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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商号的国家镜像叙事（1）
文/蒙古狼赵卡
《大盛魁商号》一开篇发生在哈拉沁峡谷的突发灾难，邓九刚先生是把它作为一个国家命运的灾难寓言来讲述的：不可一世的庞大驼队在经验丰富的牛领房带领下步入死神的口袋，转眼之间“整个大山整个世界全部在那恐怖的轰鸣声中颤抖起来。尘土把整个峡谷淹没了。人、狗、驼、马的惨叫声在轰鸣中挣扎着，显得极其微弱、渺小、可怜。”与其说这是描写一个商队的瞬间覆灭，还不如说是对一个无可挽回倾覆命运的逝去帝国的追忆。
从小说的若干线索我们大致可以辨析出，《大盛魁商号》讲述的是清同治到光绪十年间，著名旅蒙商大盛魁商号所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商战故事，因邓九刚出色的结构技能，将一个民族商号的命运无可挽回地置于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语境中，实质上，以大盛魁商号为代表的民族商业其不可逆转的覆亡和它的国家一样，都是一种无奈累积的结果。
在邓九刚的大盛魁系小说中，《大盛魁商号》以其独一无二的对偶叙事彰显了小说的结构力量，在叙事张力上虽弱于邓九刚的另一部大盛魁系小说《驼道》，但更显丰实厚重。
通过一个不重要的人物古海为线索，串起了整个小说的结构，这个结构的视角基本是以对偶框架决定叙事效果的，是一种容纳在商号/国家的大对偶框架结构叙事，因小说中商号/国家互为镜像的关系，我称之为大盛魁商号的国家镜像叙事。
首当其冲的是商号和衙门的博弈。无疑，《大盛魁商号》中最出色的篇幅之一就是关于商号和衙门的对偶叙事了，其博弈的复杂和张弛隐喻了商号/国家的镜像关系。衙门作为一个官僚系统，我们看到在《大盛魁商号》中的运转本身就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戏剧性。大清帝国的衙门不同于卡夫卡小说的衙门，卡夫卡小说的衙门充斥了荒唐、昏庸、愚蠢、低效率和伪正义，而大清帝国的衙门却充满了中国式的狡诈和智慧，推委、贪婪、冷酷和必要的高效率。恰恰是面对这样一种衙门，在其他商号勉为其难的境况下大盛魁却能够如鱼得水，特别是对胡、张两任道台的性格揭示，十分具有布莱希特式剧场效果。小说不动声色地梳理了这样一种寄生强权和屈从金钱的逻辑：钱权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不合法的，但它却充满了合理性。这就是一个时代商号和衙门的博弈结果。
弱国强商的对偶叙事是整个小说隐藏的主线。《大盛魁商号》令人称道之处就在于它非常特别的展示了一个弱国强商的博弈叙事。大清帝国积贫积弱，却怪胎般地产生了像大盛魁商号这样的商业巨擘，在中国、蒙古、俄罗斯的跨国贸易中纵横捭阖，而大清帝国却为俄罗斯无足轻重的商人或居心不良的探险者赔款道歉，甚至有官吏为此丢掉乌纱帽。以至于归化二十八家通司商号领袖大盛魁都不得不铤而走险“暗房子”。大掌柜也是实出无奈，“同样是商人假如你是俄国人，在喀尔喀做生意就可以免税的优惠，并且官府也不敢欺负你；可是你是中国人就会被课以重税，随时还会遭到官府的欺辱，弄的不好就会把脑袋丢了。如今在大清的土地上做中国人难哪！”，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所以大掌柜的感慨“朝廷挺不住的，总有一天顶不住的”，与其说是预言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毋宁说是感叹自身这个商业巨无霸飘摇的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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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商号的国家镜像叙事（2）
大盛魁和俄商的对偶叙事可以说是一种非对称力量的角力。观察大盛魁和俄商的非对称力量的角力其实就是观察大清帝国和尼古拉俄帝国的角力，当然，那更是一场众所周知的非对称角力，大清帝国常以令人难堪和屈辱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印证了自己的软弱角色。那么，大盛魁等一干民族商业力量的地位和命运可想而知。小说几次借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之口表达了这样一种愤懑，也就是作者满怀的不无忧虑和一腔悲壮：“俄人是官商一体，是以整个国家在和你做生意，……不惜动以刀兵……。”当然，大盛魁也不是弱到任人随意宰割的地步，和俄商的小麦贸易就等于是一次淋漓尽致的大快朵颐，为积弱成疾的大清帝国在中俄商战中挽回了一丝可怜的面子。
掌柜和财东的对偶叙事从哪个方面说都更像是一种猫鼠游戏，其核心问题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财东们竭力想在大盛魁商号中挣得一席话语权，可惜，其众所周知的博弈结果肯定是代表财东一方的落败而告结束。在这个博弈叙事里，以大掌柜为代表的经理人老谋深算，发挥了中国传统的“道”与“术”，极尽诡诈，使以史姓财东为代表的财东力量以无可奈何的疲倦而宣告失败。但大掌柜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暗房子”事件几乎使大盛魁这个百年商号差点因此毁于一旦。所以说，大盛魁掌柜和财东的博弈没有真正的赢家。
归化和外埠的对偶叙事则是真正彰显了大盛魁无与伦比的商业智慧。无论是茶厂，还是草原深处，抑或俄罗斯，以大掌柜王廷相为代表的中国商人的确纵横捭阖，将中国式的商业智慧发挥到了极致。由于以大盛魁为代表的二十八家通司商号的叱咤风云，加上作者不无偏爱对归化城行云流水般的描述，归化在某些时候甚至具有了一种被信仰的力量。
《大盛魁商号》以一种罕有的却时见收敛的气势磅礴在当代中国可谓独树一帜，这得益于邓九刚先生从容不迫的叙述和信手拈来的史料穿插，以归化城为中心，将各种故事辐射到包括了乌里雅苏台、库仑、恰克图、山西祁县、喀尔喀草原等；以大盛魁归化城柜为中心，则涉及了广袤的草原、清纯的乡村、热闹的市井、腐败的衙门、遥远的戈壁和壮观的驼场；以大掌柜为中心，在人物上描写了学徒古海、总帐房郦先生、野心勃勃的祁掌柜、史家财东、沙王爷、胡张道台、将军、各色俄商等等不一而足。秩序井然而不显凌乱，可见作者叙事功力之深厚老辣。
《大盛魁商号》的商号国家镜像叙事在一种对偶框架内完成的一个时代的商业传奇，已经不是一般故事所能承担的了，颓势难以扭转，但悲歌慷慨，它更像是一种民族商业样本生存于草根发展于乱世的悲剧性史诗。就这一点，我敢说《大盛魁商号》在中国当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寓言文本。
2007年09月20日
“大盛魁”商号“股份制”的现实意义（1）
文/刘相铭
应老同学之邀，为其哥办的企业讲了一天课。感触颇深，这家企业流动性极大，而且跳槽层次涉及中高层，跳槽者不仅带走了核心技术，带走了经济情报，而且带走了人气。说到跳槽者，这位企业家不断发牢骚，由于和我的特殊关系，甚至脏话连篇。
我在讲课前要求老同学和其哥必须在现场，我讲了我提出的“共营”理念。不知道是否对这位企业会不会有启示，暂时不得而知，还需要我观察其进一步行动。
日后，总结时，使我不由得总把这家企业和王新民导演欲开拍的邓九刚先生著的《大盛魁商号》掺和起来琢磨。
《大盛魁商号》，我5年前读过，但没当回事。这一次，《大盛魁商号》欲开拍，王新民导演还要修什么“大盛魁影视城”，这是经济现象，也是商业行为，作为经济类报纸的编委，我应该关注。我欲对王新民与邓九刚，以及“大盛魁”现象进行一次深度采访与反思，特别是“大盛魁”现象的现实意义。
故重读了《大盛魁商号》，也许是研究的方向问题，也许是年龄问题，也许是《大盛魁商号》本身的问题，我不关心什么政治因素，也不关心什么腐败现象，更不关心个中活寡妇与私生子的故事，我只对其中的“股份制”结构感兴趣。
“大盛魁”商号“股份制”是一种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应该成为中华企业汲取营养的典范。我认为，大导演王新民应该重视这一点。
“大盛魁”商号“股份制”是一种动态性的股份制，随着学徒及员工的位置提升，“身股子”便会有所提升。之所以，“大盛魁”商号的门槛高，制度严，熬了十年才熬到“哈喇庄”掌柜的墨先生，因为和美人桥的***有了纠缠，因为上嫖被柜上发现，便被迫上吊。这些事，后来成为大掌柜的古海看在眼里，铭记心头，甚感凄凉，为何依然会留下来继续苦熬呢？说白了，不就是为了赚点“身股子”，出人头地吗？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清楚，他们都在为自己干，而且干得越实在越塌实，越有希望。
但“大盛魁”商号的“身股子”不是谁想赚就能赚的，看看每一次选徒弟的精细，看看每一次出徒的标准，那是什么，是人力资源体系，是最最完善的人力资源体系。有大师们归纳，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的确，看看，我们中华老字号“大盛魁”，用人有标准，重用有标准，不用有标准，赚“身股子”更有标准。可见，“大盛魁”应算一流企业。
现代企业，人是最核心的东西，离开了人什么都别谈，我这里的人指人才，德才兼备的人才。蒙牛有标准：无德无才者一概不用，有德无才者可以利用，有德有才者应以重用。蒙牛发展神速，就因事事有标准，件件有落实。
我观察到，“大盛魁”商号中，邓九刚先生许多笔墨放在了学徒如何一步步成为掌柜这个环节上，我看是有用意的。其实，一个企业最重要的企业行为不是决策，而是执行与细节。而执行与细节是在“掌柜”，即中层领导亲自指挥下来完成的。如果高层领导在这方面头脑不清醒，用错了人，其中只要有一位中层领导打哈哈，搞玄虚，任你决策再好再高明，那么其他中层领导要不就会进退两难，要不就会同流合污。其实每个人都有其可用之处，喜欢务虚的就安排在务虚的部门，喜欢务实的就安排在务实的部门。
“大盛魁”商号“股份制”的现实意义（2）
另外，很多企业老板有一个严重误区，只对高层爱护有加，认为左膀右臂最重要，而对中层领导不重视，发自内心不尊重，用利用的心态对付着“使唤”，结果是互不信任，执行力不够，或干脆没有执行力。
而实践证明，一些优秀的人才，绝不是挖来的，也不是用嘴吹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有一位企业家说过，只要你放手让下属干，充分信任他，他绝对会干出比你想象中更为理想或更有创造性的活计。工业家安德鲁。卡耐基为自己选择的墓志铭就是：这里长眠着一位知道如何让别人做得比他自己更好的人。
信任是前提，但不是驱动力。一切工作的原动力是外在的驱动力，而非热情，热情是暂时的，如果不加温，迟早是会凉的。驱动力是什么？无非就是依靠价值诱因体现出来的主动性与能动性，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其实，对员工的提拔就是对其精神价值的认可，对员工的奖励或给一定的“身股子”就是对其物质价值的认可。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些企业家放着自己家里成熟起来的员工不提拔，老看着人家企业的人才眼馋。其实，把人家企业的人才挖过来，自己不会用，也会变成庸才的。
联想集团的柳传志老先生，就是一惜才用才的高境界的人，自己要退居二线，发现自己的两个弟子各有千秋，都舍不得伤害。便策划着让两位各做一件事，一个做好国内市场，一个开拓国际市场，有许多人认为柳传志之所以并购IBM就是为让两弟子都有作为，而且不抬杠。
扯远啦！回到“大盛魁”商号的“身股子”，我觉得其内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和成果，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无论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还是从财务创新上，还是从“股份制”的结构上。
因为一切企业和政府一样，独裁与封闭只有死路一条，共营才能共赢。
再现中俄草原茶路：《大盛魁商号》的创作背后
一只云雀从草丛突然飞起，邓九刚座下的马惊跳起来，继而漫无方向地狂奔。他两耳生风，竭力控马，勒缰的手心滋出汗来。1985年，邓九刚在内蒙古达尔罕草原对心目中的“茶叶之路”进行实地考察时，惊马险些蹿出国界，闹出边界纠纷。半晌，马消停了。草海潮动，他在高天流云下立马踟蹰，嘟囔自语：“莫非那茶路就在脚下？”
“早年那〃后草地〃是有一条路的。”儿时的邓九刚听老辈人这么说。
从呼和浩特向北，越过大青山，就是一片广袤丰饶的草原。当地人称“后草地”。也就是中原人所说的蒙古草原。
“什么路？通到哪里？”
“运茶的路嘛。通×××，×××××……”接下来的地名是一串含糊的音节。后来邓九刚知道，那些模糊的音节是“恰克图”、“伊尔库斯克”等。这些都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城镇。
作家邓九刚上世纪80年代写小说《大盛魁商号》时，前后采访过100多位从茶路上退下来的商人、驼夫。茶路的传说让邓九刚着迷。好奇，就刨根问底。从被烟草熏黄胡须的口中，老辈们娓娓道出神奇的心底世界——后草地深处那条茶路活跃生动的存在。
邓九刚不能自持，丢开手头的小说创作，开始求证“茶叶之路”这一概念。
接下来的故事使邓九刚颇费周章。他闷在图书馆三四年查找历史文献。其中俄文资料很多，有学术专著也有旅行日记、游记等等，俄国学者、作家、旅行家、当事人，都留有记载。邓九刚不得不请人翻译。查阅大量资料让他如获至宝。那是“小猪跌进了菜窖的感觉！”他看到了——口岸，300年前的中俄贸易口岸。
另一次实地考察中，邓九刚的车在内蒙古杜尔伯特草原陷进一个干涸的河床。正无奈时，风吹云至，暴雨滂沱。几个过路的民工冒雨赶来帮助推车。车歪斜地刚爬出河沿，身后洪水追到，汹涌奔腾漫过河床。
为寻访茶路，邓九刚多次骑马乘车考察蒙古草原，倾听历史的回声。
根据资料中物流的方向，邓九刚可以描述穿过后草地的那条中俄草原茶路的基本路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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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
在创作长篇小说《大盛魁》的过程中，邓九刚三次登门采访一位慕姓老人被拒绝。老人90高龄，行走驼路40多年，生性傲岸，气度高拔。邓第四次上门，老人已驾鹤西归。1981年，邓九刚在呼和浩特郊区挂着俄国壁毯的小泥屋访问时年85高龄的阎万山，小院里飘着散不尽的骆驼腥臊。阎万山14岁走上茶路，言谈多操蒙语，兴奋时杂以俄语。每次都断然拒绝邓送来的烟酒，且不大看得起未经风雨的当代人：“没到过库伦，那叫没出过家门儿！”在邓九刚采访的100多名茶路老人身上，个个透出这种伟岸自信、豪迈坚韧的气概。经他考证，各行业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驼夫总数大概在30万~50万之间。
其中归化的大盛魁商号是商业集团的代表，也是3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它的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其分支机构包括钱庄、票号、茶叶加工厂、粮油加工厂、制药厂、酒厂、驼场、马庄、羊庄等，遍及归化、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张家口、营口、锦州、包头……兴盛时拥有员工8000之众。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大盛魁高峰时，动用资金数亿两白银，间接带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