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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的百里洲，说起我们大队，无人不知我们的“毛宣队”，无人不知我们的大队长泰哥。可泰哥的“官运”并不及他的“桃花运”通畅，几次提拔，都搁浅在他的“作风问题”上。
1982年，大队改名为村，泰哥顺理成章地做上村长。几年后换届，泰哥还是被选为村长。全洲56个村的村长，数我们的泰哥资格最老，威望最高。直干到近60岁，镇里才不得不遂泰哥的心愿让他退下来。
泰哥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已出嫁，身边就剩儿子一家。但他仍自劳自食，不仅不需儿子“负担”，还经常帮儿子做剁柴、淋菜等家务活。只是，他的牙全掉了，腰也有点弯了。过年回老家，我不怀好意地笑他当年“啥那么大的劲儿”，他跳起来就要摸我的光溜脑壳，我只得边打哈哈边开溜。不过，我对泰哥的“劲儿”倒真是打骨子里佩服呢，因为“劲儿”即生命力是个体创造力的基本保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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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上坟”记
除夕“上坟”，与阖家团年一样，是我每岁回老家的必修课。
从“团年”的桌席上一下来，就开始打点了。先在厨屋的一长溜案板上，从杂物丛中翻捡出老母用尽了洗衣粉的空塑料袋子，洗净、拉抚平整。再到厢房阶檐下的柴禾垛里，觅上十几根与筷子差不多的枯枝，扎成束。做完这些事，看时辰尚早，又回到炭火盆边与家人叙长话短。闲谈中，老母不时地看“主席台”上的电子钟。五点一“噹”，我和老爷子便被老母催着出发了。
今年的腊月二十六已立春，而在腊月二十九的半夜却下了一场罕见的冰雹。冰雹虽只下了一阵儿，但因为其个头大，不易化，所以到了这腊月三十的近晚，路旁草丛中还积存着成块成片的雪，路上则有雪水在汇聚、流淌。如此路况，逼得我和老爷子脱掉热乎乎的毛皮鞋，换上了凉浸浸的深筒胶靴。
在路旁小卖部里买了几支粗大的红蜡烛，三吊二千响的鞭炮、十几刀火纸和几束香，沿大路前行。雪虽停了，但天还阴沉着，像一口冷得发灰的大锅罩着羊角洲。深筒套靴踩在路上，“吱唧吱唧”直响，越是衬出“上坟”时节的清冷与肃穆。这还是柏油路呢，不知那到坟地去的小路又是何等难行哟。大路上，隔不多远即有三三两两腋夹冥纸、手提鞭炮与蜡烛的“上坟”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小青年似乎很少些，均以家庭为单位结伴而行。男的多满嘴酒气，有上脸的男人，隔多远即可看见其满面酡红。女的秀气些，不过团年筵席上的满足还是忍俊不住地挂在脸上。少年们多不知“坟滋味”，跟着大人把“上坟”作为一个好玩儿的任务来完成，所以他们浑身只有快乐的“年味”。老人们则迥然不同了，他们和她们，大多显得甚为凄凉，尽管刚与儿孙们欢饮过，还沉浸在平时难得有一次的天伦之乐中，但是，可能是因为身处老景，为过世之人去“上坟”，难免勾起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之感。
大路东则不远处的吕家河墓地，隔着一片柑桔树都已传来鞭炮声，空气中已可嗅出几缕仿佛从天国飘来的檀香味。“上坟”的人都走下大路，经桔林下的小径往墓园而去。我与老父暂时还不能进去，我们要先去更远处的徐家河墓地，给我外婆上过坟后，再转来进本村的墓地给我爷爷和二弟上。
吕家河、徐家河，还有胡家河，同属羊角洲。洲上的“河”与“河”之间结亲多，故串“河”上坟的也不少。此时距天黑还有一会儿，然因“串河”上坟的人要“打提前量”，动得早一些，看着人家急急前行的样子，我们父子俩也急了。“吱唧”声愈来愈密，一旁还时有个别的“吱唧”声加入，仿若戏剧情节在急速发展的鼓点。往徐家河墓地的岔路口到了，我们下了大路。梨园下的小路虽是油沙地，但因被人踩踏多了凹陷下去，梨园的雪水就涌到了小路上。我们得亏换了胶靴，可以淌水，不然真得毁了毛皮鞋。身边时有褐色梨枝挂着衣裳，触摸我的肩膀，它们是与我打招呼，还是经不起严寒而向我借点热乎气？
坟场上已热闹起来。鞭炮声不断线，人影幢幢，硝烟与暮霭相接相融，把这阴阳之界渲染得阴森可怖、昏暗一片。外婆的坟到了，坟尖上的巴茅草叶片簌簌，似是外婆看见了我们，抖颤着衣袖在笑。外婆坟旁添了一座新坟，坟表新敷的狗芽根草皮块尚未长拢。两位女孩蹲在坟前，大的五六岁，小的两三岁，二人正有板有眼地做着灯罩、叠着冥纸。
外婆坟头还存留着去年的灯罩，是我和老三用快餐面袋子制成的，如今袋子上的色彩和文字，已被风雨霜雪侵蚀得漫漶难辨了。我颠起脚爬上坟尖，扒开巴茅草枯叶，在巴茅根旁插入四根自带的枯枝，将洗衣粉袋子撑开，套在呈四角立于坟尖的枯枝上，灯罩便做成了。在罩底的周边培上砂土，以免风钻入，再将一根红蜡烛插入罩内的中心点，扶正、点燃，红烛火苗一起，烛尖便往下流泪，还带着血红，仿佛是外婆盯着我的眼睛。我望着外婆的“眼睛”，心里不停地回忆着外婆的诸多恩情，检省着自己这些年做人处世是否有违外婆教导的地方。老爷子已把五刀纸散开、分张叠成燕翅形，虚架在坟前点燃了。冥纸燃得飞快，火头“呼呼”窜至跪着的老爷子的鼻尖，老爷子的老脸扯了扯，似乎觉得外婆在责怪他什么吧，眯着眼往后挪了挪身子，跪得更认真了。我们给外婆接上了光明，送来了新一年的银钱，便以鞭炮声向她老人家报告。我把一吊鞭拆封、展开，长蛇一样地围住坟门。老爷子这才起身摸出火柴，点燃鞭引，“噼噼叭叭”，鞭花炸开，像闪亮的星星，带起的沙土和飞溅的鞭衣、鞭筒弹在我的身上，外婆似乎在通过这些零碎的东西与我们亲热，同时感受我们在人间的气息。
一旁的新坟上，鞭炮也响起来。“这两个小姑娘是云龙的孙女儿，云龙的独儿子在城里打工被汽车撞死了，今年还不满32岁，”老爷子告诉我。生死难测，人生无常，可厄运为何总落到无辜百姓的头上啊？！
从徐家河墓园出来，无声地急行在梨园小径上。梨树高过我们的人头，仰望其顶端，见骨节凸起的梨枝像乞丐伸开的五指，正向面容模糊不清的老天苦苦乞求，我不禁黯然。
走近吕家河坟场，鞭炮声此起彼伏，其间不仅没什么间歇，而且还有很多鞭炮声重合、叠加在一个时段上。这等鞭炮声，在村子里也就腊月三十白天的“团年”和夜里的“接年”之时才会有。如果说团年与接年是人间真正的、核心的“过年”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便是我们业已去世的亲人在“过年”。过年过年，普天同庆之喜之吉，男女老幼莫不在内，新旧亡人也莫不在内。只不过啊，亡人们的欢庆与热闹，非他们自己所能创造，而是他们在阳间的亲人送上门来的。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则不会仅为自己及自己所生活的人世间而活着，还有一份为故去的亲人而好好活着的义务与责任。在此说句不吉利的话，那些遇到挫折就想寻短见的人，更应时刻记住这一点。
墓园里好拥挤啊！这几年过世的人，未能纳入原先的“计划”，墓园里没他们和她们的份儿，可村里又还未来得及把墓园拓宽或辟出新墓地，于是就只得委屈新、旧亡人，在满员了的墓与墓之间“加塞子”，加“楼层”。这样一来，亡人们不仅只能侧着身子“睡”，而且还要忍受叠罗汉样地往身上“堆”新亡人造成的长久痛苦。阴间的亲人们也苦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托人身是来受苦、为前一辈子赎罪的，死了死了就一死百了啦”，还得劳神费力地真心过好这一生噢。此刻我们来为他们和她们上坟，要在芸芸众“生”中找到自己的亲人，只能认“坟尖尖儿”了。由此，此刻的集中上坟行动，每个“尖尖儿”前都跪满了人，紧挨着也站满了人。跪着的叠纸、焚香，有的还得磕头作揖，站着的都俯首弯腰在上灯、放鞭。
这暮色中黑鸦鸦的人群，大多数成年人我都认得或隐隐约约记得，小青年都是我出洲后出生的，我面生，不过没几个。与认识的相遇时，点个头，招个手，或轻轻的一句“来了？”“来了！”就完了，不像平时见着时的大呼小叫、嘻嘻哈哈、争相敬烟、叠声客套。人们无一例外地，以一种虔敬和肃穆在做着同一件不容亵渎的大事，我察其言观其色，除小青年和少年儿童外，上坟人多以一种照镜子的心态在检查自身可对得起亲人的在天之灵，以一种面对神灵的心态在祈求逝者保佑。
我国的汉民多不信宗教，农民就更不消说。这几年有些村子里兴起的所谓“宗教热”，其实多与传统迷信搅在一块儿，不算纯粹的宗教。我们不像西方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国民，每周可进一次教堂作精神洗礼，每年可到圣地作一次精神朝拜。我们没有这样的精神汰洗机制和场所。除了一些令人敬仰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善人以外，我们大多没有经常自省自汰的内在精神需求与动力，我们甚至连古人的“一日三省吾身”的传统都忘光了或切断了！可人这种精神活动能力极强的高级动物，怎么可以缺乏自我精神清洗机制和场所呢？因为精神活动与其它任何活动一样，都是一个“进（输入）——流动（变化）——出（排除）——再进——再流动——再出”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过程呀。
睁大眼睛静观着暮色中的这一副副虔敬、肃穆的面孔，扫视着硝烟弥漫、熙熙攘攘、鞭炮续鸣、烛光邈邈的墓园，我顿悟：今日这园，便是中国农民百姓的敞开式教堂啊！
我和老爷子为二弟和爷爷上完灯，天也麻麻黑了。出墓园路口时，邂逅专程从县城骑摩托赶来为其父、兄上坟的小明夫妇。其父就是我所敬重的槐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去世时还未满60岁；其兄比我还小几岁，当年与我一块儿参加高考跳出农门，因心绞痛早逝时刚进而立之年。我为槐哥一家的命运而哀叹，也为小明夫妇每年除夕来上坟的困难而陷于思索的两难境地。“上坟”者，是为去世的人来照明的，逝者每年最后一天与翌年首日相接的时刻，若没有照明灯是过不了年关的。后人不为故人按时上灯，故人就走不到新的一年，那么这家后人便会遭到众亲友和乡亲的指责、唾骂，自此一辈子抬不起头。退一万步讲，我们就是不怕别人指脊梁骨，难道我们不怕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么？因为我们的先人就是我们的“根”与“源”，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将枯萎、发臭啊。还有，如今的社会治安状况差，据说作案的年轻人居多，进城农民居多，这与他们缺乏经常性的忏悔和自省习惯有没有关系？对此，我未作过调查，可我坚信，如果他们多回老家上上坟，并以虔诚的心面对祖先“照照镜子”，这类人犯事的比例肯定要大大下降。扯远了，再说回来，逝者的宿命，决定了后人的使命、职责和履行义务的时段，灯，点早了不需要，点迟了就没用了，也悔之晚矣啦！而与小明夫妇一样“连根拔”离开了故乡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在羊角洲及百里洲乃至全中国农村则所在多有，仅一个百里洲恐怕就达一万以上。这些人进城几年后，把老人也接去“享福”，卖掉了老家的房地产和家具、农具，有的甚至把整个“房族”都弄进了城，整“房”的“根”都被斩断了。也就是说，他们在“老窝”里已基本上没有“落脚点”了。你叫他们每年除夕之时从城里赶来上坟之后如何归家？不归家又何以安身？羊角洲这江中之岛百里洲的最尖端，进出洲均须过江渡河，天黑之后又无舟可渡，他们与她们到哪里去吃、洗、住？即便可就近投亲靠友借宿，那岂不是要过个“寄人篱下年”？
唉呀，想不得吔哥哥呃，世上两难事真多哟。
又上了一回坟，就又是一年啦。
明年除夕，我还要来与外婆、爷爷和二弟聚首的，顺便也来接受一次难得的精神洗礼呀。
年关洲上行
甲申年腊月二十八回老家，自然陪二老双亲坐到了半夜。那会儿恰逢下冰雹，入睡就更迟了。第二天一醒即已是午时，匆匆吃过，兴致颇高地引着妻子和女儿往羊角洲尖子上去逛。
出门即是柏油马路，虽然断送了老的土“车路”的田园牧歌味儿，却也方便了行人和洲人运送庄稼与肥料。说是公路，倒渐渐“长”成了一条街。一幢幢农家小楼面路而立，农户纷纷改掉原先坐北朝南的传统习惯，从老朝向转过来或从别处搬来，脸对着公路做房子，令路两旁的房子隔路相望，东、西对笑。每走过几幢房子，总有一家把一楼敞开，内置吃喝穿用之物，供洲民进进出出地购用，街的商业功能就这样兴起了。
年关年关，从前洲民穷，最怕过年这一关，“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家的闺女没钱买”，欠人家钱的还怕来逼债呀；如今的洲民虽尚不富，尤其是遭受1998年的洪水和随后的过重负担之后，把农村改革带来的一点肥气都叭干了，但近两年的税改及国家亲农政策的逐步落实，让洲民在休养生息的基础上又在田里捞取了一点滋润，所以过年不仅不再是关口，而且成了一年一度享受好年成的高潮。我们所过之处，有的洲民在忙年，打豆腐、炒花生、摊豆饼，打堂尘、洗被褥、剃头剪发，炸“苕精果”、炸“穿穿儿”、炸蓝花豆、推糯米糍浆；有的则在成群自娱自乐，打花牌、“斗地主”、搓麻将，这些人家的“年”可能早已忙完了。有三五成群的青少年，勾肩搭背、疯疯野野地浪在公路上，我一个都不认得。见他们与她们这个样子，我心里颇不舒畅。一是不伦不类，二是可悲可怜，尤其是怜悯他们竟然没什么可玩儿的啦。想我小时候，盼星星盼月亮，最盼的就是年啊。一旦盼来，那岂能不玩儿个痛快淋漓、板眼儿翻新！在打麦场上摆开阵势打棒棒、打珠裹子、滚铁环、扳菱角，遇到下雪，还可跑到田野里去赶兔子，或等天黑，约上伙伴带上电筒找竹林子捉斑鸠……呵呵，该有好多玩儿的名堂呀，怎会沦落到在大路上憨逛瞎无聊哦。这些大人，也是今不如昔，为何不去扎龙灯、糊踩莲船、排练高跷，最不济也要去求老师写几副春联，上街去买几副年画、门神，总比坐冷板凳打牌自伙子赢自伙子输，到头来落个又操心又误工要强过百倍！话说回来，时代不同了，兴许我们儿时那些乐子过时了，或者人家不感兴趣要去向钱看了，也说不定呢。你看，无论是忙年的，还是打牌的，或是闲逛的，脸上都无不乐呵呵的呐。这就叫过年啊！那些久居城里又没乡下老家可回的人真可怜哟，城市里哪有什么“年”啰。我每年都要回老家，且要携妻将雏，除了尽孝心，便是向往在这“年”中美美地泡它几天呀。
把“街”一穿完，便到了南潮。原先的南潮是一条小河，长达十多里，头尾都与南河相通。流经羊角洲这儿时，总有一人多深，即便在年关，都还剩齐腰深的水，水面上自然结有厚厚的冰，可供我们在上边滑着好玩和掘孔捞鱼的。南潮该是给儿时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