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易事，相反，我们却常常不意间会在伦敦在阿姆斯特丹在某个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相遇故知，这是多么巧合的事情啊。现在，在这个不眠之夜，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她的那个同桌，特别是那个同桌怀里抱着的小家伙。……
夜里，她的病房的灯光总是开着的，护士每隔半小时就来一趟，万喜良也时常过来探个头。他们一来，她就赶紧闭上眼，装睡，她知道，他们是怕她自杀，自杀是严重失眠者的副作用之一。不久前，这个医院就有一个人用刀片割腕死掉了。她想，她不会，她才没那么傻呢，就是为了万喜良，她也不会。
她不会，她想，其他人大概也不会。
结果，这天午后晒太阳的时候就碰见了这么一位。那是一个新来的病人。凑过来突然对她说能不能求教你一件事？她注意这个新病人总是用一只被肥皂水泡白的手把一绺绺散发向后撸，很神经质，她说有事尽管说。新病人紧张兮兮地问道，你觉得哪种自杀方式最简单而又不太痛苦？她被下了一大跳，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新病人掰着手指头，说上吊、跳楼、服毒、车祸、割腕、投河、剖腹等等，哪一种死法都不太舒服。她说世上就根本不存在舒服的死法，歇歇吧，别伤那脑筋了。新病人不信，非说只要集思广议，办法总是有的。从那天起她就替那个新病人担着一份心，惟恐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半个月以后，她又碰见了她，满脸红润，和男朋友端着食品托盘从那头走过来。她故意问她找到最佳自杀方案了吗？新病人说找到了，就是拼命吃，吃饱了撑死，要不就是拼命爱，纵欲过度而亡。把安静气得够戗。
她不得不承认，对方所选择的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死法。也自有一定的意义。不过，自己似乎更幸运些，因为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遇见了万喜良，才使她补上了恋爱这一课，一个人，在人世间走一遭，连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都没有过，岂不是太失败了吗？
通常在凌晨四点左右，她能睡上一会儿。这时候，鸟儿已经醒了，开始叫了。等她睁开眼睛的时候，万喜良一定会在她身边。他已经给她准备好了早餐。此时此刻的万喜良，在她眼里要多可爱有多可爱。有一回，万喜良对她说你看我哪儿长得不顺眼，告诉我，我去整形科修理修理。她回答说如果从人文主义角度看，所有能与一张脸和谐相处的部分就是那张脸上生来就有的东西，原装的最好。她吃东西时，他就在旁边盯着，吃少了，他会说趁着我还能出去买，赶紧多吃点，也许以后只能吃护工送来的那些大食堂做的难以下咽的食物了。
她吃不下，食欲几乎等于零，于是，她就找各种理由搪塞他，甚至刁难他，偏偏，他有足够的耐心与她周旋，他会夹起一块里脊肉送进自己的嘴里，然后又夹起一块喂她，说这样总可以了吧。不偏不倚，公平合理。她只得就范。
她变得越来越依赖他，如果有谁来找她，他回避一下，她也会不满，会说只有爱斯基摩人在来客的时候，把自己的女人和食物留给客人，而自己却走开。
万喜良从不跟她较真，多半会用调侃的口吻说不光爱斯基摩人这样，蒙古人也这样，接着又扯到日耳曼人或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不知不觉就把她带沟里去了，不再闹了，开始很学术地跟他讨论起种族问题来。
她每天要服用各种颜色的小药片，还有胶囊，都苦得要命，对味蕾有极强的腐蚀作用，万喜良想出一个办法，先把巧克力在阳光下晒软，然后再把药片镶嵌其中，她吃巧克力的同时，把药也吃下去了，神不知鬼不觉。
她对巧克力有一种病态的痴迷，永远吃不腻，只是怕胖，所以有所节制，现在，病了，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吃起来更是肆无忌惮了。
她知道，她完美体形的黄金比例早已被破坏了，该胖的地方不胖，该瘦的地方却又不瘦，虽然没有镜子可照，她还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因为，她的许多衣服已经都不合体了，连心爱的牛仔裙都穿不下了。没办法，除了坦然接受还能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得病来着！
让她不能坦然接受的是，她引以为荣的飘飘长发也无法再打理，强打着精神去一趟美发厅，总是做头做到一半就睡着了。最后，她只好把头发束成一个马尾，简化程序，早晨起来，用一条蓝色的发带一束就可以了。她对万喜良说她放弃了过去的自我，是从变换发型开始的。万喜良抚摸着她的头发，说这样也很漂亮。她问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向毛主席保证。
人从得病的那天起，个人生活就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萧条期。她听说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当天，曾爬到一座三十九层高的楼顶，往下看，那些人，那些车，那些纵横的街道，在她眼里都已经物化，让她一点感觉都没有。曾经有过的一切就此终结。她是个另类。办住院手续的时候，她在主任办公室看到了一尊人体模型，模型上标明了人体上所有的器官和穴位，就此，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里，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性格特征以及模样长相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你患病的那个位置，你不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你只是由血肉、骨骼、微血管和神经组合而成的一个物件，跟那具人体模型没什么两样。她以为病后的她会颓唐下去，然而，却没有，蒙头大睡了三天之后，她又精神了，仿佛贴近了更为清醒的世界，她一气写了好几封信，都是写给平时跟她关系最僵的人，向他们表示了良好的祝愿，这样，她心里才踏实，带着平静的宽容的微笑一步一步地走向死神。
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她遇见万喜良之前。万喜良给她开了一扇窗口，让她见识了她从来不曾见识过的风景，她感激他，由衷地。只是，每当她坐在他的膝上跟他接吻的时候，她的脑际都会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们要是不病该多好，也许我们会结婚，举办一个小小的婚礼，她穿着婚纱，听他在她耳边叫着她的昵称……
好在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也都有人住进来，而她还活着，还爱着，还被中意的人吻着，她的脸上就再没有任何焦灼不安的痕迹了。一天，一个新病人问她病了多久了，她说有好几个月了，那个新病人脱口说了一句，病这么久，还活着呢。万喜良在旁边听了，一下子就火了，她却没有恼怒，心里反而想，是啊，病这么久，还活着，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你该知足了。
想开了，心胸就宽阔了许多，跟病友和平共处起来也显得自然了。很多女病友都愿意敞开心扉，跟她说些知心话。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师告诉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好，只要允许每天都要亲热，可是，她要死了呢，很难说她的丈夫不会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所以，她决定，她临死，一定也要拉上丈夫做垫背的，免得让别的女人勾走他。安静劝她半天，也没用，她只是低着头笑了笑，那笑容有些难为情，却又充满了对往昔岁月的追忆。
安静说豁达点，亲爱的，既然爱他就该让他快乐，随他去。那个小学教员说他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即使是我死了。她还说她丈夫是世上最潇洒、最英俊、最玉树临风的男人，平生再没见过第二个长得这么帅的。
后来安静真的见到了那个男人，特失望，那男人长得跟他妈的土豆一样。
安静把这个故事讲给万喜良听，万喜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小学教员死了以后，她才知道，那个土豆一样的男人早就有了外遇，每次来医院，都让他的情妇在门口等着，敷衍完妻子以后，就跟情妇寻欢作乐去了。
安静就说早知道他是这么一个货色，还不如当初让他给他的妻子殉葬呢。万喜良微微一笑，说医院是个大舞台，天天上演着人生悲喜剧，呆久了，看多了，就见怪不怪了。
呆久了，真的见怪不怪了，那是因为麻木，从精神到肉体都是。一度，她总做梦，做一个相同内容的梦，那个梦是这样的：一天，主任给每个病人复查，给她复查的结果是误诊，她根本不是什么晚期肝癌，而是普通的肝硬化。主任一个劲向她道歉，她不干，要跟医院打官司，她甚至还给了CT室那个为她照CT的年轻医生一记耳光，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昂首阔步地走出这个被造物主遗弃的地方。每次梦做到这里就戛然而止，她就会醒来。她把这个梦讲给万喜良听，万喜良说他也做过类似的梦，醒来之后，发现原来这是一个梦，就赶紧闭上眼睛，恨不得把这个梦继续做下去……她说做这样梦的人一定是一个傻瓜。她明显地一脸沮丧。万喜良鼓励她说既使是傻瓜，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傻瓜，而且是身残志不残的那种。
到探视的时间，其他病房都热闹了许多，安静和万喜良这里依然是静悄悄的。这一天也是病友们改善生活的日子，比如红酒烹鲤鱼什么的，便是她到厨房里叫厨师把鲤鱼切成什么形状，葱头、丁香和面包渣什么时候放，接着再搁多少糖，多少奶油、多少红酒，做出来色香味俱佳，绝对棒。万喜良问她从哪儿偷来的手艺。她说从书里，这道菜就是从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看来的。万喜良说敢情是纸上谈兵啊。他诙谐地笑了，你以为呢！
这里也常有病友住到半截就出院，那一定是囊中羞涩，住不起了，与其在这里躺着，还不如回家享两天清福呢，左右是个死，他们这样说。其实是他们不愿意拖一屁股债，自己一蹬腿走人了，留下亏空给儿女们增加负担。
安静和万喜良总是要送他们，送出去老远，遇到个感情丰富的，还可能抱头痛苦一场，泪飞顿作倾盆雨，他们都清楚，这一别，从此就再也见不到面了。也就是所谓的生离死别。
回到病房，两个人总是默默无语两眼泪，斜靠在墙上，抽着烟，突然，万喜良会说要是赶上公费医疗的时代就好了，我们还可以尽情地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安静耸耸肩，她属于二十一世纪，对上个世纪的一切都陌生的不得了。
他们之间有代沟，表现在方方面面，就那女性审美来说吧，他喜欢那种脸庞圆润，身材丰满的女生，觉得很性感，而她则对骨感美人情有独钟；他崇拜的偶像还是高仓健的时候，她常常挂在嘴边的名字却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至于说到吃，他的保留性食品是炸酱面，而她简直就是吃着肯德基长大的……所以，她说他是个老东西。
时光流逝着，而他们对此并无觉察，这是一种极端无组织无纪律的生活，特散淡，很容易适应。如果万喜良没有病的话，他甚至会喜欢上这种生活。他开始多多少少地理解那个住院最久的白发苍苍的老女人了，呆在医院虽然寂寞，却也安逸，有一种与世隔绝的隐士味道。
现在他已经知道老女人的故事了，是李萍告诉他的。
这天，他又在窗口看见了那个老女人。他远远注视着她沧桑的脸，两只手深深插在裤子口袋里。她坐在一把折叠椅上，她永远也不知道远处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她。
她原来是一个跑长途运输的汽车司机，当然，那还是比学赶帮超的火红年代，她的单位成立了一个三八红旗运输队，她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很是英姿飒爽。
在一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中，运输队的队长说，谁拉得多谁跑得快谁一年行驶无事故，谁就可以成为本年度的模范标兵，挂锦旗，发奖状。
那一年，她和她的姐妹们铆足了劲，风里来……雨里闯，大多数都圆满地完成了指标，他们简直是心花怒放，以为自己能十拿九稳地获得模范标兵的光荣称号，可是结果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名额有限，他们只能十几人当中选出一个来，报送局里，最后，她落选了，这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很长时间，她都不吃，不喝，不睡觉，光发呆，领导给她做思想工作，她也听不进去，没多久，她的体重就从一百斤降到七十斤，瘦成了细麻杆。领导害怕了，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到医院她也依然是不吃不喝，只好用输液来维持她的生命。
她开始进食，是在两个月以后了，两个月以后，局领导特意增加了一个模范标兵的名额给她。可惜，她的胃已经萎缩了，吃什么，吐什么。
很快，除了胃，她的肝，她的肾以及她的心脏都相继亮起了红灯，百病缠身。从此，她再也没有走出这家医院。好在，单位始终负担着她的医药费。
光阴荏苒，她过着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子倒没太多值得苦恼的地方，心如止水，只对不曾获得模范标兵仍旧耿耿于怀。起初，她的那些姐妹们还惦记着她，常常谈起她，久了，记忆老了，她们结婚的结婚，生孩子的生孩子，几十年下来，差不多都当老祖母了，谁还会想得起她来？世上最糟糕的一件事莫过于被人们遗忘，她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人。
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女人，她无疑是个失败者，万喜良觉得。坐在树阴下她却一脸的浑然不觉的表情，浑然不觉倒是一种姿态，不过是他所知道的最凄凉的姿态。阳光滑过清亮的树叶，照在她因缺乏血色而异常苍白的脸上和她穿着的蓝白相间的病号服上，是没有口袋的那种。几十年来，任凭女人们的服装风云变化，她永远都是穿着这种没有任何性别特征的衣服，还用朱红的颜色标明医院的名称。万喜良猜想，她恐怕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唇膏，什么叫眼影，更不曾尝试着化个妆什么的，来苏水的味道湮没了她作为女性的一切天性。也许她还能活下去，活得很久，甚至比他比安静活得长远得多，他却一点都不羡慕她，他欣赏那句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宁愿像后者那样，而不是前者，这是最不喜欢原则的他的一种原则。
他把这个念头告诉了安静，安静却说比起原则来，我更喜欢活生生的人，而且，我喜欢没有所谓原则的人胜过一切，你不觉得她活得很有信念吗，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她活了下来，那就是那个她认为她该获得而没得到的模范标兵。起码她执着，我们有这种东西吗？
没有，他说。这年头什么都是为虚荣增加魅力的装饰品，而信念是实实在在的，是要为之流血的，是殉道，所以不流行，现在流行的是存在主义，是物质，是欲望，他慷慨激昂地侃侃而谈，似乎想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个世界，可是他很快意识到这是徒劳的，根本做不到，只好耸耸肩膀又补充了一句，我们要是生在战争年代就好了。
那样我们就会打起背包，奔赴抗日前线，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安静做了个姿势，这时候的她脸上有一种极为动人的东西。她说战争年代跟今天比起来恰好相反，今天除了信念什么都有，而那时侯什么都没有，却只有信念。
我总是向往着那个年代，起码不平庸，虽然是小米加步枪，却能够把宝贵的内在生命活出来，万喜良说。
要那样的话，你在前方杀敌，我在后方纺线，等着你胜利的消息，绝对不会有空虚的感觉，总有个盼头，有盼头的生活正是最有滋味的生活，安静一脸特神往的表情。
你还可以给我生上一大帮孩子，万喜良说。
行，你要我给你生多少，我就给你生多少，安静爽快地说，真事似的。
他们信步沿着湖边走着。
这已经是安静能够走的最远的路程了，超过这个距离她就吃不消了，就喘，就上气不接下气。
安静问万喜良知道不知道护士长为什么离婚。万喜良朝她摇了摇头。安静说导致他们离婚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护士长有职业病，谈恋爱的时候，每次她那个预备役丈夫要跟她接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