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也没停嘴地把那些小食品逐样进行了品尝。
到了县城，不知道什么原因，直达黑龙潭的小巴我们一辆也没看见。没办法，我们最终只有奢侈地乘坐“面的”去往目的地。
我在一堆热情的司机中相中了一个长着鹰钩鼻子的年轻人，原因是他比同行们的要价低了一半：别人都要40块钱，而他保证20块钱就拉我们。
沿着崎岖的公路行驶了半个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了黑龙潭公园的大门口。没承想，就当我和小文准备一跃下车，正式开始游山玩水的时候，居然听到那个司机又把要价变回到40块钱，而且丫还特别诚恳地对我说：“我刚才是说一个人20块钱，兄弟，要不这点儿钱都不够我加油的。”
操，这不明摆着是讹人吗？我们自然不甘心轻易就范。可是，经过十来分钟的争执，“鹰钩鼻子”还是如愿以偿地拿到了40块钱，撇下傻呵呵的我和小文，开着小面扬长而去。我们俩站在公园门口大眼瞪着小眼点了点身上余下的银子，发现除了买门票和回去的车钱外所剩无几，看来中午只能靠那点儿零食充饥了。
尽管还没开玩就被黑了一道，小文的情绪却显然没受到太大的影响，没过几分钟，她就准确无误地找到了野游的感觉，兴高采烈，对四周景色赞不绝口，一个劲儿地催我带着她沿着硌脚的石头路向最高处进发。
我们在途中走走停停，照了不少相片。其中有一张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走在前面，身后的小文突然叫了我一声，在我回头的瞬间抢拍下那张照片。相片洗出来后，我发现我的表情居然是一脸丢人的傻笑，更让我不满的是，我身边还有一个穿着土里土气的中年妇女正在贼眉鼠眼地向我观望。小文拿着照片笑个不停：“谢天，你是不是想跟她私奔呀？”
中午时分，我们爬到了山顶，这时小文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我们俩在潭边的大石头上坐下，开始了早已忍耐多时的野餐，内容是话梅、榆皮豆儿和软包装汽水儿。虽说不如面包香肠过瘾，那堆零食还是被早就饥肠辘辘的我和小文一古脑儿全都咽下了肚。
稍微消化了一下肚子里乱七八糟的各类食品，我们又四处乱窜，来到了挂着“游人止步”牌子的地方。这里人烟稀少，没人打扰，我让小文背靠着栏杆，给她拍了不少相片。小文在镜头前很自然地摆出一脸笑容，坚持了好几张脸上的表情都纹丝没变，一看便知训练有素。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句老话在我们返回的路上让我有了深切体会。小文的胆子小得让我意外，她下山的动作简直就像一个小脚儿老太太，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惟恐失足，弄得我简直有心想把她背下山去，但由于刚有过在河边的不良纪录，我一直忍着没敢吐露这个建议。
走出黑龙潭的大门，天色已经见黑，所幸我们还能赶上最后一班开往城里的长途汽车。车上，小文靠着我的肩膀甜甜地睡了一路，快到东直门的时候我才叫醒她。
我们俩下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一个小饭馆儿，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两碗担担面。我们简直都快饿晕了，我催了服务员足足有五回才等到那两碗香气四溢的面条儿。
94年的时候，我们花五块钱就填饱了肚子；现在呢，花十倍的价钱也未必能吃得合意。我们吃面的那家饭馆儿也早已经面目全非，由四川风味的馆子改成上海风味的，又改成潮州风味的，现在说不定早变成一家流氓夜总会了。也是，七年都过去了，变的东西总应该比不变的东西多得多，当然，也包括我本人。
所谓变化，这种时光流逝所带来的变化，我想，除了接受，并没有什么其他选择，虽然这些变化有时可能并不那么顺心如意。事实上，我也常私下琢磨，如果我能带着现在一些为数不多的能够称为“好”的变化回到从前，回到那些被我们称作“阳光少年马可·波罗”的岁月，也许我能给小文多带来一点儿欢乐吧。
但是，但是，我知道，这不值一提的“多”与“少”并不能影响到事情的本质，也不能改变它走向最终的结局。
5。从“食猴鹰”到“黑猫警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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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对同一件事儿的看法都不会一味雷同，有时候还可能会截然相反，比如，我一直觉得小文的眼睛挺好看，而郑雨就不这么想：
“谢天，你媳妇儿怎么长成那模样了？脸上跟挂了两肚脐眼儿似的。”
“去你妈的，我没说你丫脸上长两屁眼儿就不错了。”
“屁眼儿怎么了，就有姑娘喜欢我这屁眼儿……唉，谢天，你丫跟肖文‘黑猫’了吗？”
郑雨指的当然是著名的“黑猫警长四部曲”——这是我的一个叫文武的哥们儿发明创造的经典理论，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长盛不衰。
所谓“黑猫警长四部曲”，是文武对和姑娘们交往的一个精炼总结：他把和小妞儿们接吻叫做“食猴鹰”；摸乳房叫做“白鸽侦探”；摸下面叫做“白猫班长”；最后如果能和小妞儿顺利上床，那自然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荣获智勇双全“黑猫警长”的称号。
有必要说说文武。此人外形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但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说起话来笑料不断，并且总能第一个把自个儿逗乐，笑声豪爽，浑身肥肉也随之一起颤动，让你觉得不跟着他乐都不好意思。那时候，文武不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混，因为他对打牌几乎一窍不通，而且他又矮又胖的身形也限制了其在体育活动中有什么作为。尽管如此，文武仍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雕虫小技让我等自愧不如，比如：他能弹得一手好吉他，对电脑、钓鱼、下围棋也是深有心得，他甚至还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刘宝瑞说一段儿单口相声——“兵发云南”。
在我们大伙儿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谁泡上一个小妞儿两个月之内还不见任何动静，我是说连个嘴儿都没亲过，那一定会受到大家的一致奚落，连最不招姑娘们待见的潘迪都会说：“你丫怎么那么面啊？”
而要是谁能三下五除二地把一个姑娘带上床，那可就有了向大伙儿吹嘘的资本。比如王睿和他媳妇儿——我们班一个长相酷似大发面饼的女生——成功野合之后，就常常在嘴边挂着一句：“昨儿哥们儿又梅开了六度，这会儿腿还发软呢。”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我自己是怎么由人变成“黑猫”的吧——
“食猴鹰”是和小文认识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送给她的礼物。
那天，小文她们高二年级在学校里开一个中秋晚会，这正好为她晚回家提供了借口，因为我们早就约好，中秋节晚上一起去天坛赏月。
我放学后也回到本校去给晚会捧场，心猿意马地等着小文在半截儿退席。当我们俩偷偷溜出学校骑到天坛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
我们手拉手走进公园，在熟悉的小树林里坐下，仰头一看，饱满的月亮早就高悬空中。
“你看，谢天，月亮多好看啊。”
“中秋节的月亮还能寒碜？”
“那你说，明年咱们还能在一起看月亮吗？”
“当然了，以后每年咱们都在一块儿看。”我随口答道。当时我可没想到，此后的六年中，每个中秋节小文都是在我的陪伴下度过的。
夜晚的天气冰凉，我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给小文披上，她的小脸儿埋在我宽大的衣服里，仰望着深蓝的天空，煞是可爱。
我轻轻地把小文搂在怀中，抽了根儿烟，然后盯着她像月亮一样明亮的眼睛，低头吻向她的嘴唇，如我所料，这次她没有拒绝。
我们吻的很长，直到彼此都感到有些透不过气儿来。我在中间悄悄睁开了眼睛，看到小文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一脸陶醉。
“食猴鹰”让我和小文之间有了一个飞跃，我们的关系和一天天变得寒冷的天气恰好形成反比，越发热烈。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反正是秋天还没过完，我就成功升级到了“白鸽侦探”，第一次把手伸进了小文的上衣。
我得承认，当时我的感觉是兴奋中夹杂着一丝失望——虽然小文的胸膛是如此的细腻光滑，但单就体积这一点来说，却明显和我的期望有着一定差距。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要求十六岁的小文长着一对儿二十六岁的女人才有的乳房的想法无疑是有点儿急于求成。
随便提一下我和小文关于乳房大小的截然不同的看法：
不知是受了欧美毛片儿还是什么别的性教育的影响，我始终对女性的这一器官抱有超乎寻常的好感，至今不渝。我的看法是，在不超出正常范围的情况下，姑娘的胸脯儿应该越大越好，当然，我指的正常范围可能尺寸也稍微大了一些；然而小文对此问题观点怪异，她当时的胸部偶像居然是我们学校一个号称“平板车”的英语老师，小文生生觉得长着那样的胸脯儿才叫够派，简直让我无从理解。
几年后，我们俩一块儿在人艺的小剧场看了一出名叫“爱情蚂蚁”的话剧。关于剧情我倒是全然忘怀，惟独其中一个胖子评价女性乳房的一段儿顺口溜令我影响深刻：那个胖子坐在舞台中央，对着全场观众忘情地探讨为什么女人的乳房会引起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其实说来说去不就是两大团脂肪吗？听后我觉得大有感触，胖哥说的句句在理，但等改天到了床上，我又情不自禁地陷入对那两大团脂肪的迷恋之中，欲罢不能，无法自拔。
“白鸽侦探”当了没多久，我又再接再厉，客观地说，是有些恬不知耻地把手伸进了小文的裤子，就此达到了“白猫班长”的境界。这回的地点还是在天坛公园。瞧瞧，这个北京著名的名胜古迹简直快让我描绘成一个专门发生流氓行为的场所了。
一天放学后，我送小文回家，我们像往常一样去天坛的草坪上坐了一会儿。经过一番惯例的缠绵，我发现天色不觉间已经昏暗，暗得叫人想入非非。我看四下没人，便在小文连声的“不要”、“不好”之中义无反顾地把手伸进了她的牛仔裤，一阵探索。我怀中的小文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害怕，双眼紧闭，身子瑟瑟发抖。
离开公园前，小文去了一趟厕所，出来后她一把攥住了我的胳膊，掐得我生疼：“都怪你，我‘倒霉’了。”
再往下的一步可就有点儿难度了，我是说，对于小文这样一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儿来说，上床这件事儿意味着太多的东西，简单归纳，就是自我牺牲的成分远远大于寻求快乐，好奇或是刺激。虽然在我看来，这一步是我们之间的必然结果，但是在这件事儿上，我可不愿意勉强她。小文最终答应我也并不是由于我的软磨硬泡，我想，她是自己打定了主意。
当然，我可没说我那段儿时间里表现出了一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嘴脸，那得有多傻逼啊。事实上，我也曾若干次向小文提出了胡搞一下的要求，但仅仅是由于兴之所至，随口一提。说来丢人，当时我本身对此都没完全地做好心理准备，对于17岁的我，一个半大不小的毛孩子来说，和姑娘上床算是一个距离虽不遥远，但也不是触手可及的——用什么词儿合适呢？就算是——梦想吧。
在由“白猫”变成“黑猫”，由“班长”升为“警长”之间的几个月时间里，我还想再啰嗦啰嗦，提一些我和小文，和哥们儿们之间的琐事。这些事零七碎八，也没有多大意义，不说也罢。但我既然依赖着我的记忆叙述着这些陈年往事，而这些小事儿又偏偏在我的脑海里如此清晰，我还是选择一吐为快——
5。从“食猴鹰”到“黑猫警长”（下）
秋去冬来，天儿越来越凉，护城河边的树叶几乎全都掉光了，河面被寒冷的北风吹起层层波纹，往河边的石头上一坐，屁股顿时感觉一阵冰冷。这样的环境显然不再适合谈情说爱，于是我和小文便在中午转往离河边不远的田峥家里见面儿。
我经常在田峥他们胡同的小饭馆儿里花五块钱给小文买一份儿她喜欢吃的“尖椒土豆丝”，然后看着她兴高采烈地把这种廉价菜肴咽得一根儿不剩，意犹未尽。
期中考试的复习也是小文陪着我在田峥家完成的，那次我的数学居然考了一个131分，让我们俩都高兴了半天。但叫人沮丧的是，这是我在数学领域中最后的辉煌，此后，我的数学成绩再也没有突破过及格线。
周末我和小文也常能见面儿，因为她每周要到北新桥附近的一个中学去上英语奥校课。和我认识以后，小文就算从奥校提前毕业了，每次在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她都最终放弃了上课的打算，嘴里还不忘念叨一句：“下星期我一定去。”
每逢周末，我早上七点半准时到达方庄附近的“北京国际网球中心”去等小文。我是一个很守时的人，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一般不会迟到。那段儿日子里，我发现守时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我经常是在两耳通红，鼻涕横流，跺着快冻僵的双脚的状态下才迎来姗姗来迟的小文。
与河边一样，天坛这种露天场所大冬天也没法去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活动地点改在了各个电影院和录像厅。那段儿时间，我们可能看遍了每一部新上映的电影，但内容我是一概模糊不清——本来我就顾不上盯着银幕，还得忙着对小文动手动脚呢。
有一次，我实在不想再到电影院消磨时光了，于是就拉着小文坐108路公共汽车去北边的地坛公园“冬游”。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打动小文的：“咱们可不能老偏心眼儿去天坛不去地坛，要不地坛该不高兴了。”
买票进了公园大门，我们发现偌大的一个地坛根本就没有几个人影儿，倒像是专门为我们俩开放的。我在路边的商店里给小文买了一大堆棉花糖，我们一边吃一边在儿童游乐场玩滑梯，转椅和电平车，很是尽兴，一直玩到公园关门。
回去的车上，我借口说没吃够棉花糖，强行和小文接了一个很长的吻，正好这时一个不知趣的售票员走到我们跟前验票，弄得我们俩很没面子。
94年在日复一日的上学，与哥们儿们的胡闹和与小文的约会中走到了尽头，我们迎来了高中时代的最后一个新年。
不知道学校这次为什么如此大方，决定在12月31日包下中山公园的音乐堂开一个全校联欢会。在文武的撺掇下，我们报名参加了一个节目，我生平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有了在舞台上演唱的机会。
我和文武、姚望、潘迪、郑雨凑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临时乐队。文武和潘迪担任吉他手，其中文武功力深厚，是理所当然的主音吉他，而潘迪也就是能凑合着瞎拨拉两下。剩下的三个人里，我和郑雨担任主唱，姚望负责拿着一个三角铁打节奏。
我们选择的曲目是BEYOND乐队的“为了你为了我”。
BEYOND是我们大伙儿都很喜欢的一个乐队，主唱黄家驹那年夏天大头朝下栽下舞台，意外地离开了人世，令人惋惜。此后，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乐队差不多就算废了。
新年前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天天放学后去文武家进行排练，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惟恐在联欢会上出丑。
BEYOND的歌我们基本上每首都会唱，因此练起来也没什么难度。一个星期下来，我们已经把那首“为了你为了我”练得滚瓜烂熟，倒唱如流。
最后一次排练时，我们把自己的声音录了下来，放出来一听，效果十分理想。姚望拿着这段儿录音在电话里放给他初中时相好的一个小妞儿听，电话那边居然都不相信这是我们自己的作品，把我们美了个乱七八糟。
正式登台的那天，我们很早就来到了中山音乐堂，几个人踩着舞台上的木地板走来走去，躁动不安。我走到麦克风前，对着话筒吹了一口气，没想到舞台下立刻冒出一个脑袋冲我大喊大叫：“干吗呢，一边待着去！”——原来底下有个人正在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