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意识到一个人的政治条件，比起他的知识、才能更重要，可以说在当时没有“政治”就没有一切。我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从图书馆里借来不少政治思想教育的书刊。对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逐句精读，作出眉批和写上心得。因为能深入领会书中的含意，联系自己熟悉的东西，感到收获不少。觉得一个人除了每天从食物上吸取热量，还必须在精神上不断得到营养，一旦对政治钻得越深、兴趣就越浓。站在岸上怕水冷，一到跳进水里，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乐处。
思想上有了一点武器，我又壮着胆子主动找街道委员会的街长谈心。街长很坦率，她不认为一个青年人会有什么大“问题”。她说：“当领导的不一定都对，对一个人的处理也不一定都是正确。不能因为领导的误解，不恰当的批评，就消极不干，应拿出行动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她叫我放掉思想包袱，到街政府来帮忙做点事，可以去民校教书。我欣然同意，精神上顿时轻松了许多。
所谓民校，其实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椅，只是在一个宽畅的有路灯的地方挂一块小黑板，学员自带椅子来上课。学生都是一些中年妇女，也有上年纪的老太婆。我每天晚上给她们讲学习文化的好处，列举不会说普通话的难处。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对我的讲课感到满意，说了不少感激的话。为了上好民校的课，我牺牲了和朋友欢乐的时间，放弃了几部好的电影没有看。我心里快活极了，甚至感到有点光荣，虽然这不算什么英雄行为，也没有当上模范。在我一生中，却是第一次用学到的知识去为人民服务。
街长又交给我其它的工作：如出黑板报，广播台风消息，通知开会等等。有一次台风登陆，呼啸的狂风夹着暴跳的大雨，在四处横行霸道，街上白茫茫一片，行人早已绝迹。街长却带领我们几个青年连夜冒雨在巡逻，帮助那些房屋破旧的居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段。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一个政府如此关心人民的疾苦。对那些爱发啰嗦的人来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抢险救灾工作，也主持过群众大会。逐渐地我成了群众心目中的一名街道干部。有些群众遇到困难甚至直接来找我帮忙。
有段时间，街长叫我去她家里填写居民粮食统计表。到了中午，便留我吃午饭。我说什么也不肯，因为当时每人的口粮是定量的，我怎么可以吃别人的份额。后来他们说，这些都是“公家的，没关系”。我很诧异，哪来的“公家粮”、“公家款”。一打听，才知道是上级拨给民工的补贴粮和补助款，被基层截留了，或者说剋扣了。街道干部常会以“替公家办事”为由，毫不脸红地享用它们。在物质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能吃到一顿“公家饭”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即便是“觉悟高的无产者”也一样高兴。所靠的是手中的权利，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只有百姓始终“无知”。制度上这种劣习，可谓源远流长。但反过来说，那些“替公家办事的”大多是义务的，特殊一点，又是情理之中。只是除了“替公家办事的”，几位熟人，包括干部家属也大大方方地享受起来，就有点说不通了。当时我一吃完就赶紧离开，心里总感到有点不应该，这玷污了我“替公家办事”的美好愿望。
其他“落取生”看到我在街政府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便在背后冷言冷语地嘲讽，跟我疏远了。他们不理解我，把我看成是一个投机分子。我不想解释，离开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路，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选择。生活也必须在你需要的时候，才会过得心甘情愿。
那时我每天都到街政府去，感到生活充实了许多。跟街长和其他干部接触的机会多了，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课本上从来没有读过的知识，受到深刻的教育。
有一天上级拨给一笔救济款和一批救济物资。几个听到消息的居民争着要，有的登门诉苦、有的托人说情。可是街长一概不理，她对我们说，“这些人中有不少过去生活不错，现在稍有点不如就叫苦。象王素英，解放前不务正业，靠歪门邪道过日子，解放后政府不许她再干。她又不参加劳动，自食其力。这次吵得最凶，却最不该给她。”相反地，街长亲自把救济品送到一户贫民家里。她说：“那些在解放前过着苦日子的人，现在都有一定程度的翻身，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足，但相比之下，还是困难的，这种人我们应该救济。”多么鲜明的工作态度。我沉思良久，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恐怕就不会这样顺利，这样合情合理。
还有一次是开群众大会动员捐献废铜铁，支援国家建设。结果群众议论纷纷，会后许多意见汇集到街长那里。只见她不慌不忙地分析说：“群众有意见，说明我们工作没做好，光知道伸手向大家要废铜铁，没有把意义讲明白，这只能怪我们自己。要想办法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自愿把废铜废铁捐出来。至于张铁头公开跳出来反对，说我们跟国民党一样，这是别有用心的。他过去是恶霸张瑞山的狗腿子，历次运动都发泄不满，这次一定要狠狠教训他。陈东海谩骂干部，要调查一下，背后是不是有坏人在挑唆。解放前他是个苦大仇深的贫民，他会跟着共产党走的。”街长显然是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现在看不一定客观。当时我却觉得对我的启发和帮助比我在考试中得一百分要有用得多，它不同于政治课本的说教，也不同于校长在大会上的灌输，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教育。
街长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只在扫盲班里毕了业。她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令我钦佩。我想是因为她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对工作、事业的热爱，才使她变得如此能干。
看到这样的人，我又增强了信心和希望，感到活着是有意义的，平凡的工作也可以锻炼一个人，可以学到自己所没有的知识。“落取”后那种无聊颓唐的生活不再出现了。
1958年是最热闹的一年，不光是各种“卫星”接连“上天”，“人民公社化”又鼓舞了一些想“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的人，有了突发异想“大胆创新”的机会。有人要“好心”地“砸锅毁灶”，“兴办群众食堂”，让大家一起来过“共产主义生活”，解决“后顾之忧”，彻底“解放生产力”。于是“群众食堂”“遍地开花”，本地也不例外。10月11日街道党支部决定让我去担任“群众食堂”的会计，说这是个光荣的任务。支部的决定也是对我的信任，我一方面感到高兴，同时也担心会永远被“钉”在街政府里，当个群众干部，并不是我的心愿。但是我没有拒绝，我只是希望以后能再分配一个正式的工作。
正当我满怀期望，走进新生活，准备用行动来重新塑造自我的时候。又一场无情暴风雨扑到我身上，而且是倾盆直泻，把我淋得浑身湿透，一败涂地。
10月16日清晨，我和钊人正要去食堂上班。路上一位学生交给我一封信，说是螺城一中团委会寄给我的。我急忙拆开，还以为是通知我去工作呢？钊人也在旁边说，一定有好消息。不料，我刚看上一眼，就象被毒蛇咬着一般，大喊一声“开除团籍”，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两只手颤抖着，把那封信翻来复去看了又看，拼命要从字里行间找出差错来，希望“何海生”三个字会变成别人的，以证明这不是真的。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声音已是颤颤抖抖，心里早在哭泣。钊人大概看到我象疯了一般，也吓坏了，或者是因为路人在好奇地观望。他赶紧把我带走。我对身旁的一切已全无知觉。一路上钊人在极力安慰我，替我表示对这件事的怀疑，我却一句也没听清楚。直到开了门，才知道已回到家。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我突然站起来，非要到一中去问团委书记不可。钊人不放心，要我冷静再冷静。我是一刻也不能等待，并希望钊人陪我走一趟。此刻我十分需要他，有一个人在身边，自己才胆壮些。
到了一中，找不到团委书记。另外两位负责团委工作的都推说不知道。又过两天，我一个人来到一中，团委书记说我“思想反动”，“跟党离心离德”，还说我“整团”后继续“放毒”，“表现虚伪”。具体的又一点都没有指出来。我竟不知道如何解释，心是不能掏出来剖白的，又没有什么可以随意拿来证实。我“整团”后的表现可是尽了最大努力，自己正高兴做了前所未有的事，我读了不少毛主席著作，劳动上也经受过锻炼，思想感情上发生质的变化。他却说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这如何叫我说得清。我不得不把一本日记拿出来，请他看一看，上面记载着我这段来的思想转变和所作所为。他却连忙推开，象拒绝一位乞丐的讨饭碗那样。
我失望地回来，感到一阵难忍的空虚。心头又堵得慌，“开除”两个字老是来纠缠，我越是不愿去想它，它偏在脑子里出现，我还是无论如何不相信这是真的。当初支部只决定给我“警告”处分，我的团籍关系也转到街政府，一中团委会怎么能“开除”？事先又没有征求我本人的意见，这符合团章的规定吗？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团委书记却说是经过团县委批准的。我还是不相信“开除”会用在我的身上。我总认为“开除”是对于流氓小偷，道德败坏者，或真正反党反人民的顽固分子才适用。难道我够条件吗？我相信自己没有坏到那样的地步。我从小学到中学只有受到学校老师的称赞和表扬，很少有过批评，更不用说那怕是轻微的处分了。对我来说，这不光是开除团籍，简直是开除国籍，开除人类籍。我不管怎样也不是一个人了，因为我是被开除的，我不管怎样也不能见人了，因为我是被开除的。一连两天我昏昏沉沉躺在床上，脑子里横七竖八地叉着几个“开除”，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就跟死去一般。
这之前我还在天真地幻想：由于“整团”后自己一系列积极的表现，特别是“落取”后经过一段彷徨重先鼓起勇气开始新的征途，组织上将不会对我处分，可能还要继续培养我，把我放到适当的地方去。看来一切都完了，工作不用等，再考大学也是白费劲。往后的日子如何度过？将来又会怎样？大概他们已把我看成是一个成熟的有一套完整思想体系的“右”派分子。也许他们早已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不敢再想下去。他们连一次改正的机会都没有给我留下，就把我“开除”了。此时我还要担心亲人的指责，邻居的岐视，朋友的耻笑，妈妈的难过。我再次感到没有勇气活下去。只有赶快离开这里，躲开人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默默无闻的地方去，最好到前线去，在战斗中死掉。可是这也不可能，因为我是被“开除”的，部队怎么肯要。我颓然地感到一切都完了，什么样的处分都行，就是不要“开除”，这打击对我太大了，大到无法弥补。我觉得除了这肉的身躯还在，一切都被“开除”，什么都没有，连最后一线希望也失去。要想重先入团更是渺茫，就象死了不能复活一样。
几年后我才听到有人对我解释说，当时正值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非常时期”。组织上不得不采取所谓“非常手段”，清除一批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也就是跟封建帝王在不高兴时会随意把人推出去砍头一样平常，用不着考虑该不该，合不合组织手续。此外还跟一位同学有关，那年“整团”后他常常来找我，要我再向他介绍那些已受到同学批判的东西。我告诉他，既是错误的，就不要再谈了。他却一个劲地要求，说他个人认为那些并不坏，发誓替我“保密”。我拗不过，就以忏悔的心情告诉他我曾追求过的东西，那些也并非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不知道他是抱那么大的兴趣在倾听，更不知道他又那么热烈地去表现自己。终于在临毕业前他也受到团支部的批评教育。至于当时他如何向组织交代，如何推卸责任，我一点不知道，也没有人来找我对证。直到后来组织上“甑别”我的问题，翻阅过去的档案，我才从别人那里获知，他当年向团组织交代了所谓“跟何海生的关系”，把他的错误根源裁到我身上，说是受我的“毒害”和“引诱”。因为他出身贫农，团组委得出结论，说我“整团”后“不思悔改”，“继续放毒”，“腐蚀同学”，“表现极其虚伪”等等。于是“前科后犯”，一句话将我“开除”，可以不经任何核实和调查。
那些人就是如此不公正，他们只善于随意处治一个人，却不愿深入探讨，弄清事实真象，不愿想办法拯救一个即使真正有错误的人。还要对一个充满期望，热情追求进步的青年给予毫无提防的打击，这跟惨无人道有何差别？我实在是不愿意太多地来发泄这一切，而且当年我也不敢如此去想。我仍然期待着以自己的赤诚去获得宽恕。在我的头脑中也只有应该对党忠诚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一贯是热情、诚实、坦白的，随时准备为重视我的人献出一切。在我心目中只有美的正义的东西，为了它我愿意改正错误，也愿意负着臭名声。可惜当时没有人知道我、理解我；也没有人肯冒着风险来帮助我、支持我。
如今一切都已过去，就是对那个丑陋的人我也早已忘却，唯有“同学”二字是永恒的。一切都随着时代在变化，过去的绝不会再重复。
六、到水库工地去
六、到水库工地去
1958年继“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响彻云霄之后，一句“人民公社好”，又吹遍大江南北，于是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人民公社。组成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同时开始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工程，借着“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成千上万的民工被抽调到建筑工地去。我也在那年10月24日告别家乡父母，来到本县最大的乌潭水库（后来叫惠女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不同的是我并非被抽调，而是自愿报名要去。
这一天我起得特别早，预定六点钟在县工会门前集中。我吃完早饭，打好背包，还不到六点就赶到那里。可是连个人影也没见着。我等了又等，已经八点多了，还不见有任何动静。实在不耐烦，只好转回家，心里直纳闷，到底去不去？直到将近十点钟，有人到家里叫我，说队伍就要出发。我赶紧挑起行李跟他来到集合地点，只见寥寥的几个人，东一堆西一垛地蹲在路旁，一点不象个队伍的样子。约莫又等了半个钟头，陆续再来一些人，也不知谁说了声“走吧”！人们才站起来，拍打背包，发出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我感到十分诧异，怎么是这样组织民工到水库工地去？既听不到锣鼓声和鞭炮声，也看不到欢送的人群，甚至连个领队的也没有。在我的想象中这样的场面是十分动人的。可眼前却是三三两两，挑着行李的，背着包袱的，懒懒散散地走了开去。我担心落伍，夹在人群中盲目地跟着往前移动。这些人中，只有欠木是相识的，我俩就结伴同行。
天气很热，肩头又压着一担行李，我顾不得多想，两只眼睛死死盯着路面，两条腿蹬蹬蹬地往前赶，很快就蹿到队伍前头。可是走了一段路，发现人群渐渐稀少，有的中途倒回去，有的停在路边不肯向前。这时本来就零乱的队伍又被拉扯成几段小股，前前后后飘撒在通往水库的公路上。
我心里不由得悲凉起来，这一次是我执意要走的。自从那可怕的“开除”在我脑海里爆炸以后，我虽心身欲裂，仍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