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她的心理目标（她心中一定有一个无所谓什么目标的目标的），于是，她便朝前小跑了几步，将空罐又踢回来，然后再轻轻打横一脚，将它踢进了路边栽树泥地的一只凹坑里，这才算罢了脚。
湛玉紧走两步，赶上了站在泥坑边上等着她来到的女儿。女儿的眼睛不望她，仍盯着那只被她踢进了土坑中去的无辜的可乐空罐，她看不清她真实的脸部表情。她只听得她说，“那后来，后来你为什么就突然停下不学了呢，妈？”她提问的声音不响，指向也不明确，甚至连语调都带了一种介乎于问话与自语之间的不确定性。但她知道，女儿想要问的是什么。
这个故事湛玉讲了已经有好多遍了，但就从未有一次提及过她为什么后来会停下不学芭蕾舞的原因。而秀秀听这个故事也听了有好多遍了，她从来扮演的就是一个忠实听众的角色。她知道，母亲只是想一遍一遍地讲，尤其是当她有情绪的时候。当她讲够了，心情也就差不多平复了，心情平复了，自然也就不讲了，如此而已。惟独这一次，是个例外，秀秀不想问，但还是问了；想问但又没有问清楚。
湛玉听得十分真切，瞬刻之间，她已从纷乱的思绪中滤出了一切往昔记忆里的细节。她飞快地调正着自己的思路方向和情绪曲线，但她还是决定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
一辆公交车（如今流行地称作为“巴士”）从她们的身边轰隆隆而过。
当然早就不是那种一拖一的，车厢顶上装置有一只大的沼气袋的公交车了，现在的公交车都采用中央式的封闭型空调，车身低矮而平稳。所有的车窗都紧闭着，透过茶色的玻璃窗能见到高高稳稳坐在软垫司机位上的司机。而公交车的路线号也不再是5号或者42号之类了，如今都流行三位数，诸如918、726等等，用电脑控制的圆点数字亮闪闪地打印在车额上。之下是一大块环圆形的挡风玻璃，左下角的某个方位上搁着一块横牌：本车无人售票，票价每人2元。
公交车给湛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借口。当它轰隆隆过后，她便又立即做出了一种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自自然然地与秀秀保持着一肩的横隔距，朝前走了起来，她们又再度进入了那种无言的状态之中。
其实，在这之前，母女俩在麦当劳的那排临窗的座位上也坐了有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两个钟头吧。她们说说停停看看，接着又看看停停说说。母亲的牛奶纸杯早已空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但仍然轻晃晃地摆在了她的面前，女儿餐盘中的食物也早就吃完了，在这种顾客的流动量十分大也十分快的快餐店里，为了避免长时间地占据着两个视角尤佳的座位而不吃不喝的尴尬，秀秀又去买了一份奶昔和一包大薯条来，放在面前一根根地取出来，沾上茄汁慢慢儿消耗。
后来，她俩终于走出店来，天色已经完全黑透了，街道两旁的青铜路灯一盏挨着一盏地分两排展开去，在漆黑的夜的背景上显得格外地光明亮丽。秀秀不用母亲提示，便自动自觉地与她一道先踱过一条马路去，然后再转踱到另一条马路上去（恰似当年的那个穿一身芭蕾舞服的八岁的湛玉从牛奶棚到舞蹈学校时走过的路线），以此来抵达一个十字路口上的对角线目标。她俩从亮着炫目碘钨射灯的“复兴别墅”的弄堂口经过，并双双驻足朝弄内望了几眼。她俩是回家去，而如此路线是明显兜了个大圈的。但秀秀心里明白，这正是母亲的意图所在。从这小小的细节，其实，便已经不难窥探出当女儿的内心世界了。尽管她还未长大成人，但她是知晓一切的，她只是说不清楚，就像当年的湛玉自己。而谁又能肯定说，当秀秀长大后，就不会长成为第二个拥有了另类童年情结的湛玉？
秀秀从未见到过外公——他在她出生前的很久已经去世。而外祖母留给她的印象也远不是母亲所形容的那般漂亮和富有气质。到了秀秀产生记忆的年龄，她已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了，整天呆在虹口的那幢红砖老屋的二楼，很少下楼来。她性格孤僻，猜疑心也重；母亲说外祖母的这种性格愈趋严重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事。那时候抄家物资已经发还，她整天就守着两只大樟木箱，轮流将它们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取出来，看了又看，数了又数。几张定期存单和一本活期存折更是她寸步不肯让它们离身的东西，一会儿藏在箱底，一会儿又把它们取出来，塞到枕套芯里去。后来大约是要拿枕头到露台的阳光里去晾晒，她生怕一不小心存单滑出来，掉到了楼下的花园里去，就麻烦了。于是，她复将它们掏出来，放到了一处她记得应该是十分稳妥和隐蔽的地方去了。枕头晒完了，但她已完全记不起她的那些宝贝搁哪儿了。她急得团团转，满屋乱找，最后还是不得不把秀秀的父母都唤了去。在这之前，外祖母是从不肯向任何人公开她的半点私密的，尤其是这几份存单，这是她私密的核心。后来，存单终于在盥水间水盆底下的一条已经废弃了的水管里给找到了。它们被揉成一卷，塞在了里面。其实，这是套老把戏了，“文革”抄家时，秀秀的外祖父就已经使用过，但最终仍没能逃过红卫兵锐利的革命目光。这回，秀秀的母亲便是根据当年的那条线索才把藏物给找了出来。
世界，从秀秀的眼中呈现出来（2）
存单找到了，外祖母终于松下一口气来。当时，秀秀的父母亲谁也没有去留意存单上的数额，一经发现失物，就已迫不及待地高声地叫了起来：“找到啦，妈！——”并立即将存单如数交还给了外祖母。惟外祖母却吞吞吐吐地向着她的女儿女婿解释说，这钱其实也不是她的——真的，不是她的，是琴阿姨托放在她处，让她给保管的。琴阿姨？琴阿姨不是在郝伯伯去世后已搬去与莉莉同住了？莉莉后来成了个专业的芭蕾舞演员，担任舞剧《白毛女》的B档女角，当年还红极一时。“文革”结束后，她才结婚，还分配到了一套四居室的单元住房，煞是叫人羡慕。而所有这些都是湛玉后来陆陆续续从她母亲那儿听说的。事实上，自从湛玉与莉莉结束了那段私人舞校的同学生涯后，就很少再有来往了。再以后，不知从何时开始就完全没了往来，那时的她俩都已长成大姑娘了，各怀心事，也各奔前程去了。
“文革”抄家最翻天覆地的日子里，湛玉倒是有过一次在某个无月的晚上偷偷潜近那幢位于淮海路常熟路口上的大公寓去的经历的。她发现以前郝家住的那层楼全都给封了，印着“××造反司令部”字样和红泥章的两条气势汹汹的封条一个大交叉在大柚门的中央，周围是一片死般的寂静。沿扶梯一直到大堂，再沿大堂一直到街上，到处都贴满了揭露郝某人的大字报。大字报用三个以上惊叹号的力度嘶喊着要将郝某人的画皮剥下来，说他是个美蒋特务机关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双重黑线人物，实属罪大恶极，十死都不可有赦！湛玉将她偷偷“侦察”来的“敌情”告诉了父母，那时父亲也正在单位里挨批斗，他听了非但不觉担忧和紧张，反倒有点轻松安慰的神情显露了出来。 他说，当年还亏得没同他扯上什么关系呢，像老郝那样的人都落到如此下场，我们这些个还有什么可计较的？那晚，他喝多了两盅五茄皮。
但这事过了不久，报上便见到莉莉的名字了，还有她扮演白毛女走出山洞迎接太阳出来时的剧照。父亲便又感慨了起来，他朝着湛玉说道：“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言下之意是说，假如当年你也将芭蕾舞坚持学下去的话，那还不改变了全家的命运？母亲倒没说什么，她听听，就不知在何时走开了去。而当时湛玉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莉莉是属于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的一技之长也是国家与人民的财富的一部分，郝伯伯和琴阿姨未必就能沾到什么光——当然，她并没用此理由来反驳父亲。后来有一次，她在淮海路上见到莉莉了，那是在“文革”期间，莉莉穿一身当年文艺界最流行的江青式的连衫裙，一双蓝色的丁字型皮鞋，肉色透明的卡普龙丝袜，与一班看上去也像是文艺界的男女同行们嘻嘻哈哈，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湛玉不想上前去，当然也不太敢上前去招呼这位幼年时代的朋友，她从来都认为自己在任何方面都胜莉莉一筹的，但这会儿有点不一样了，她觉得莉莉怎么比小时候漂亮了这么许多的？从这以后，湛玉便没再见到过她。不过，社会上倒是常有些疑幻疑真的谣传的，一说，某首长的公子看中了她；又说，某中央领导替儿子选妃的名册中，她也是个候选人之一，等等。但最终，这些都不曾见有实现，倒是改革开放后，知识再度吃香起来时，她嫁了个搞理工科的青年教授，一时传为美谈，还登了报。再后来，便到了找存单的那一次了，湛玉才听母亲告诉她说，原来莉莉早已与她的教授丈夫离了婚，重新嫁了个海外华人的丈夫，并与他一同去了香港定居。当然，琴阿姨也随她同去了。那年代，对于香港，虽然也有很多传闻与想象，但毕竟是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也没往心中去。到了后来的后来的再后来，莉莉又从香港回来了，竟然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与湛玉再次见面，并还告诉了湛玉有关“他”的近况。那时候，无论是莉莉的父母还是湛玉的父母都已作古，她俩自己也都是四十开外一大截的中年妇人了，生命的单行道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交叉口上又再度相逢，一切是偶然，一切也是必然。
存单找到了，大家当然都很高兴。但外祖母却因此大病一场。病后就一直有些精神恍惚，后来就说是患了一种精神类的疾病，属老年痴呆症范畴，经常失忆、错忆和丢三落四，甚至几次还走迷了路，让人给送回家来。再后来，她便死了。 她是一个人孤独地死在老屋里二楼的那张红木大床上的。秀秀听母亲说：这张床外祖母倒是真睡了差不多有大半辈子，该床连同那口柚木镶镜大橱五斗柜、双床头箱甚至还包括了那张弯腿摊把手的单人沙发等等全套房间家具都是老俩口当年结婚时，外祖父专门去南京路水明昌家具店订做来的，据说质量十分上乘，打造的师傅也是当时第一流的。而那床，外祖母自从新婚第一夜睡上去之后便晚晚陪着她，一直睡到她断气的那一刻（谁也不知道她是在那一晚的哪一刻断的气）。秀秀的母亲是在第二天下午接到老家居委会打来的电话而直接从工作单位赶去的。她整理了外祖母留下的一切遗物。那两口樟木箱里的东西基本都让母亲给处理掉了，只留下一段英国花呢料，这是外公在公私合营前一年托香港的一位朋友买了捎来上海的，本打算做一套当年最新颖的窄膊西装，万一有希望上调去市工商联工作时也可出出风头。但后来，当然也就作了罢。这一回母亲倒是利用它替父亲做了件西式的春秋长大衣，也算物尽其用，蛮实惠的。还有一件收腰身的锦缎小袄，也就是外祖母最喜欢穿着来作画的那一件，母亲也保留了下来。母亲说，她舍不得将它也一并处理了，这里藏着她童年时代的一段美丽的记忆。
世界，从秀秀的眼中呈现出来（3）
至于当时闹得最什么的定活期存单加在一块也没啥太大不了之事。父母亲两个人，一个拿计算机，一个读数字地加了一遍再一遍，连本带息总共也不过一万若干千若干百若干十若干元若干角若干分若干毫厘罢了。但居然，这已是当年外祖父毕生的积蓄了。对于秀秀，属于二十一世纪的这一代人来说，这非但有点滑稽，甚至都带点儿悲情色彩了；然而对于当年的父母亲，无论如何这都还算是一笔可观的财产。母亲用它来添置了一套当时在市面上最贵的亚光柚木贴面的房间和客饭厅家具；在他们还没搬来这复兴路段新居前，他们一家三口就是温馨而满足地生活在用这套家具布置出来的那间二室户的老式工房里的。那段日子是秀秀童年岁月里的最暖色的记忆了，哪一天，等秀秀也结了婚，有了孩子，成了个中年妇人，当她也向她的孩子们讲述她的童年往事的细节是如何如何展开之时，那套亚光柚木贴面的家具便无形之中变成了她的那些故事中的场景和背景的编织材料了，就如那幢红砖法式洋房，那棵夹竹桃和腊梅树，那座拱型门窗和室内露台，那只柚木大衣橱以及那把弯腿单人沙发在她母亲的记忆场景中所占的位置相类似。
所有这些，便是在这个年岁上的秀秀眼中的世界了，它有它独特的记忆色彩社群结构和人物流动：外公（听闻得很多，但就从未见过他的真实模样）；外婆（她的音容形貌正在秀秀的记忆底片上逐渐褪色）；母亲（与她最亲近的一个人，但又始终无法进入某个能真正相互了解的半径圈内）；父亲（与她其次亲近的一个人，但当疏离达到另一个半径圈时，她又被身不由己地拉了回来）；还有那个从小就把她带大的、暗地里也常会与她拗拗手瓜闹闹别扭的安徽保姆。
当然还有，还有就是那位秀秀叫他做“叔叔”的男人。母亲说，他原来还是父亲和母亲中学时代同校同级同班的老同学呢。秀秀见到他也就那么两回，一回在街上，另一回好像是在家中。他不应该是这个家的常客，但自从秀秀见到了他一次之后，她就老被一种奇特得甚至带点儿恐怖的感觉追赶着：她觉得，她家中的每个角落，都有他的影子的存在。她说不清其中的原委来，她也不太愿意去多想这些事，因为一念及他，她的心中便会升起一股莫名的慌乱，她会下意识地强迫自己的思路立即离他而去。
至此，我不得不又回到自己真实的立场上来了。无论是作为小说的作者，还是这位奇特“叔叔”的本身本体以及本位，我都在抗拒秀秀——他俩共同的爱的结晶品——的心理领域范围内作出更多的纵深探讨。我只能让这个故事的这条情节线头永久地隐没在了一种暧昧的黑暗之中。
那个香港之夜，那个香港之午（1）
兆正向香港那头拨出一个电话去的时候，纯粹是被一个带预感性的冲动所驱使的。
那时候，他几乎已经走离市区了，灯光密集的大上海已逐渐在他的身后织网成一片光海，朝着夜空升腾起一缕缕橙黄色的烟雾，宛若另一类炊烟。离他最近的那座气势轩昂的巧克力色的建筑是一家五星级大酒店，此刻正灯光通明。大门进口处的喷水池中激射而上的乳白色的水柱仍隐约可见，而强光灯从水柱的边缘往上射去，透过一面面正迎着夜风招展的各国彩旗，再射向未可知的茫茫的夜空。整个大酒店就像是一座站立在大上海最前沿阵地上的光明的哨所。
这是兆正站在立交桥上向后回望时的一幅景色。立交桥在内环线的外侧，他望见一条条亮着雪白灯光的车龙就从他不远处的环线公路上缓缓流动而过。而他的脚下却是另一番景象：出租车、十轮货卡和穿梭于其间的摩托两用车互争车道，竞擦而过，它们穷凶极恶的号鸣声在立交桥下方的空旷区域交响成一股强烈的噪音，直冲上桥面来，刺痛了他的耳膜。桥上的行人稀稀疏疏，人们都是一副匆忙赶路的模样，有一对年轻的情侣，互相依偎，在橙黄色的路灯光中，接吻而过。在这嚣腾肮脏的立交桥面上，像这样前瞻后顾，踯躅徘徊，时而停步时而凭栏远眺的留恋者只有他一个人。
其实，兆正只是又一次身不由己地陷入到自己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