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他的语气，他似乎真的需要我这样的设计师，也似乎并不知道我是个在逃的人，那他刚才为什么用那种神情盯着我，我不得其解。
“有什么困难吗？”他打断了我的思绪。
“随时都可以。”我给了他我自己还没确定的答案。
“那你明天来报到吧。”
“真的吗，您录取我？”
“是的。”
“谢谢您。”
“具体的事情我的助理AMY会详细跟你说的，不过我希望你以后在公司做事时不要像今天这样没有自信。”
“我以后一定努力。”
他按了下电话，先前那个面试我的白领丽人进来了，精致的脸上露着恰到好处的笑容。
AMY说了我的待遇，除了待遇她还说了公司对员工的诸多规定，从着装到言行一条一条上纲上线的。看来，我先前的担忧是多余的了，否则他没必要让这个白领丽人跟我详细谈这些东西。但是，他为什么见到我时会失态，我既无闭月羞花之容，也无倾国倾城之貌，而他想必也是久经沙场阅人无数的人，为何会在我这样一个小女子面前失态呢。
AMY还向我介绍了公司的情况，总经理即刚才那个面试我的男人是香港人，难怪一口广东话。她说我可以叫他DAVY，并问我的英文名是什么，说大家在公司都习惯叫英文名。
JUDY，我随便说了个英文名。因为喜欢《似是故人来》里的朱迪·福斯特，于是把她的名字借来了。事实上我没有英文名，只有两个中文名，一个真的，秦雯，一个假的，秦非。
工作有了着落，意味以后的生活有了着落。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但愿我能就此风平浪静地隐姓埋名地生活下去，直到年老病死。
出了写字楼，我长长舒了口气。我揣着地图，随意在马路上走着，阳光明媚，照在身上暖暖的。见到一处街心公园，公园里开满了樱花，如云似锦，一团团，一簇簇，层层叠叠，开得轰轰烈烈。我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下来，看着满树繁花，想起玉渊潭的樱花，每年四月左右，那里的樱花也是开得如云似锦，开得轰轰烈烈，像热恋中的爱情，我曾经和某个男人去那里赏过花。
散步的老人，牵手的情侣，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悠闲地在我面前走过，或看烂漫的樱花，或看碧蓝的天空，或看情人的脸，没人看我。我躲在树下，有花瓣在我眼前飘落，落在地上，落在行人的足下。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我的心突然一阵隐隐作痛，那些看起来幸福甜蜜的时光，不过如这些绯红的樱花，开到极致匆匆谢了，或随风吹落，或随水流走。
如果过去所有的一切都能随流水流走，倒也好，只怕流不尽，还残留一些在心底纠缠。
想起过去，我在温暖的阳光下，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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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错 了
断肠花
第一天上班，我在网上把近几日北京的新闻仔仔细细搜索了一遍，没看到相关新闻，我松了口气。
在公司里大家都叫我JUDY，没有人叫我“秦非”。同时，其他同事也没一个叫中文名的，都是英文名，什么AMY、MAG、DAVY、SAM……只有一个搞后勤的有中文名，大家叫她周姐，但是只知其姓，不知其名。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没人打听你姓甚名谁，更别说关心你的祖宗十八代是干什么的了，除了想知道你是哪里人，然后好把你归为城里人或乡下人，江南人或江北人。
我被归入乡下人，因为我来自上海以外的地方。在公司包括我在内有五个乡下人，其他的不是城里人就是江南人（宁波绍兴一带的有钱人）。
关于这些“人”的划分，我是从另一个“乡下人”口里得知的，她是个安徽女孩，小巧玲珑，有一张苍白的脸和两道淡淡如烟的眉，在公司里大家叫她MAG。她和我一样，是个设计师，我觉得她设计的服装有一种内敛的疯狂和深沉的忧郁。
尽管成了“乡下人”，但我并没有多大气愤，我从小就习惯了忍受。更何况我对这些所谓的城里人乡下人没什么概念，我在北京的时候尽管我的户口本给我打上了北京人的标识，可我从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去北京之前我把自己当成宓水河人，可宓水河不要我了，我成了一个没有根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人”的划分没什么感觉。
这些曲曲折折迂回在心底的结，我没法说，也不想说，所以就甘愿别人在我身上打上“乡下人”的烙印。而且，我只要能安宁地生活下去即可，管他是什么人。
我不爱多说话，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上的事情倒不是很多，只是我除了工作没什么可做的。我也不想和同事聊天，说什么呢，穿什么牌子的衣服，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看谁的小说……这些我都不想说，也不知从何说起。我的衣服要么是从路边小店淘的，要么是买一块布自己设计缝制的，偶尔在商场买过几件衣服，也算不上什么名牌，我的化妆品也不是从巴黎或伦敦来的。而城里人江南人开口就是KENZO、LV、CD，还有好多我没听说过的牌子；我的确是个乡下人，索性闭上嘴，什么也不说，免得被人耻笑。
公司提供免费的咖啡，于是城里人和江南人经常一边敲键盘，一边优雅地喝着咖啡。我不怎么喝咖啡，因为不喜欢，我喜欢喝茶，我喜欢那种清新自然的清香和淡淡甘甜的味道。公司不提供茶，除了咖啡就是矿泉水，所以我喝矿泉水。AMY每次见我喝矿泉水就微笑着问我好不好喝，我气得心里骂她假洋鬼子，嘴上却说“我习惯喝矿泉水”，她于是笑笑不言语了，眼睛里却内容丰富，好像我是个怪物。
我不和同事多说话，但不表示我冷漠，我给他们恰到好处的微笑，他们也回以我不浓不淡的微笑。没有多余的热情，都是恰到好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似乎都计算得清清楚楚，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
在这方面，我比MAG要好，她总是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也不爱与人说话，弄得别人都不爱答理她。于是她除了工作，剩余的时间就泡在网上了。
设计总监叫SAM，是城里人，长得不算帅，但不难看，算是个比较有气质的男人，他的眼睛里有一丝淡淡的孤独和忧郁，同事说他这是艺术家的忧郁。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好像杰出的艺术家都忧郁，比如凡·高，比如毕加索。SAM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总是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一丝不苟。他喜欢穿白衬衣，衣领也总是很干净，他还喜欢打领带，而且每天换不同的领带，不同的面料，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图案。他对生活的细节似乎十分挑剔。
MAG说她数过，SAM有四十根领带。我没法理解，一个男人要那么多领带干什么。
我每天的工作是坐在电脑前画效果图，或在成衣室里用剪刀剪那些花花绿绿的布和踩缝纫机。我选用的布料大多是丝绸，我喜欢丝绸飘浮的轻盈感。我用色偏重鲜红翠绿，极尽艳丽，还绣上了大朵鲜艳的牡丹、芙蓉之类的花朵，我喜欢这种盛开到极致的惊艳。如果能开就赶紧开吧，别在含苞时来不及盛开就死去。
SAM很欣赏我的作品，说它们是“另类的古典”和“内敛的激情”。
我的光芒罩住了另外两个设计师，包括MAG，原本沉默的她变得更沉默，原本苍白的脸变得更苍白，她似乎对我有些怨恨了。其实，我并不想要耀眼的光芒，我只想要风平浪静地生活下去。
公司在闸北有制衣厂房，SAM带我去过一次，我第一次看到制衣女工们工作的情景。她们一个个面无表情，伏着身子，机械地踩着缝纫机。看着她们我有些心酸，因为我母亲以前也是一家制衣厂的女工，但我没见过她工作的情景，我到北京时她已经坐进一家服装公司管理阶层的办公室，过着体面的生活。
我想她以前一定也和这些女工一样机械地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第一次对她有了一丝说不出的情感，毕竟她生了我，毕竟情浓于血。
当晚我在旅馆里拨打了母亲的手机，电话那边传来她那种恒久不变的不急不慢的语调，她永远是那样的优雅，宠辱不惊，处世不乱。
“还好吗？”她的开场白。
根据她不变的语调和开场白，我判断那件事还没有怀疑到我身上来。
“还好。”我说。
“喔。”她的语气很淡。
“没事吧，家里？”我想探听一点风声。
“没事。”她给了我最好答复。
“我在上海，我在这边找了份工作。”
“喔，自己多注意点。”
“嗯。你还好吧？”
“还好。”
“我今天在公司的制衣厂看到了女工制衣的情景，你以前在制衣厂很辛苦吧？”
“还行。”
热情热心换来冷言冷语，我有些沮丧，于是说道：“我挂了。”
“好。”
我刚准备按电话，转念想到那件事，于是说道：“如果有人找我，不管是谁，你都不要告诉他们我的电话，也不要说我在上海，好吗？”
“嗯。”
“千万千万。”
“好的。”
我和母亲的电话通常都这样，一点都不像母女，倒像两个陌生人，好在我已经习惯了。
挂断电话，一切都陷入沉寂之中，我有点后悔不该给母亲打这个电话，同时我也有些疑惑，难道那件事还没有怀疑到我头上来，我想打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最终我还是忍住了，我不想引火烧身。
找到工作后我在网上找了处房子，在绍兴路。这条路还有个洋名，“爱麦虞限路”，就像公司的职员，除了中文名，还有英文名。这条路很安静，有许多书店和画廊，还有许多老建筑，漆黑的大门，厚重得像一段凝固的历史。
房子是一幢老式建筑，楼道狭窄，幽幽暗暗，木质楼梯，被岁月磨掉了最初的颜色，走在上面发出沉重的咯吱咯吱的响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
房间很小，三十来平方米，木地板褪了色，家具简陋，老式衣柜，镜面模糊，雕花铁床，锈迹斑驳。卫生间白色的瓷砖已经发黄，水管生了锈。尽管这样，租金还是十分昂贵。不过我喜欢这里的僻静，所以不用房东太太多费口舌夸房子如何如何好，我就把一个季度的房租预付给了她。
我素来爱整洁，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屋子擦了又抹，抹了又擦，还用消毒水消了毒，总算把屋子弄得窗明几净了。然后，我又买了床被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还在路边买了盆海棠花，使屋子增添了一丝生气。我喜欢生，不喜欢死，生多好，可以看到阳光，看到雨露，看到盛开的花朵。
买下海棠花并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当时被它的红打动了。它的红，是一种触目惊心的红，摄人心魄，像胭脂，像离人哭红了的眼睛。
只是这海棠花的别名不好，叫断肠花。相传古时有一位妇人，怀念自己的心上人，但老是见不到他的面。她很伤心，经常在北墙下哭泣，眼泪滴入墙下土中。后来洒泪处长出了一棵草，花非常妩媚动人，花色极像妇人的脸，后来人们把这花叫做“断肠花”。
又是一个命运凄惨的女子，和晴雯一样。一个是空牵挂别人，一个是别人空牵挂她，不管谁牵挂了谁，总之最后都是一场空。
房子因年代久远，隔音效果不好，隔壁房间有人喜欢听越剧，时常有越剧传到我的房间，一声声，一阵阵，或委婉细腻，或轻柔缠绵，或哀婉动人，或温情脉脉。那人听的大多是《红楼梦》。
问紫鹃，妹妹的诗稿今何在？
如翩翩蝴蝶火中化。
问紫鹃，妹妹的瑶琴今何在？
琴弦已断你休提它。
是啊，旧欢如梦，琴已断，人已散，还提它干什么呢。
然而，我常在夜里做那个噩梦：我张着满是鲜血的手在黑夜里狂奔，血如潮水向我漫过来……
然后我从梦里惊醒，然后睁着眼睛到天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摆脱那个噩梦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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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错 了
顺风车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时间一眨眼间过去了很多，日子风平浪静，波澜不兴，我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
我每天上班得步行几分钟到瑞金路上去坐公交车，有天早晨，我如往常一样，正低着头走在梧桐树下，梧桐树已是满树新叶，绿意盎然。
“JUDY！”有人叫我的英文名。
我回头一看，没看到什么人，倒是看到SAM的那辆银灰色的蒙迪欧，我有些意外。SAM坐在驾驶座上，给我做了个上车的手势。我上了车，车里很干净，有一股淡淡的青草味，很好闻，CD里传出一些轻柔的音乐，很好听。
“你也住绍兴路吗？”SAM问我。
“嗯。”
“真巧，我也住这里，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以前你没问过我啊。”
“也是，早知道你住绍兴路，我可以天天捎你去公司呢。”
“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坐你的顺风车？”
“当然啦，只要你愿意。”
“天上掉馅饼的事，怎么不愿意？”
“你们北方人真没出息，就爱吃馅饼。”
他揶揄我，我笑了笑，没说话。SAM见我不说话，以为我不高兴了，于是又解释道：“不过说真的，吃馅饼还挺省事的。”
“我不喜欢吃馅饼。”
“为什么，北方人不是挺爱吃那玩意儿的吗？”
“没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吃而已。”
“你喜欢吃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
“海纳百川。”
“我可没有海量。”
他笑了笑，目视前方，认真开车。上海和北京一样堵车堵得厉害，可能不堵车的城市算不上国际大都市吧，纽约堵车，巴黎堵车，汉城堵车，所以它们都是国际大都市。我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边看着窗外慢慢蠕动的车流，一边听着CD里放出来的音乐，单纯的音符轻轻跳动，像个一尘不染的精灵在飘着晨雾的森林中跳舞，如梦似幻。
“这音乐叫什么名字，真好听。”我问。
“《Dreamcatcher》，没听过吗，班德瑞的。”SAM扭过头来看了看我，像看一个外星人，也许这是首很有名的曲子。
“没有。”我迎着他的目光。
他轻轻一笑，说：“你真直爽，换了别的女孩子，是不会这么回答的。”
“该怎么回答？”
“会说好像听过，只是一时记不起来了。”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必要伪装吧。”
“欣赏你的个性。喜欢这首音乐吗？送给你。”
“谢谢，不过我拿了也没用，我没有CD，没法听。”
“那你以后天天早上坐我的车听好了。”
“你真让我坐顺风车？”
“当然，反正我一个人开到公司也要烧那么多油。”
听说上海人有“门槛精”的称号，我听他语气，心想他是不是想让我掏一部分汽油费，于是说道：“那我出些汽油费吧。”
“想和我AA制？”
“大家不都这样吗？”
“别把我看得那么小气，你是不是对上海男人有偏见？”
“没有。”
“北方人都说上海男人小气。”
“我没这样认为。”
“那我替上海男同胞谢谢你。”
我笑了笑。一路上东扯扯，西扯扯，天南地北，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就到了公司。
我和SAM从地下停车场坐电梯上楼，电梯在一层停了，涌进来许多上班的人，包括MAG，她看到我和SAM一同从底下上来，似乎有些惊讶，对SAM笑着问了声好。MAG在公司只对SAM主动打招呼，对其他人都爱理不理。别人也不理会，SAM是MAG的上司，巴结上司是可以理解的。SAM对她点头笑了笑，算是打招呼。
中午在餐厅吃饭时，MAG坐到我身边，问我：“JUDY，你今天早晨怎么和SAM一起来上班？”她的表情有点怪怪的。
我说：“在路上碰到了，搭了趟顺风车。”
她脸上的表情缓和下来了，又问道：“你也住绍兴路？”
“嗯。”
“和SAM很近？”
“我不知道他家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