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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们希望我前途无量，这片好意我一定领情。可是他们老是用过去的观点来说教，我很难接受。他们会认为我骄傲自负，缺乏虚心。也许我在言谈中总是直率地毫不含糊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不留余地。其实我很清楚自己的缺点，也明了自己的优点。只是我认为是缺点的，他们倒以为是优点，我认为是优点的，他们却视为是缺点。他们以为劝告就是教育，老是“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结果只能叫我走投无路，最后干脆不听，固执地朝一条自认为正确，也可能错误的路走去。“鸣放”的教训就是这样。我想，要是能遇到一位长者，在他青少年时代，也象我一样天真幼稚，充满理想和希望，又象我一样任性，不听从“劝告”。他因此走过坎坷的路，尝遍生活中的苦甜酸辣，懂得人间的冷暖饿饱。这样他一定了解我此时心里想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他的劝导才是指南针和灯塔。为此我也看了不少青年修养的书，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一本《如何培养意志》我不知看了多少遍，只要发觉自己意志薄弱，情绪低沉，就立即打开它，给自己再提一次醒。我认为培养一个人坚强的意志至关重要，需要战胜自己，也需要战胜别人，它跟专制和暴力毫不相干，是与正义和善良结合在一起的。在有理想有智慧的社会里，人们提倡个人的意志。在特权至上，专制无理的地方，只有培养虚伪和诡诈，因为做一个贪生怕死的奴才是无需坚毅的性格，只要惟命是从就可以达到。
时光一天天流逝，工作依然无影无踪，我惆怅万分。我们几位“落取生”曾询问过几个政府部门，请求安排工作。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安心等待吧！有工作就通知你们！”工作其实很多，就是不“通知”罢了。又听说上面对我们这一届“落取生”有过指示，暂不分配，看以后谁表现好了，谁先给安排工作。但怎么才叫“表现好了”呢！我们中有的人已变得十分胆小慎微，每次到县文教科去，连大路也不敢走，有时还特意赤着脚，穿一件“朴素”的衣裳，说话低声下气，简直在哀求乞怜。听到不分配的话，象是被判了死刑，一点力气也没有，还自我作贱地说：“当初要是不报考就好了，现在考不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有问题的。”说来真叫人寒心，正当我们处在朝气逢勃、浑身是劲的时候，却只能这样去瞎撞和等待，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这跟浪费钱财粮食，跟图谋自杀有什么两样？一个想为社会主义事业工作的人得不到工作，难道我们都成了“四类分子”不成？
“落取”之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看法越来越离奇，大家冷眼傍观，害怕同我们接触，象逃避瘟疫那样岐视我们，好似我们都是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可是我自己一点不知道，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
也许我一向天真幼稚，不闇世事，不但没有从“鸣放”中吸取教训，还继续对别人存有幻想，以为政治也会讲仁慈，上级会爱惜我这个高材生；以为“落取”是有意对我进行考验，最终会把我放到该去的地方。八月下旬，我怀着可笑的愿望，又报名参加泉州大学的招生考试，这原是“大跃进”中新办起来的大学，对考生成绩要求本来就不高，可是我还是接到一份“落取通知书”。我开始对“政治”有所认识，回顾自己的无知，醒悟落到如此地步的真正原因。
记得有一次全县开展除害灭雀运动。当时大家只知麻雀吃粮食毁坏庄稼的一面，没有考虑到它同时也吃害虫，功大于过，硬把麻雀当“四害”之一，意图除尽灭绝。他们动员所有城乡居民在各家屋顶上敲桶打盆，呼喊追赶，使麻雀没有歇息的时候，最后从空中跌落下来，或赶到机场去，那里撒着大量毒饵等待着。为此县里专门成立“灭雀指挥部”。运动开始的第二天，我看到事情并不象宣传的那么热闹，许多居民没有行动起来，麻雀乃在各处欢快地吱叫着。那时正值“整团”后不久，带着被“洗礼过”的脑袋，认为以前对政治运动不关心，如今再不能袖手旁观。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县“灭雀指挥部”，指出这次运动还有“死角”，建议对没有行动起来的居民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比如扣押粮证，这是当年最流行的惩罚手段。想不到隔了两天，一位街干部到我家里来，说麻雀全飞到我们屋顶上了，我家成了麻雀庇护所，要赔偿麻雀所吃粮食的损失，就把我家的粮证带走了。我不知道这是普遍对待，还是因我的“关心”而得到“请君入瓮”的结果？当年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只想听恭维的话，任何对运动说三道四都成十足的蠢货，受到打击报复也是活该了。
又一件是离校前一天，出自对母校的热爱，对教育的关心，我又自作聪明写一封信给校长。感谢学校几年来对我的培养，同时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以“整团”后自新者的态度，指出学校中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特别是个别老师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希望校长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这也是当时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论调，通过“整团”，我深信不疑的。可是校长后来却对全校教师说：“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毕业生写来的。这个人表面上说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实际上是在污蔑社会主义学校，攻击党的领导。这个人在“大鸣大放”中曾猖狂向党进攻，说我们拿立场压人，‘整团’后又不思悔改，继续玩弄资产阶级花招。说明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这种人就是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当我听到一位老师好心的劝告时，心里一惊，校长又分明指的是我。这又是我一片忠心的下场。我不明白校长为何这样理解我那封信的动机？我更不明白，“整团”时大家批评我、指责我只读书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当我觉悟了，开始关心社会主义事业，不保留地把个人意见献给党，献给人民，以示对党对人民忠诚不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难道“整团”的真正目的只是叫我凡事装聋作哑，不可随意说话，并不在乎我说的对不对。当时有些人就是善于怀疑别人，“提高警惕”地把好心人当成阶级敌人来打。他们从来不敢去信任一个所谓有“问题”的人。照校长的推论，应该是我对党不满而积极“鸣放”，受整后必然心怀怨恨，伺机进行报复。所以我这种近于“反常”的举动，在他看来便是“狡猾”，“伪装”的表现，是“继续在同无产阶级较量”。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一种由强调“阶级斗争”得出的结论，又不善于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知道因此坑害了多少无辜的群众。这种人片面地理解了马列主义，而习惯于用封建专制和家长式的观点来解释马列主义，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
当时我越想越怕，越想越没有信心，甭说升学、工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觉得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别人随时可以拿来吓唬我、打击我。“落取”之后象是进入一个“社会看守所”，等待我的只有岐视和侮辱。
为了赚一点零花钱，也因为呆在家里太无聊，“落取”后我曾经跟几位朋友一块去给建筑工地推车运沙做小工。一天劳动所得，每人大约一元多钱，扣去车租，点心钱，也就所剩无几了。我们对赚钱多少并不在意，反正无所事事一样是受罪。还因为劳动的时候，说说笑笑，要干就干，要停就停，不受别人的制约，精神上愉快多了。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但是，我始终觉得不能这样“幸福”下去，这种无所作为的想法不应该是属于我的。想到国家的科学事业，想到自己的聪明才智，一颗激荡的心怎么也按捺不住，我仿佛浑身有无穷的力量和智慧没有发挥出来，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怎么可以如此自私，只顾眼前的偷闲和“幸福”。藏着自己的才能不用在社会上，对人民来说是有罪的。
而且生活伴随着年青人需要的爱情也时时在骚扰我。一天我照样拉着一辆板车从大街上经过，突然在电影院门前，一个熟悉的身影闪入眼帘，是小时候同桌的女同学陈茉莉。她正跟一位朋友在热烈交谈，穿着一身浅青色的连衣裙，苗条动人，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地看在她朋友的身上。听说她正报名要去当电影演员。我十分忧郁地看上一眼就匆匆地走开。想到自己“名落孙山”，想到眼前处境，觉得自己十分龌龊，生怕被瞧见，拉着板车赶紧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老实说，“落取”后，我曾经想交个女朋友，这并非想恋爱结婚，而是要抒发自己对青春的感受，和异性朋友交换对生活的看法，希望女朋友帮我改掉身上的坏脾气，坏习惯。就象一部高尚的书能照出我心灵上的污秽，迫使我改变旧我一样。可是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爱呢！相比之下，自惭形秽，将来就是要对她说一声“你好”！恐怕也不可能了。
我该怎么办？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生活下去。我十分痛苦地在心里呼唤：“救救我吧！如今正是开拓，发展我智慧才能的大好时机，我却在彷徨，在虚度年华，让结实的身躯关在房里发霉，用充沛的精力去做一些毫无价值的事，这样的生活太残酷了。”
当时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看书，这是我一生的爱好，没有书读，会象口渴找不到水一样难受。一段时间惊险小说泛滥，为了寻找刺激，我追逐过这一类书，从中学到逻辑推理的方法，却使自己的神经往往处于过度敏感的状态。丰富的想象引发无端的猜疑，导致后来因集邮通信一事而自找麻烦。
不久我对惊险小说厌倦了，又把兴趣转移到科幻小说方面。一下子我把图书馆里的这类书给扫空了。这方面的阅读充实了我的知识，让我看到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和一个充满奥秘的宇宙。觉得有许多科学难题正有待人们去探索，而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利用实在是太少了。同时也知道人类的幻想不是不可实现，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科学家太了不起了。可是对我来说，这只能是“望梅止渴”。除此外我最喜欢读的书莫过于鲁迅的作品，那是百看不厌，反复阅读，始终回味无穷，往往一边看一边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鲁迅就象是一位高名的医师，准确无误地剖析历来存在于国民中的精神病态，有力地鞭笞了没落的人们。在表面是尖锐刻薄的冷讽热嘲中，隐藏着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在黑暗的旧中国，鲁迅宛如黄山顶上的迎客松，傲然不群，身临峡谷，面对鬼石，经受风霜雨雪、炎热酷暑，始终热情地伸出双臂，召唤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对每一张渴望求知的脸喋喋不休，吟唸他的教诲。每次读着他的作品，总觉得他就在跟前，严厉而亲切地教导，我便感到自己十分不足，感到他在紧紧摧逼，而眼前的处境更让我焦急万分。
“落取”对一个有志青年的打击是一生都抹不掉的。当然不可能人人都上大学。如果平等竞争，大家毫无怨言，要怨，也只能怨自己。而那种以所谓“政治条件”为前提的选取法，太伤人心了。人为地把青年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且是根据某些人的主观臆断，这太不公平了。这样的社会怎么还有进步的希望？那些被扼杀在土壤里的幼苗，比起被摧残的花朵，更加可怜兮兮，他们甚至连一个成长的机会都没有。
五、在期望中遭“开除”
严寒的冬天过去了，安慰人心的春光曾歪歪扭扭地落在窗前的屋顶上，几只麻雀在阳光照不到的屋檐下钻进飞出，吱吱地叫着，墙头的小草还没有从冷凛的哆嗦中伸直腰来，转眼又到了秋风萧瑟的天气，才几时它又要枯黄。阳光也不知何时又跑到南边的墙上。那些麻雀再不能在阴凉里喜耍了。1958年我经历过的就跟季节的变化一样，只是滔滔的孟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度过，那灿烂的阳光已一去不复返。
“一向驶顺风船的不一定是好船夫，遇过风暴的才是真正的舵手。”我在“落取通知书”上写下这一句。
我开始想，“落取”也可以成为我一生奋斗的动力。经过这样一次挫折，我更懂得生活的意义。平平淡淡最终要感到乏味，不知人生还有苦痛的时候，这种人也就不知道怎样珍惜生活了。经过这样一次挫折，我将更坚定不移去追求生活中的目标，知道成功是没有止境的。在我们国家，也许上大学与不上大学处于同等地位，重要的是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如何。我相信自己无论在哪一个岗位都能很好发挥作用，出色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一旦让我再走进校门，我更会以十倍的疯狂爱惜和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当时报上不断在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地纷纷刮起一阵阵浮夸风，抛出一个个“高产卫星”，一天一个惊人的“奇迹”出现。作为热血青年，我深信不疑，再一次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激动不已。我开始从颓唐中恢复起信心，我从来不想落伍，认为关键还在于争取表现，干出一点成绩来，到水库工地去劳动，或搞一块试验田。如果能在试验田上同样抛出一颗丰产“卫星”，人们不知道将怎样叫我做总结报告，说不定组织上也会重视我，把我送到大学去深造，研究更深奥的问题呢！
是呀！只要痛苦淡漠了，难熬的夜过去了，我就又在幻想，又在希望，始终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美好。因为我是这样的诚实，这样的单纯；我又这样的热情，这样的有能力。但此时我毕竟比过去现实了许多。
在当时一篇日记上，我开始检讨自己：
“与其哀怨终生，不如奋斗至死。应该切实参加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当中去，认真观察冷静思考，这里面有许多我不懂的真理，有值得我学习一辈子的东西。问题不在干什么，当个泥水匠也好，做个推车工也行，一样可以创造生活，做出成绩。以前我并不喜欢这样，也没有认真去想过，让我来喜欢它一次，这绝不会丧失我的‘尊严’。
“不要把自己的一生埋葬在幻想和希望中去。应该及早确定一个可行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不渝地攀登。不可好高鹜远，眼高手低。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白白让美好的时光悄然遁逝，到头来落得空悲切！
“不要过分欣赏自己，把别人看得一文不值。劳动人民有能人，他们并不俗，比起不学无术的公子少爷，他们高尚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比别人高明，就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也看不到别人的优点。要知道，人家不说不等于不会，人家不做不等于是个傻瓜。自己受到赞扬，也不等于有了真本事。
“看书做事要有崇高的目标，不应为了在别人面前说笑打浑，为了在女人面前卖弄讨好，而去发展那种无用的才能，对女人的青睐更应慎重，不要以为对方嫣然一笑，含情一瞥，都在钟情于我，这太可笑了。”
这时，几位同学也从大学里不断给我来信，安慰我，帮助我。团支书还寄来几本有益的书。他们仍然把我看成是一个天资甚高的人，不相信我会因“落取”一厥不振，鼓励我来年继续投考。
我已经意识到一个人的政治条件，比起他的知识、才能更重要，可以说在当时没有“政治”就没有一切。我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从图书馆里借来不少政治思想教育的书刊。对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