈这一时期我的真正动机，以及我周围那些人的真面目。
1975年我的那位在县革委会任职的同学被“五不准”在“学习班”里，他曾经在我困难的时候给予我同情和帮助。我这人虽无冯谖为孟尝君设计之才，却有侯生为信陵君杀身祭义之德。知恩必报是人之常情，也是道义上应该做的。我便经常到他家里去，安慰他的两位年迈的双亲。我认为地方上的“清查资产风”往往带有派性的报复。那几年的政治腐败，责任不在基层干部身上，是上面政策不一和领导层的权力争斗造成的。现实就是如此，无论谁置身于那种环境都免不了要犯错误。当时对其他人的攻击我尚不明事理，没有发言权，唯独对我同学的诬陷，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来为他辩护。这就难免在学校中跟个别人产生舌战，由舌战而动了气，有人就说我是“干部的附庸”，“抱干部大腿想往上爬”。他自称是政治上的“清客”、“逸士”，十分憎恨我的“势利”。其实有的人虽从知识界来，在社会上受到几年世俗的污染，又极少认真读书，早已失掉文人的“高雅”，只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秀才”，表面清贫，又见财就爱；说是疾世，却一心响往官场。这种人是真正害怕权势的，虽对敢于反抗暴政的英雄，也会称赞几句，却不敢合力干去。即使跟着，也排在最后，一者准备走散时跑得快；二者预备追查时，可以说是“受蒙蔽”。然而大家胜利了，他又自吹“早就看准”了；大家失败了，他可以反过来骂别人“傻瓜”，庆幸自己“好幸运”。跟这样的人交锋，我从心底里动起怒来，我也就在他们当中变得十分孤立，成为嘲弄的对象。
不久，随着两报一刊连续发表的一篇篇社论文章，我敏锐地料到将有一场新的运动。我也希望看到一场暴风雨来打破这沉闷的空气。果然，1976年2月，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作为一名群众，理所当然对政府发动的运动寄于热望，以为它将打破一个阵旧的世界，把社会推向新的高度，不敢想象它有时竟是一场倒退。我一方面为同学的“解放”高兴，一方面为自己预见的准确沾沾自喜。不够，我心里还是充满着矛盾，作为一名顺从的国家干部，理应听从当时中央的号令，尤其它又是大家最迷信的人提出来的，谁敢怀疑。但是现实总令大家摇头，看不惯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我曾经劝同学乘此摆脱政治舞台上无聊的争斗，双方的作为群众看了都恶心。可是他在喘过一口气后，由惊恐失望转为发泄和报复。我以为自己已是“恩人”，至少是他的患难之交，可以得到他的完全信任，就不甚反对。何况我的话在他的心目中还是轻的，他自有一帮官僚派友，他们更常在一起商讨策划。
后来我也产生一个想法，何不借助他的关系挤进官场的一角？我以为凭借自己的智慧能力可以干得比当一名教师更出色。历来那些当官的就因为他们眼里老盯着官场，一有机会就爬了上去，并非有着特殊的材料。同时另一个更大的目标隐藏在我心里，那就是我的理想，也许在官场上我将更有机会找到发表我的文章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讳地告诉同学。他明确表示不会将我忘记，那时县里正需要几位摇笔杆的人。我决定创造一个供他推荐的理由，同时也出于当时认为是对新生事物的支持和拥护，出于对毛主席的绝对崇拜和听从，包括对党的忠诚，我投进那场一时分不清黑白是非的运动中去。
我在学校里联络了两位教师。开始转抄省里和县里的大字报，张贴在公社门前的墙上。我以为这个行动十分稳妥，因为是转抄，可以不负完全的责任，又能表明自己在积极参加“运动”。但是当时农村对这场运动的反映比较滞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举动就很看不惯，冷眼相视，倒不是他们对运动本身有所反对，而是他们不敢抄，我们敢。他们是多数，我们却是少数。他们习惯于听从，也最知趣，从来不走在前头，只在暗地里放冷箭，把我们的行动说成是“出风头”，“想当官”。也许有一批聪明人对当时的形势确有正确的估计，看透了社会上一伙人的胡作非为，相信他们不会长久。但更多的人只是对政治失去了热情，对政局不抱希望，采取冷漠的态度。
面对这种岐视和冷笑，我忽然觉得是在真正参加一场需要冲破阻力的“革命”，身上顿时洋溢出一股革命者的激情。为了把“最新消息”尽快告诉人们，我甚至放弃休息，连夜抄写。但领导上并不支持我们。我们几个不经他的同意就动了起来，他便疑心重重，以为我们是冲着他来的，便步步对我们压制，增加我们的课时，不供应我们抄大字报的纸张笔墨。一面又召开一次由他的人组成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分子大会，故意把我们排挤在外。
也许没有下场，可以不关心其痛痒。既然做了就希望有个结局。我认为自己光明正大，索性把牌子摊开。六月份公社举办“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我写了一封给公社党委会的“公开信”，阐明自己的观点看法。我的大字报获得大家的同感和支持，一些不敢公开表态的人投来兴奋的目光。但是有人开始散布我是个有“严重问题”的人，没有一点政治资本可谈，只配规规矩矩，不该在运动中有所显露。把我的行为说成是“阶级报复”。几个胆小的人动摇了，他们开始从权衡利害关系去选择自己的言行。“敢怒不敢言”的人躲开了，有人说我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总之，从理论上的是非到现实中的好坏还有一段距离。一些人眼里，有权有势就有理，真正的好坏同公开的是非统一不起来。
后来，我的一位“战友”没有和我商量就写了一篇言过其实的大字报。有人就抓住时机进行反击，从墙角挖出几点黑暗的东西，大吹大擂，企图掩盖光明的一面。本来对手的攻击并不足惧，遭到伤害也是原先所愿意的。但周围的人给我冷漠、误解，令我感到由衷的悲哀，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我所不愿看到的。还有同伴中也有人屈服于压力，帮着从背后拉我的衣襟，才更令人寒心和恢心。一位跟我一起拉开序幕的人，见势不妙躲开了，在幕后慌忙叫我停下。于是嘘叫声除来自台下的，还有台上的。那台下的倒叫我更加冷静，唯有台上的十分撩乱军心。“战友”跟我吵了一阵之后，一心在等待我的狼狈下场，以证明他劝告的高明，或者等我一败涂地，再出来发一通大慈大悲。事实又替他说了话，一些人撒手不干了，一些人在欢笑，在更加卑视我，把我看得愚不可及。我成了人们讥讽的对象。我知道有一种人，胆小如鼠又昏暗无比，活在世上如同掉到魔窟里一般，感到阴森可怕，好象所有人都扼着他的命运，整个世界都险恶恐怖，人人如同魔鬼一般狰狞。从他口中跑出来的都是阴险诡诈的家伙，个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干着损人利已的事。听了他的话，简直世上无一是处，到处在互相吞筮，陷害，表面奉承，背地尽是捣鬼，想方设法欲治对方于死地。我痛恨这一切，这种人既不想创造历史，又不敢反对历史，只会在暗地里放流言蜚语，毒害勇士的心灵，拉勇士的衣角，有意无意地把本来就不净的空气搅得更加混浊。
鲁迅先生说过：“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菅菅地叫着，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以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我想，战士“未死”之前，苍蝇们还是安静的，一到“战死”，那些“完美的东西”才胀起翅膀，以为到了它们大有作为的时候，以为它们比战士更勇猛。蹲在墙角看别人革命的人，正是这样一群“完美的东西”，他们一心在寻找革命者的辫子，一旦相到便立即跳出来，抓住微弱可见的一点，以为他神机妙算，可以装得比革命者还高贵。
我不后悔我做的一切，因为我所做的一切并没有错。我确实是幼稚的，十分没有经验，不懂得斗争的艺术和策略，不善于团结大多数，不知道做舆论工作，只会凭一股正气进行争斗，企图获得“公理”和“正义”，一点不懂得欺骗和诡诈，这怎能没有失败？我本人更没有具备领袖般的号召力和引人尊敬的品德。我决不是一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