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 第1部分

父亲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他已经死了，这个事实真实得虚幻。　
　　那天从山上送葬回到土坯小屋，就失去了悲痛的感觉。我极度疲倦又极度清醒，无法入睡，想把父亲留下的东西清理一下。我把搁在横梁上的那口软牛皮箱取了下来，打开箱子我闻到一种陈旧的气息，这是藏在隐秘的时间深处的气息。我在平整箱底时忽然感到了中间有一块稍稍凸了出来，我小心地把手伸进去，慢慢地掏了出来，凑到灯下一看，是本很薄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　　书的封面已经变成褐黄色，上海北新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出版，算算已经三十八年了。我轻轻地把书翻开，第一页是孔子像，左下角竖着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铅笔字，是父亲的笔迹。翻过来是一段介绍孔子生平的短文。然后是孟子像，八个字是“舍身取义，信善性善”；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杜甫，“耿耿星河，天下千秋”；苏东坡，“君子之风，流泽万古”……一共十二人。我准备把书合上的时候，发现最后一页还夹着一张纸，抽出来是一个年轻的现代人的肖像，眉头微蹙，目光平和，嘴唇紧闭。有一行签名，已经很模糊了，我仔细辨认看了出来：池永昶自画像，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下面是一横排钢笔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父亲的像啊，二十年了！　
　　十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个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岁。十年来，他就在这一带行医，活人无数。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　
　　当时我正打算进山去采草药，刚走出村，就听见有人喊：“大为崽呀，池爹摔倒了！”我甩下竹篓就往回跑，到家门时看见父亲躺在地上，村民们都围着他不知所措。我跑过去掐着他的人中，没有反应，就哭了起来。医生说父亲死于脑溢血，可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他有这种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经凉了。我在父亲全身上下摸着，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处温热的地方，又把衣服掀开来，脸贴在胸前细听，凉意传了过来，越来越明显，最后我绝望了。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说：“这里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到乡邮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我给你爹了，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　
　　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口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为崽回来再拆。”可还是忍不住拆了，看了后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说着一头栽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为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朱道夫大感意外，何况，公布的罪状与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这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下了，请他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一个人做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文革”来了，父亲下放到了这深山中的小村，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配方。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　
　　高考恢复了。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录取通知书来了，父亲却去了。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坟地，在父亲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阳光带着一丝暖意照在我身上，风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头发。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气息还没有散去。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　
　　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对父亲的一生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我为父亲感到委屈，那么好的一个人，又那么有才华，却那么凄凉地过了一生。做个好人，父亲他值得吗？还有那些为了纯粹心灵的理由而坚守的先贤们，他们在空旷寂寞苍凉广阔的历史瞬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四顾无援。我们只有到先贤们生命的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才能感觉到不朽的灵魂在虚无之中盈盈飞动，留下一道优美飘逸的弧线。　
　　在那些岁月里我心中充满了放眼天下的激情，我在内心把那些将物质的享受和占有当作人生最高目标的人称为“猪人”，在精神上与他们划出了明确的界限，并因此感到了心灵上的优越。　
　　在大学四年级的那一年，八一年，一个春天的夜晚，我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活动室的黑白电视正在放足球比赛，人声鼎沸。我平时很少看球，这天被那种情绪感染了，也搬了凳子站在后面看。那是中国与沙特队的比赛，中国队在二比Ｏ落后的情况下，竟以三比二反败为胜。比赛一结束，大家都激动得要发疯。宿舍外有人在呐喊，大家一窝蜂就拥上去了。有人在黑暗中站在凳子上演讲，又有人把扫帚点燃了举起来当作火把。这时，楼上吹起了小号，无数的人跟着小号唱了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火光照着人们的脸，人人的脸上都闪着泪花，接着同学们手挽着手，八个人一排，自发地组成了游行队伍。我心中充满了神圣的感情，我忽然想起了文天祥，还有谭嗣同，那一瞬间我入骨入髓地理解了他们。挽着我左手的一个女同学痛哭失声，是班上的许小曼。　
　　那次游行后有一天我在*场边碰到许小曼，我点点头与她擦身而过。走过去她在后面叫：“池大为。”我乖乖地站住了，转过身去。她站着不动，也不做声，笑着。我怔了一会说：“有什么事吗，许小曼？”她说：“谁规定了有事情才能叫你？”我站在那里很不自在说：“那，那……”话没说完，她头那么轻轻一点，似乎是叫我过去。我怕自己领会错了，仍站着。她手抬起来，食指轻轻勾了一下，我像接到了命令，挪步走了过去。她说：“前天药理分析我缺课了，要抄你的笔记，拿来。”我从书包里把笔记本拿出来。她接过去，也不说什么，仍望着我，笑着。我心中发慌说：“还要什么，许小曼？”她仍然望着我，说：“不要什么。”我躲着她的眼光，盯着她的脚。她轻轻一笑说：“池大为。”我猛地抬头说：“什么事，许小曼？”她抿嘴一笑说：“没什么事。”我站着不动，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抬手用衣袖擦了一下。她哧地一笑，手很优雅地一扬说：“没什么事，你去吧。”　
过几天上课时，她当着同学的面把笔记本还给我，旁边的男同学都感到惊奇，直对我挤眼睛。我看看笔记本的封皮已经包好，里面破损的地方也都用透明胶带粘上了。我心中大为感动，却不敢往深处想。有天晚上我去教室自习，刚坐下许小曼就进来了，凑到我跟前说：“池大为你也在这里啊。”她坐在我后面几排。看着书我总觉得后脑勺麻酥酥的，几次想扭头看看，都忍住了。书看得越来越含糊，心神都转到了后面那个人身上。一会许小曼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不幸我说得语无伦次含糊不清。她走了我十分遗憾，几年才等到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反而丢脸了。她会不会在心中小看了我？我真希望她再给我一次机会。正想着她又过来了，这一次我讲得有条有理。她头发中散发出一种奇异的芬香，我忍不住装着要讲得更详细些，把头靠近了用力地吸了几下。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神不定，那种淡淡的芬香总是在我身边缭绕。　
　　这天在图书馆与许小曼迎面相逢，她把我叫住说：“池大为，你最近怎么老躲着我？”这话没头没脑大有意味，可我还是不敢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给予准确的解释。我跟她说话，眼睛不住地往两边瞟，怕同学看见。她说：“池大为你的眼睛怎么老是鬼鬼祟祟的？明天晚上，老地方见。”不等我回答就去了。　
　　平民的高贵　
　　第二天我在那间教室等了很久，许小曼也没来。我心痒难熬，跑到楼下去，又跑上来，上蹿下跳十几个来回，一直到打熄灯铃了，才最后泄了气。我心中又怨着她，你没意思我也不敢有什么妄想，偏要惹我，害我乱了方寸。在寝室听见汪贵发和伍巍在议论，许小曼因急伤风引起胃痉挛，在校医院住院，他们已经去看过了。我心中直跳，装着若无其事，出了门马上往医院跑，在一楼病房门口看见有几个男同学围在病床前，就退了出来。　
　　第二天上午我没去上课，一打铃就直奔校医院。许小曼很兴奋地说：“大为你怎么早不来看我？”我说：“反正你有人看。”她说：“我一直在等你。”我说：“昨晚上我来了，这里一直有人，就没进来。”她笑了说：“人家要来，我总不能叫他走，那是别人。”我们说着话，她眼睛里的那点东西似乎是很明确，又不明确，我不敢确定。说着她一只手从毯子下缓缓伸过来，似乎不经意地，触到了我搁在床边的那只手，停下。我没有动，她冰冷的手指摸索上来，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握了一下，又慢慢摸上去，我把她右手握住，攥紧，说：“你好。”我感动得直想哭，说：“是真的吗？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啊！”她说：“谁说不是真的？”把我的手握得更紧。我全部的感觉都集中到那只手上，感到手心一下又一下有着节奏均匀的微颤，像有一颗小小的心脏在那里跳动。　
　　这样我跟许小曼就明确了那点意思。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就这样发生了，我幸福地觉得世界是一个虚构。我不放心总是问她怎么会喜欢上了我，还有那么多优秀青年呢。她说：“他们太聪明了，看去那么浮着轻飘飘的。”我还不放心再问几次，她说：“喜欢就是喜欢吧，爱就是爱吧，为什么一定要问那么多为什么？”　
　　跟许小曼交往久了，我感到她被男孩子们惯坏了，她的愿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以讨论的绝对命令。开始我还是忍着，为了她别说忍这么一时，忍一辈子也是应该的。可日子久了也难免发生一些小冲突，她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眼泪直流。这时候我就要把男性的倔犟强压下去，赔着笑作出深刻检讨。我能够忍受她的任性，可是任性后面的那点意味，那点居高临下和恩赐的意味，却是我绝对接受不了的。她的目标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上等人，有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情感方式。我知道这是不可能，正如我也没有力量把平民意识灌输到她大脑中去。　
应该让许小曼知道真实的我，我池大为虽然穷，虽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　
　　渐渐地我对许小曼的感觉有些变了，我相信她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我必须悬崖勒马。我决心对许小曼的任性进行抵抗。如果连我都认为自己是欠了她的而放弃了自我立场，那以后还有个完？这天她要我陪她去人艺看话剧《明月初照人》，我说要做实验，已经安排好了。她再三要求我都没有松口，这使她大感意外，争执之间她说：“你今天不去就是对我没有心，那有什么意思？”我还赔了笑脸解释，她打断说：“到底去不去？一二三。”我咬了牙说：“不去。”她说：“你好好想一想，仔细想一想。”我不假思索地说：“想好了。”她说：“你爱我还是没有爱到骨头里面去。”扭头就走。事后我希望她来找我。她没有来。我犹豫着是不是该去找她，向她认错。可这么一认错，我一辈子就错到底了。在极度的痛苦中，在那么多辗转反侧之夜，我意识到许小曼并不是属于我的，也许她现在也从浪漫而伟大的牺牲激情中醒悟过来了。毕竟，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异质的血。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毕业后许小曼去了卫生部，我把铺盖一卷搬到研究生楼，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那三年我在研读古代医典的同时，把很多文化名人的书也找来看了。在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从屈原到曹雪芹，没有几个不是命运凄凉一生潦倒的。我特别把那本素描上的人的生平都找来看了，真的为他们感到委屈。好多夜里我把那本素描重新翻开，在久久的凝视中理解了那些人物，也理解了父亲把心灵的原则当作绝对命令，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　
　　三年间许小曼来过一次，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她反复对我说一定要写入党申请书，我就写了，很顺利地入了党。一天系里的人事干事找了我去，问我愿不愿留校？我说愿意，半个月后，消息传出来，留下来的是我的一个同学。我感到委屈，可跟谁去说，又怎么说？我的导师问我愿不愿去药检局，我说：“我回省里去。”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心中感到郁闷，就到街上走一走，最后看一看北京。数日来的彻夜静思，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所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就这么入了局　
　　在那个炎热的上午我走进了省卫生厅大院。我准备去厅办公室报到，然后把关系转到中医研究院去。　
　　办公室只有一个年轻人，埋头写着什么。我咳了一声，他抬头扫我一眼，又埋下头去。我只好开口说：“同志，同志，我来报到的。”他眼皮慢悠悠向上翻一翻，头也不抬地说：“有话就说。”我把派遣证摊在桌上，他斜了眼一瞥，似笑非笑地一笑，不理我。我退到沙发上，拿起一张报纸来浏览，好半天他并没有理我的意思，我只好再过去，吸口气缓声说：“同志，我是北京分来的，去中医研究院，已经同意接收了。”他模仿着我的声调说：“同志，你没有看见我在给马厅长写材料？马厅长的事重要呢，还是你的事重要？”我心里堵着，抓起派遣证就走。冲到门口回头问：“同志，你什么时候有空打发我？”他品一口茶，很有表情地吞下去，才咂着嘴唇慢悠悠说：“下午，ＯＫ？”　
　　我下午再去时，那年轻人等久了似的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好像有人按下了迫击炮的机关，趋步到门口来迎着我，做了个伸手要握的动作。我还没反应过来，手垂着没动。等我明白了时，他的手已经缩回去了，又再一次伸过来，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摇了摇。他把我让到沙发上，把落地电扇对着我吹，再倒杯冷水放在茶几上，说：“丁小槐，这就认识了，是吗？”　
　丁小槐跟我说话，说来说去就说到了