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着刀的，擎着火的，我可以坦然地任他们去宰割烹烤，比起人间的痛苦，也许还单纯得多。
希望别人都上天堂，从人间的天堂到上帝的天堂。将来的人应该是真诚坦白的，不要无端造出种种欺骗和怀疑，不要再进行激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但是，我还是不愿去死，我已经不是一个容易被打倒的人。我在病中坚持学习报刊社论，相信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我看到报上提到“风派”、“捂派”、“溜派”之类的人物，知道党中央是英明的。虽然现实中要识别这些人，要揭露他们，还很不容易。群众是有觉悟的，这种人将越来越行不通，社会主义国家容不得“投机商”。他们的伎俩已经在几次贩卖中逐渐被人识破，他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政治“投机商”的命运绝不会比一个“革命者”更长久。
有一句话：“我受伤了，但我没有被杀死，我将躺着，流一会儿血，但我将爬起来继续战斗。”这就是我的想法。
现在回忆它，着重还在反映当时的一种心态，在复杂的环境中，人人都变得有点偏激，政治斗争又往往使人走向极端，兄弟朋友都可能失去理智和宽容，成为互相仇视的对手。只有在政通人和的社会里，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想一想。感到这一切同样都是不该发生的。
八、生于忧患
回顾这些年走过的旅程，我想，该是好好反省一下的时候了。
我这一生经历过多次坎坷，从1958年的“整团”以来，我屡屡遭遇失败。被“开除”过，又被“甑别”了；“文革”中被“审查”过，又被“平反”了；被“下放”过，又被“回收”了。始终是个“有问题的人”，“转正”被拖延，工资被“缓调”。这世界何以如此跟我过不去？如此折腾我本人，难道就容不得我这种人的存在？难道我是个愚蠢透顶的人？一个贪婪刁钻的游民？一个不可救药的懒汉？一个不懂世事的白痴？别人在不高兴我的时候，常骂我是“书呆子”，认为这是加给我的最确切的定义。我果真如此吗？
也许我确有一种天真幼稚，不切实际的书生气，一股忠于国家，忠于真理的傻劲。但这跟别人认为的含义全然不同。他们以为我的“呆”是不善于见风转舵，不会巧钻经营，圆滑势利。还以为这“呆”是因为书读得太多的缘故。然而不是，绝对不是。虽然我常把自己关在房里读书写字，这时我会觉得一切都十分美好，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完成要做的事业，我所苦恼的是自己的知识不多。我的思维总是集中在不满自己身上，这种不满却是我不断要求上进的动力。我也知道，一走出房间，接触了社会，跟陌生人在一起，我便常常失错。社会显示给我的是另一付模样，是我完全不熟悉，也是书上未曾全然看到的。而我还在用书上学来的，还有我固有的热诚去看待它。以书上描绘的美好世界来设计我的一言一行，我便完全失败了，错过许多良机。被人当成一个愚蠢的傻子，一个死板的书呆子。虽勉强活着，始终萎靡不振，不能根深叶茂。但是我不认为这一切是因为“书读得太多”的缘故。
也许我是一个懦弱的人，能说不能做，只会用“将来”安慰自己，欺骗自己，不愿去争得眼前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利。不敢给无理者以反击，虽在忍无可忍时也想过不该书生气，不该幻想靠别人的多情来生活，又觉得那样太无聊，空费时间和精力。使得别人日甚一日地蛮横起来，不把我放在眼里。
也许我太过于“绅士风度”了，企图以二十一世纪的灵魂活在当今社会里，势必要受欺。那适于生长在“将来”的人，是不适于活在现在；适于活在现在的人，正洋洋得意地享用着眼前的一切，看轻那适于生长在“将来”的人。
也许不公正的政治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机会，毁了我的理想前程，才变得如此多愁善感。只要有人明显表示对我的蔑视，我就自觉矮了三分；只要我发觉自己十分孤单，就心里发怵。一位同事在路上连打个招呼都不肯，我便从那冷漠的目光里感到猥亵，感到人生的可怖和无意义，以为自己的过去全错了。
也许我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容易激动，一愤怒就失去冷静，不管大事小事琐事，一味要有所反应，达不到目的就气馁，胸中闷着一股气，以为别人总跟自己过不去，企图显示自己的不可侮，又不看对象不考虑后果地跟别人吵起来，将事情搞得更复杂，矛盾更深。伤了一些人的感情，事后又不善于处理由此出现的坏局面，绷着脸只想等对方态度的转变，却使裂痕越来越大，变为真正的对抗，使自己原来是有理受欺，变为无理粗暴。这些愚蠢的行为虽然只占我生活中极小部分，它产生的后果往往占去极大部分。造就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
也许我总是不听从别人的“劝告”，“骄傲自大”，一心想“出人头地”。也许吧！一个人凭借个人奋斗，在成名成家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福祉，这有什么不好？如果我是那么“听话”，“善解人意”，我还能有一种向上攀登的冲动吗？所有“向上”的举动在中庸者眼里都是危险的。
也许我失败的原因是人们不敢承认的。试想一想，如果没有“大鸣大放”，没有“整团”，没有那一次人生的转折。我将走向另一条路，而只要让我进入科学领地，我这种老是与众不同的想法和脾气，这种总想创新向前的愿望，一定可以在这块田地上耕耘播种结出成果，我也就不会是“骄傲自大”，“不听劝告”。我相信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可以完成我想做的事业，我的意志和信念可以保证我的工作获得成功。
也许我常常轻信别人，自以为是老实人，别人也该有一副好心肠。后来上过当，受过骗，也开始了怀疑，有时就防碍了跟别人友好相处，使原来坦白的事变得隐晦，使自己不必要地躲开一些人，自造孤独。这种由幼稚轻信，变为固执怀疑，不是成熟的表现，而是做人的失败。我也想过，如能在一个高尚的准则下，诚实，但不对任何人诚实；狡猾，但不对所有的人狡猾，因人而异，因事而论，该多好。但归根结蒂不在怎样为人，而是社会风气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国家就不敢正视困难，不敢暴露存在的问题，对人民采取瞒和骗。一提形势总是大好，一年比一年好，如此算来，我们该是很好很好了。用一个“好”字掩盖了许多不足，老实人听了很是相信，逐渐也有了怀疑。狡猾的人早就不相信，连真正的好也表示怀疑，并不断给老实人展示一付阴暗的面子，以他不信任人的眼光看去，一切都是不可信的影子。这种人不但以这一点害了自己，还想“忠告”别人。但他们深知其中奥妙，从来不去公开反对。唯有老实人一旦知道受骗，总要表示极端的反感，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社会上确有一小撮人以欺骗为能事，以骗人上当而沾沾自喜。他们以为有这一招，比别人高明。大家虽称他们为“狡猾的家伙”，却没有一点痛恨的意思，等于默认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上的实用性。这种人以为编几句谎言就可以得到别人的支持，可以在不了解内情的人面前博得几声赞同。但也可以在正直人眼里显出几份丑陋。而谎言一旦被揭穿，得到的是更大的憎恨和对以前所有的推翻。人类在科研和生产中“狡猾”一点，“复杂”一些，使自己的思维适应千变万化的自然界是可取的。如果在人与人之间无端造出骗人假象，迫使别人时刻警惕，在待人接物处世弄权方面兜圈子，实在是可悲的。我年青时受过几次宣传的骗，曾经以极大热情欢呼那些“新成就”，满怀崇敬的心敬仰那些“英雄人物”，并积极行动去响应种种“号召”，虔诚地把教导的话句句收入脑海，作为真理的发现，高呼“要不是经过‘整团’，我将滑到资产阶级的泥坑。”一再表示感谢别人的“挽救”，甚至象听信巫师的邪说，毅然掐死自己的亲人，以求“升天”的信徒，对一位朋友做出近似于背叛的行为。待到后来明白“新成就”里混杂着虚假的东西，“英雄人物”有着人为的塑造，“号召”里头是骗人的把戏，所谓“真理”也在瞎说，我已经吃了不少亏。
虽然从小受过的教育和一切美的东西要求我去做一个尽善尽责的人。现实却一再告诉我，诚实不得。但我还是不愿去学乖巧变圆滑。固然不该轻意相信别人的话，也不要固执地不相信任何人的话。不该改变自己的天性去适应别人的意志，虽是吃亏碰壁，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仍可以走得更好。二十年来我走了不少弯路，照理说，我该象所有受过磨难的人那样沉默寡言，胆小谨慎。可是我没有。别人因此视我为“书呆子”，父辈们失去劝告的热诚，朋友不再相信我的未来。我认为过去的革命者，在当时那些麻木的人看来，又何尝不是一群“傻子”、“叛逆”。可是社会恰恰需要这些“傻子”、“叛逆”不时去推动一下。要是大家都稳健起来，社会将停滞不前。再如果大家都互相欺骗着，互不信任，恐怕到了世界末日还不知道呢！
回过头不能不看到那些善于乔装打扮，掩饰是非，左右逢源的人享通八面，他们活在这世上最走运，最受宠，是时代的佼佼者。他们最少吃亏，极少碰壁，把一切都处置得十分完美，为自己经营的算盘打得最精。可惜这群“幸运者”于社会毫无进益，他们只能绕着自己的小天地团团转。因为尚要远征、冲刺，便容易失错，而碰壁失错，在他们看来最不合算。他们又相信着欺骗的真理，看不到真诚坦率的存在，永远只能这样为自己着想着，打算着，满意着。
一个人可以在言谈中，被别人当作傻瓜，也允许在行为中有许多过错。只是在灵魂深处，必须时时反省：有没有放松为真理而努力，有没有做一点事使将来变得有望，这才是至关重要，和不该丢弃。我所遭遇的一切并非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完全是别人施加于我。我虽然失败了几次，还没有到了穷途末路，没有被周围的浊气熏倒、僵死。别人的轻视，并不表明他的强大，我也没有因此失去什么。如果我为此感到害怕，才是真正地失掉了；如果我为此玩弄才智，花费时间和精力，才是大错特错。别说我的心胸有多狭窄，我的“将来”也不复存在。我始终在思索，时时充满信心，使自己超脱于无聊的争斗。同那些愚昧地相信命运的人，又有不同。阿Ｑ的胜利只是一句空话，一种自我陶醉，他是不作任何努力的，我却一直在努力，并且有勇气面对失败，坚持自己的事业。我不是一个只会埋怨数苦的人，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我虽一次次跌倒，却一次次爬起来，继续前进，我从来是不甘失败的。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73年的辞职演讲中有一段精彩的话：“这个人满脸都是尘土，汗水和血，他英勇地进行斗争，他一再犯错误，达不到目的，因为没有任何努力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但是他确实努力干，他有巨大的热情，有伟大的献身精神，他献身于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他知道在最好的情况，他终于将得到胜利，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最糟的情况，如果他失败了，也至少是在冒险致力于伟大事业的情况下失败的。”
我不正是“满脸都是尘土，汗水和血”吗？我虽不怎么“英勇”，也断断续续地“进行斗争”，我当真是“一再犯错误，达不到目的。”但是我“确实努力干”，有“巨大的热情”，有“伟大的献身精神”。如果我“失败了”，除了“是在冒险致力于伟大事业的情况下失败”，还有是我自身的缺陷，智慧和能力的不足。如总统一样，从他走过的旅程，谁也不能否认他取得的成绩，虽然他又恢复到一个“普通的公民”，他终归不是走过场的。我虽然没有总统的业绩，我并没有白费时间，我一直在从事我认为“有价值的事业”。我还会不断努力，尽一切能量，默无声息地努力，努力而终无成效，我可以死而无憾。未来始终存在于我的前面，虽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我也不后悔。如果我后悔，我早就成为一个圆滑势利的小人，或做一个安分守纪的奴才。即使我的反省，也不是为了求饶，更不是为了退却。将来虽说还看不到，但是我看到自己在努力，我就感到有希望，希望寄托在人类进步的将来，对自己可以不存有多大的幻想。因此我无须改变自己，我忍受着并相信人们的看法是那么容易随着一个人的兴衰而改变。
经历1976年这场运动，我觉得自己被人误解得太多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才能释放我的热情，我不停地思考着。
自从1964年走过人生岔道口，一个新的理想就开始萌芽，但一直是滞留在我的心里，它不时躁动着。我也无时不想把它变为现实。生活不能安定的时候，我为生存奔波。心想，等生活有了保障再来努力吧！后来又被疾病拖累了，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发作，疼痛难熬，一个时期怀疑引起心脏病变，对活下去的念头更加强烈，便想什么都不干，治好身子再说。那些年点燃在心里的希望，没有因不幸的遭遇而破灭，那时更不能因疾病而退却。我为此作了种种努力，请教名医，试服偏方，象相信上帝那样，虔诚地吞吃药物，把大碗大碗的草药毫不迟疑地送进肚里，可疗效甚微。我又坚持锻炼，做气功疗法，靠着书本，按照说明和图解，一招一式地学，硬是把二十四式太极拳学会了。我不是为长寿来保养身体，我更强烈的愿望是为我的理想恢复精力和体力，期待有一天能承担这一重任。
1975年风湿病有了好转，我开始拼全力去学习我需要的东西，这时神经官能症却来了，经常失眠，有时整夜睡不着，我的脑力又给摧毁了，不能持久看书写字，昏昏沉沉，支撑不住深入的思考，作文只能匆促而过，企图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构思，想到写到，杂乱无章，刚开头又近于要刹尾，想再拉一点，则成了拖泥带水自相矛盾，除了通篇不满的词句，没有一点实在的内容。我又象犯了过错，遭遇挫折那样，垂头丧气，毫无把握。我不得不停下来，再次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健身怯病上面去。
其次，我也不敢指望能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一点文字。一个时期文坛上崇尚什么，只要看当时那些搬笔弄墨的人是啥样的，便可知其一二。“文革”中我曾认识一位“文艺工作者”，他大讲特讲“高举”、“突出”，强调“思想性”，“政治性”，就是不讲现实性和人民性，象赶时髦似地研究“当前的需要”。如此产生的作品，作为一个时期的装饰品也许可以，要想有深远的意义，恐怕就不是这类人写得出来。我看他的作品就不说实话，象鹦鹉学舌重复着报上的宣传。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他的作品只能给人一种故意造作的感觉，而不是情感的流露，更不是现实的写照，只是在堆砌词句，做文字游戏。他甚至自吹：“不用到现场，就能把一个事件写得绘声绘色。”如此踌躇满志，怎么会想到去揭露黑暗，激励人们创造未来？可是他的文章却能得到发表，可以成为一名“文人”。我就大大不如，那种公式化的文学创作，我既无能也不感兴趣，除非我也去说假话，但说假话是写不出感人的作品，我只好把理想一直埋在心里，埋在我的日记里。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扣在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枷锁终于脱落。人们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觉，重新获得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我的健康状况此时也大有起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