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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百度是一件幸事，这里有一大群拥有和我一样海归经历，一样想法的年轻人，包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如果不回国，李彦宏可能会成为美国互联网领域一个出色的工程师，而我也很可能只是一个成功的会计师或金融顾问。但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殊途同归回到祖国，回到百度，用自己的才智实践着梦想。百度从创立发展到今天，在短短7年时间，从一个几人的小公司，变成了今天汇集了近五千名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服务着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与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竞争者比产品、比技术、比智慧的知名公司，它身上维系着我们浓浓的中国情结。”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近乎无法完全发挥的潜能，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目标。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为了目标奋勇进取，进而不惜冒险；而有些人却在现实中把这些潜能磨灭，把目标当成一种自我安慰的幻想，最终庸庸碌碌一生？
最主要的原因是你的目标缺少使你能持续产生动力和雄心的使命感。
目标能够引导人渴望成功，渴望日出东方，渴望心向大海，渴望行走四方，渴望一览众山小。可是，光有理想和目标，还不足以让我们获得不怕牺牲一切的勇气。
我们只有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才能使自己爆发巨大的能量，一路克服困难，不怕挫折，冒险前进，坚持到底。因为使命感才能让你觉得——冒险就是你的责任，就算有所牺牲也值得。
在我的这次研究当中，许多成功人士都强调人生使命感的重要，并称正是使命感推动自己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譬如中国民生银行行长蔡鲁伦就认为：“完整的人生应有‘三感’：使命感、失落感、危机感。”
使命感让他觉得“教育就是毕生的责任”
在我主编的《缤纷海归》一书中，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谈到自己在去斯坦福大学留学之前，曾当过５年矿工。他是典型“苦难炼真金”的传奇人物。
闵维方获得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曾来到德克萨斯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担任该校的校长助理。当时，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都很优越。可是当原北大校长丁石孙、教务长汪永铨越洋千里出现在他面前时，闵维方感受到了一种振兴中国教育的使命感，便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放弃现在的选择：“1988年，北大召唤了我，我也毅然选择了北大，对于我而言，这是一种缘分。我属于和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
尽力挽留的德克萨斯大学常务副校长詹姆斯·邓肯最终放弃努力，并且因此奉上了自己的祝福和尊敬：“闵维方先生的知识和智慧，以及他对自己祖国深深的责任感，必将使他对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第4章 富有胆略（6）
使命在汉语字典里解释是：使者的责任和命令。
使命感通常是指：一种明确行为信仰和意义，自认为非常重要和神圣，并愿意以此为基础付诸行动、努力拼搏、甚至不惜牺牲一切的心理状态。因为使者的命令和责任来源于国家的交付和托付，所以广义上通常用来形容责任重大和命令神圣。
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人，通常非常执著、认真、热情，也通常会爆发惊人的能量，进行别人不敢为之的冒险。因为他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看作自己的宗教和信仰，神圣、重要、不可放弃。
是什么让李开复决心创建微软亚洲研究院？
1990年，由联合国提供特别基金，在美国做教授的李开复得以到大陆教了四个星期的书。当时，这位现任谷歌中国区主席只有28岁，他的学生是北京几所名校差不多同龄的博士。李开复由此感触很深：“同样的炎黄子孙，但因为环境、运气不同，我成为了那个幸运的人，接受了优秀先进的美国教育，能够有更多一点的成就，所以我希望有机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帮助中国的学生。”
1998年夏天，微软只打算在中国设立一个小型的研究机构，但李开复希望建立一个微软的亚洲研究院，从而帮助更多的中国学生。尽管当时他的力量显得如此单薄，尽管大部分朋友都不理解李开复的选择。李开复甚至连负责招聘的考官人数都凑不够，但使命感给了李开复坚持下去的勇气。
“不管是从我所服务的公司的角度，还是从帮助一部分青年人进步的方面，我对自己的这次选择都觉得非常欣慰。”
最终，使命感引导着李开复实现了自己的“使命”，他领导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在2004年被美国《科技评论》杂志评为世界上最“火”的计算机研究机构。还让比尔·盖茨说了那句著名的话：“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由于每个人的追求和信仰不同，有的人视金钱和权力赛过生命，有的人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有的人则家庭至上。因此，每个人内心神圣的“宗教”完全不同，所激发出来的动力、活力、精神状态也肯定不一样。所以，我认为使命感还必须有正确的方向，才能给人带来非凡的勇气和胆量。
换句话说，能让目标产生使命感的不是目标本身，而是这个目标的导向必须指向责任、志向、信仰、高尚，至少不违背社会在法律、道德双方面的底线认可，才能让人产生为此不惜赴汤蹈火、牺牲一切的使命感。
神圣的使命感，能引导我们以积极的行动，奔向崇高的目标，不惜冒险，不怕困难，并因此获得成就。
使命感引导着邓中翰回国制造“中国芯”
邓中翰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型成功者，也是我们多次研究的对象。1997年，邓中翰在硅谷创办了一家名为Pimix研制高端平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他走的是典型的硅谷轨迹，并没有想过要回国。1998年，邓中翰与当时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闲聊中谈到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中科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研究工作，但一直到90年代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又必须有自己的芯片技术。最后，周光召问：“你能不能回国来做这件事？”
邓中翰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提议，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在硅谷创立的公司，市值已达亿美元，要放弃的是一个成功的企业，而重新开始的路却成败未知，研发的资金也是个天文数字，稍一不慎就倾家荡产。这需要太大的勇气了，他犹豫着。
1999年10月，邓中翰应国务院的邀请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观礼仪式。站在观礼台上，一直没有勇气放弃过去的邓中翰突然感到自己肩上的沉重使命：“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祖国的强大做些什么”，“我一定要把祖国的芯片产业推动起来”。
这个月，邓中翰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中星微电子公司。条件非常艰苦，为了节省资金，中星微的办公室里甚至没有暖气。但是，使命感给了他们放弃过去的勇气，也给了他们坚持现在的决心。他后来回忆说：“对于做大事情的人来说，这些苦太微不足道了，困难反而激发我们内心无限的勇气去战胜它”。
第4章 富有胆略（7）
最终，中星微电子的“中国芯”——“星光”系列大获成功，并赢得了市场。
无论是团队还是个人，都需要弄清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
对于个人，我们都需要弄清楚自己的角色和使命。事业上的使命、生活上的使命、专业的使命。这些使命决定了我们要努力成为什么角色，拥有多大的牺牲的勇气。正如H。 D。梭罗所说：“光勤劳是不够的，蚂蚁也是勤劳的。还要看你为什么而勤劳。”
2．争强好胜的个性
创业的动机来源于争强好胜
国内最大的律师事务所金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王俊峰，谈起自己创业的初衷，就缘于一种“争强好胜”的个性。
王俊峰原来在贸易促进会法律部工作，作为内地最早接触国际法律服务工作的专业人员，他经常与国际大律师事务所打交道，还包括与一些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同行。
那时，国内律师业刚刚恢复，与国际同业差距巨大。从收入来说，内地律师每年才几千块钱收入，而香港普通律师年薪都可能过百万。王俊峰后来回忆说：“看着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律师在我们的国土上趾高气扬，甚至包括那些在外国律师事务所打工的中国人，也在国人面前异常傲慢充满优越感，不服气！这种被侮辱和蔑视的感觉，对年轻人有一种特殊的刺激，并在心底激起一股创业和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冲动，就是这么简单。”
我曾看到过一个报道，说加拿大研究人员曾对20世纪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担任过班长的四百多人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两个现象：其一，在被调查者中7％的人后来被列入名人录。相比之下，普通同学中被列入名人录的比例仅为二百分之一；其二，那些班长的平均寿命比普通同学的平均寿命要短年。
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班长容易成功和容易短寿的原因都非偶然，因为当班长的人通常都争强好胜。争强好胜者通常雄心勃勃、勇于取胜，敢于冒险，所以容易取得成功。当然，这类人为了实现抱负，不仅仅是敢于冒险，而且还敢于“玩命”，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睡不好觉，也不锻炼，所以健康状况不那么理想。
但是假如有这样一个选择：如果将你的一生命运由默默无闻变得大放异彩，你是否愿意牺牲年的生命？
我想这个问题很少有人会回答：不愿意。
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对争强好胜的观念误解。
在我们这个“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国度里，“争强好胜”是个贬义词。传统的观念认为：“满招损，谦受益”，“沉默是金，祸从口出”，甚至干脆表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谁要是“争强好胜”，就等于沾上了“爱出风头”、“爱表现自己”、“人际关系不好”的恶名，还可能落个“枪打出头鸟”的结局。
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争强好胜”究竟何罪之有？难道“争弱好败”就好？其实，争强好胜与是否正确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一个谦让的人，不一定内心不争强好胜；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做的未必不是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不“争强好胜”，我们为什么要在社会中提倡竞争？为什么我们要热烈期望中国崛起？
学生不应该进行竞争？
我在担任大学客座教授时曾遇到过来进修的中学教师，他们曾告诉我：现在他们不再把学生的考试成绩排名次，然后寄给家长；也不再唯成绩是问，用学习成绩来评优提干，以避免学生在学习成绩上过于争强好胜，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质疑他们的教育方式？
我回答说：我觉得中西方的教育，都肯定不是不要争强好胜，也不是不鼓励竞争，因为从学校到专业再到个人，不可能没有竞争。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评价标准，将学生引向一个多元、开放的方向，而非零和竞争。譬如高考把德商、情商、兴趣、潜力等因素都排除，也不论学生将来是要成为一个政治人才、科学人才、管理人才，还是翻译人才、写作人才等等，都放在一个标准、一个成绩下“一考定终生”，这就明显不合情理。
自然界的生存规律天生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搜房网的总裁莫天全曾这样形容企业的争强好胜：“网络媒体只能做老大。做老大很舒服，做老二则很辛苦，至于老三恐怕很难生存。”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4章 富有胆略（8）
荷兰银行中国区主席邱致中在上海出生长大，“文革”时曾因家庭背景被划为“黑五类”，初中毕业后被下放到崇明岛农场劳动。六年的春夏秋冬，他除了拼命劳动就是读书学习，包括高中数理化全部课程都是自学完成，最终他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邱致中就把自己人生奋斗的原动力归结为争强好胜：“有时就是很简单：父母都是解放前后的大学生，自己怎么能甘心学业仅是小学五年级水平。于是，别人在农场聚集借酒消愁，我孤灯相伴与书交友。”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通常误解“争强好胜”，其实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庸”文化的传统，东方人崇尚无为和性格内敛：“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别人抢也抢不走；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自己抢也没有用”。二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习惯组织分配，习惯铁饭碗，不习惯冒险和竞争。也因此，我们过去的教育把团队的争强好胜当作集体主义加以赞美，而个人的争强好胜则当作个人主义至上加以批评。
学校需要提倡良性的竞争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欧美同学会副会长陈章良，是个很有开放意识的人。他在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时所建立的农大官方网站，被搜索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开放的农大欢迎你。”陈章良认为，人生的开放和多元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
“微软今天之成为第一位有它的伟大之处，盖茨所写的《未来的世界》里面充满着竞争。所以竞争与合作、在合作中求竞争、竞争中求合作，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同样，我想每一位同学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想，我怎么能比以前的我做得更好，我们需要一个良性的竞争。”
我们还需要明白的是，争强好胜并不等于忙碌和生活无规律化，也不等于恶性竞争，虽然它们经常被人联系在一起。
当然，我们需要提倡的是良性的争强好胜，而非劣性以及零和竞争。良性的争强好胜，有助于提升一个人的勇气和胆量，也使人主动开放，关注身边的人和事，而不是搞“内耗”竞争，努力奋斗就说你爱出风头和野心大，非把竞争变成我落后你也要落后不可。
3．不断求新的激情
“新观念”成就胡舒立与《财经》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是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中，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记者。她也是我们2005委员会的理事，胡舒立曾在2000年于《财经》杂志推出《基金黑幕》等力作，从而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地震。随后，胡舒立又发表了《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等力作，揭露中国股市的种种劣迹，促使有关部门痛下决心整肃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该杂志也一夜成名，胡舒立因此被冠以“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
胡舒立的成功，就在于她的开放，她有着新媒体应该独立的新观念，这使她敢冒险去报道一些黑幕，一扫国内传统媒体的旧风气。1993年，她曾随中国女记者代表团赴美国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FJ）的专业培训；1994年，她前往斯坦福大学读书；1995年，她获得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当她以一种国际财经记者必须首先对广大股民和投资者负责的信念来进行调查时，她不可能没有揭发中国股市弊端的勇气。
中国有句古话：“衣不如新，人不如旧”。
德国著名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在其作品《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中表示：“人才进行工作，而天才进行创造。”
在谈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