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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班级召开“丰收会”，总结一段来开展“大辩论”取得的成果，我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劳动，争取又“红”又“专”。我甚至认为校长说，“多放多收获”一点不假。要不是经过这次运动，带着一脑子疑问到社会上去，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
我在当天的日记上激情地写着：
“一个人要善于发现生活的意义，当我们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也许厌恶不满。一旦发现它的奥秘，就会疯狂地去追求它，爱护它。
“回顾过去，老是患得患失，有时认为人活着，如果不是为着伟大的理想，神圣的真理，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我不愿自己的一生在无声无息中度过，即使不被历史铭记，也要跟她相识，让社会感到有我这样一个人来过。因此活着就要奋斗，要争到生活中的一个位置，如此人生才有价值。有时我又觉得一旦理想破灭，徒劳无功。大概是我没有天才，要不，现在就该显露出来。然而一点值得骄傲的也没有。一年到头，除完成任务似地增加一岁，双手依然是空空的。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又悲观地认为，人生就象树上的叶片掉到江河里，被无情的江水悄悄地带走，一分一寸地向前漂流，一刻也不停留，不管经历过怎样迂回曲折，终归要沉入大海，一生也就完结，无人知晓，无人忆及。因此‘对酒当歌，及时行乐’又何等需要！
“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我始终走不出个人的圈子，一心只想成名成家，没有更崇高的目标。而离开国家和人民，就谈不上个人的理想和前途，只有和国家、社会溶为一体，才能有所作为。”
这是我纯洁心灵的表露，当时尽往好处想。那年寒假我特地报名参加建校劳动，决心通过劳动改造自己，那同样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过程：
第一天挑着一担破畚箕，怕不雅观，叫人笑话，又不敢挑得太少，怕人议论。勉强支撑着，很快感到不行，腿酸肩疼，不时偷偷跑去看时钟。第二天挑着空畚箕，肩膀都难受。我担心坚持不了，迟疑了许久才走进土坑，头几担是钻心般地疼，差点哭出来，但我终于挺住了。以后几天反而有点轻松，心里感到无比高兴，这不仅是有劳动的能耐，更是意志上的胜利。经过这次劳动的洗礼，我在当时的日记上又写着：
“我曾经喜欢那些外表漂亮，打扮入时，能歌善舞，懂得文学和艺术的姑娘。现在我觉得这些人不少是‘资产阶级小姐’，她们享受良好的教育，有优越的条件可以去‘精雕细刻’。她们也只能懂‘文学’和‘艺术’，只能讲究吃穿。劳动人民的女孩子，从小受生活的折磨，没有机会上学，没有钱走戏院，没有时间逛公园，终日劳动，怎能有娇嫩的皮肤，整天忙碌，哪有心思讲‘文学’和‘艺术’。旧社会的统治者逼使劳动人民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反污他们这也不懂，那也不懂。那些寄生虫靠剥削过活，他们的‘漂亮’，‘文雅’不正是他们的罪证？如果把他们放在劳动人民的地位，还不是一样‘没有教养’，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当然，劳动人民并非不要‘漂亮’，劳动人民完全懂得美，但首先必须享有暖饱，而后才能去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我们的制度正在创造条件，可以使劳动人民逐步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有一种坏习惯，爱面子和注重外表。每次从一个公众场合回来，总要到衣镜前去自我端祥一番，看看自己刚才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要是看到自己容貌不凡，就神气十足，以为将来大有出头；要是看到一副呆板寒酸的模样，又沮丧万分，自觉比别人矮了半截。有时脸面修得光滑洁白一点，衣服穿着整齐得体，就文质彬彬，潇洒大方，说话轻声慢语，显示自己有充分的‘教养’。一旦自己穿着随便，满脸胡须，脑子里掠过一个工农兵的形象，认为不必拘妮小节，行为就粗犷鲁莽，什么礼貌修养全不顾，言谈中少不了粗言野语，以‘工农化’自居，轻蔑地瞧不起别人，觉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
“以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通过这次劳动，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我体会到劳动人民并不俗，他们也不是不要礼貌和修养。一个人的外貌不能反映他的思想，重要的是看他的心灵美不美。”
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当时一种简单朴素的思想感情。但毕竟是一个人的转变。平心而论，“大辩论”还是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我，如果后来能继续给我鼓励、帮助和提携，它对我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可是我没有料到怀疑是如此可恶，积仇竟这般长久。它后来竟成了我人生不幸的转折点。当时我并不知道内部已经因“大鸣大放”给我扣上一顶不大不小的“中右”帽子，这种“帽子”是不公开的。照当时的政策对中学生也是不适宜的，可我偏偏遇上了，从此灾难不断降临到我的头上，使我失去美好的理想和希望，过早蒙受痛苦和折磨。如今回想起来，不能不感到深恶痛绝。据知情者后来告之：“大鸣大放”期间，学校专门组织几个团干部在夜间打着手电筒，一一抄录同学的大字报，汇总编印。学生毕业后，那些可怕的材料分别被装进各人的档案里，送至有关单位。几个侥幸考上大学的，也因为“发现黑材料”又被清退回家。个别顺利过关的，在历次运动中，一不留神也被那些材料拖垮了。我的遭遇更不用说，背着黑锅，不但大学进不去，连找工作也难上加难，甚至影响到恋爱找对象，成为一辈子也说不清、洗不净的污点，如影随人，伴我度过人生，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随时可抓的鞭子。并且从此被迫步入险象万千的峡谷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在一条狭窄而崎岖的山道上，提心吊胆地往前走。
三、“整团”
1958年春节过后，新年的衣裳还穿在身上，毕业班就提前上课。这是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预感到命运即将对每个人作出选择，都在抓紧复习功课，一心一意想考进理想的大学，攻读喜爱的专业。
当时从报纸上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在开学典礼上党支书报告说，“我国在十五年内将在钢产量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并超过英国。”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不禁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感到自豪，以为不久我们就将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顿时热血沸腾，浑身洋溢着使不尽的力气，恨不得马上就去为这一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青春。我还根据学校要求，制订一份“个人跃进计划”，并在全班同学面前宣读。大家都为我鼓掌。那些天我兴奋得不得了，逢人就谈自己的理想，心里有说不完的打算。我深信那些都是可以实现的，我感到自己的前程无比宽广，到处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再过四个月就要踏上新的征途……
命运似乎不能完全由自己来掌握，纵然有天大的本领，在政治面前也可能被打得头破血流。我的理想还没有抽出芽，就被窒息夭亡。2月28日选举班委的时候，虽然大多数同学仍然投我的票，可是最后班主任宣布名单时，我什么也没有。他解释说是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难道别人当了就不怕影响学习？这分明是撵我下台的借口。显然是因为上学期“大鸣大放”我说得太多，太露骨了。我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春节期间，父亲和叔父们从外地回来，曾问过我在“大鸣大放”中都写了什么，要我今后小心谨慎，说是上面已经通知，将对那些在“鸣放”中走过头的中学生严肃处理。当时我不以为然，也害怕重提这件倒霉的事。过去的已经过去，新的生活正在开始，为什么要把过去的事揪住不放？为什么用审问的口气追个不停？可是父辈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不久校长也公开警告我了。3月18日他到班上讲课，一开始就说：“‘大鸣大放’时有一个署名‘邱必特’的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叫《论辩‘正’法和共产主义》这篇文章肆意歪曲马列主义理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极力污蔑共产主义，是一株大毒草。据说‘邱必特’是美国一个反动科学家的名字，看来这位同学十分羡慕他啰！这可要不得呀！”校长的话象一块沉重的石头，猛砸在我的头上。我顿觉头晕目眩，不知所措。校长分明指的是我，那篇文章是我写的。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且不说“歪曲”、“攻击”、“污蔑”等罪状，单就那个署名，我是借用古希腊神话里一个爱神的名字，哪里知道美国有个科学家也叫“邱必特”。也可能是校长自己臆想出来的。我不明白校长为什么要这样来理解我的文章，看待我本人。他在讲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时，不是一再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吗？难道校长把我的问题看成是“敌我矛盾”？我不敢再往下想，我只在心里强烈地申辩着，写大字报时根本没去考虑文章是否有“毒”，更没有想到后果会是怎样。一时想到什么写什么，尽量把看到、听到的都写出来，连别处抄来的也贴出去，还唯恐落人后。除了争取表现，还能有什么目的？无非有一股逞强好胜的心理，大字报要写得比别人多，文章要写得比别人好。通过上学期末的“大辩论”，一些同学对我提出批评帮助，我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下决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也知道自己有缺点。就在前天上学的路上，我看到大街上一位老人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身上，地上满是呕吐出来的秽物。他在呼叫别人的帮助。可是许多人从那里经过，看也不看。我走到他身边，闻到一股酸臭味，心里有点害怕。旁边还站着两个人，却不去扶他。我走过去了，但仍不停地回过头来，只见许多人从他身边绕过去，若无其事地。我受到良心的谴责，几次想跑回去扶他。可是想到那几个观看的人，想到那些漠不关心的眼光，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前走。我希望能有别人去扶起他，可是没有，直到我看不见的时候。我心里十分难过，可怜自己光有一颗可怜人的心，却不敢鼓起勇气，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我的意志太薄弱了，也许我的道德是太坏了。为此一段来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报刊社论，反复阅读有关青年修养的书，给自己订了几条规约，迫切要求改变旧我。可是这一切校长并不了解，或者认为无关紧要，而一定要从政治上替我找出问题来。他只看到一个人的错误，不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这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不允许我有与众不同的个性，把一个人的个性视为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东西，并企图通过一场残酷的斗争要来彻底消除它。
我惶恐忧郁，校长也许更要怀疑我是一个“危险人物”，一个“资产阶级典型代表”。我一向不愿意象一些人嘴上总挂着“进步”的词句，逢人便讲自己如何觉悟，如何进步。我认为一个人真正在思想上弄通了就好，就象改掉偷懒的恶习，于自己的将来有益，何必一定要去告诉别人。其实，对一个人的缺点错误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可以收到良好效果。老是揪住不放，特别是当他已经醒悟并正在改正，还要去揭他的底，不断加于指责，就适得其反。只能说明是存心要将人一棍子打死，或等于宣布他自己无能，对教育缺乏信心。
我在心里痛苦地表白自己：“啊！幼苗，我心中的幼苗，你抛弃前躯，破土而出，似有痛改之意。你重新抽芽，长大，你需要的是阳光雨露和耐心细致的照料。粗暴的管园人却说你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还说这是劣种长出来的，要‘考验’一番。他们不给你浇水，说要培养‘耐旱’，他们有意让你经受暴晒，看你是否‘坚强’。他们说，不能同情，同情是资产阶级产物。
“我心中的幼苗倔强地回答：原谅我，等我长成一棵大树，再给我暴晒，吹打，攀折，那时我会经受得起。
“一个病人说出的话，可能大错特错，医生总是关切而认真地听着，难过地看着，想尽办法不让他‘胡说八道’。打针吃药都是苦的，还需要食物和营养。”
到底我是怎样的一个人？难道我不爱我们的国家？不爱我们的社会主义？难道儿子嫌弃母亲几句，就意味着要将母亲打倒推翻？校长的歪曲和指责是为了帮助一个人吗？我越想越不服气。开学初那股兴奋激动的心情，一下子退到九霄云外。迎面泼来的是一盆叫你洗不清、擦不净的污水。
四月份学校团委布置“开门整风”。一时天空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笼罩着可怕的气氛。我象一只受伤的羔羊在茫茫的草原上不知所措，四周是无边的黑暗，恐怖使我叫不出自己的声音。仿佛眼前所有的人都将变成冰雹打在我身上，一场灾难眼看就要降临。
又是停课三天，让同学互相写揭发大字报。并限定每人至少要写一百张。于是大家苦思暝想，竭力挖掘，凡是同学中有自己看不顺眼的，就认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用大字报来攻击。这样搜肠刮肚写完了，再看看别人写些什么，自己改个样也写一张，无论如何要凑上一百。当时教室洁白的墙壁不一会就被大字报封盖了，再在空间里拉出一行行绳索，然后大字报背靠背粘挂在绳子上，一张连着一张贴，一直垂到地板上，凭空竖起一道道纸墙。校园里往日那种欢快的笑声，愉快的歌声和琅琅的书声消失了，代之而来是一阵阵嚓嚓嗦嗦抖动纸张令人心碎胆寒的响声。团组委和宣委拿着笔记本和红笔，在一堵堵纸墙的行列中巡弋，一边给大字报编号，一边作些摘录。整个教室阴沉得象一座监狱，那一行行纸墙更象是一排排铁丝网，可怕而扎人。
我被列为团支部“整风”的重点对象，我的名字十分显眼地出现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大字报上。说我“讲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洋媚外”、“娇气十足”、“自命不凡”，还说我“跟党离心离德”等等。我惶惑不安地看着那些横七竖八的字，突然一阵眩晕，“何海生”三个字象一支支利箭从一张张大字报上射进我的脑海里，瞬间又化为无数个胸前挂着“何海生”牌子的小鬼在我眼前跳动，十分狰狞可恶，但一点不象我自己，只是姓名一样罢了。
我极力克制住自己，我的心已不象前几天跳得那么厉害。担心的事终于来了，再用不着提心吊胆。倒是害怕另一种情况发生，面对一张张揪人心肺的大字报，别让自己的感情有丝毫冲动。任何表情上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旁人的猜疑，以为我对提意见的同学不满，对大字报有抵触。要知道，任何流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后果都会更加严重。我在心里不停地安慰我自己，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不知道羞涩和难为情，象置身于炮火弥漫之中顾不得满脸尘土一样。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给自己也写了两张大字报，因为报纸上曾经赞扬过这种自己揭发自己的行为。但是我的材料是捏造的，我确实找不到自己对党有什么过错。我还在天真地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得到团支部的肯定，可以获得宽恕，减轻自己的“罪责”。
同时被团支部列入“整风”重点对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